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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深明大义的母亲，是郑道访的福气；可是，他最爱的妻子和儿子，却是与母亲截然相反的另一类角色。
一九九四年九月，郑道访刚刚到成都走马上任，第一个给他送“财喜”的不是别人，却正是厅长刘中山的公子刘川，对于这样一位身份特殊的来访者，郑道访自然会客气地接待。刘川寒暄几句后，直奔主题，请求郑叔叔帮助某某公司在广邻路D段工程中中标。郑道访明白刘川是利用老子的地位在中间为自己谋私利，虽然心里有些不痛快，但考虑到初来乍到，又是个副职，不便因刘川的关系而影响和刘中山的关系，便勉强应承了下来。
谁料这件事办成之后，没过几天，刘川把十万元所谓的中介费交给郑道访的儿子郑勤，让他转交其父，并代他感谢郑叔叔的帮忙。
这是郑道访走上领导岗位后的第一次大额受贿。面对如此轻易得到的这笔巨款，他的心动了，虽然表面上他装模作样的评批了郑勤几句，叫他以后不要再收别人的钱物，却并没有叫儿子将这笔钱退还刘川。
贪婪的心灵之门一旦打开，便再也难以关闭。自那以后，郑勤便经常会收到别人赠送的巨额金钱，
1996年，某工程处处长为了在隆纳路、成雅路工程中中标，一天晚上揣着一个装有两千元钱的信封来到郑家。郑道访不在，高家兰接待了他，当这位处长拿出两千元现金请高家兰转交郑厅长时，高家兰鼻孔一哼，斥责对方简直是不懂规矩，让这位处长碰了一鼻子灰，高家兰并别有用意地将儿子郑勤的电话号码告诉对方，叫他今后别老往家里跑，有事找郑勤，比找郑厅长还管用。处长感谢“高人”指点，第二天便找到了郑勤，郑勤直言不讳地给他开出了价码，告诉他如今通常的规矩都是承包方必须拿出预算的百分之三至五来作为中介费，少了这个数，事情便不好办。在郑勤的“开导”下，处长答应了郑公子提出的条件，结果如愿以偿。当然，这位处长也忍痛给郑勤送上了三十五万元的好处费。
一九九八年，某局为使本单位在达渝路中中标，找到郑勤。酒酣耳热后，局长助理试探着问郑勤：“这次投标，两次议标我们都排在第一，可能中标没有问题吧？”
郑勤笑道：“议标的前三名都可以中，不是你们认为合理就会中，而是要省交通厅认为合理的才会中。”言下之意，他父亲认为合理的才合理。
本来中标是情理之中的事，经郑勤一说，对方没把握了，“吓”出了一百三十五万元（至案发前已交给郑勤八十五万元）。
而高家兰的贪婪，比起其子毫不逊色。这个出生于重庆市中区一个小市民家庭的女人，打着丈夫的招牌日进斗金不说，她还鼓动郑道访利用职权，为其妹、其侄分包工程，专门为高速路推销建筑材料，仅从暴富的妹妹妹夫手中，她便拿到了一百三十五万元好处费。
金钱，像滚滚洪水一样向他们涌来，上任之初还有所顾忌的郑道访，目睹耳闻高速公路建设中四处充斥着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也开始明目张胆地收钱了。一九九八年五月，四川某公司为感谢郑道访在九寨环线牛角垭隧道和广邻路老山梁子隧道招投标中给予的“帮助”，主动拿出九十万元人民币送给郑道访，郑看了一下那口精致的大皮箱，嫌“体积太大”，要对方兑换成美元再给他，公司只得兑换了十万元美元再派人送去，郑道访也就欣然笑纳了。
从此以后，郑道访敛财日甚一日。据案发后他自己交代，1995年，他受贿人民币20万元，1996年29万元，1997年150万元，1998年160万元、美金10万元，1999年286万元，2000年1至4月163万元。而他最后一次受贿是2000年4月13日，数额为10万元。五天后，郑被实行“两规”。
2000年9月12日，郑道访因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数罪并罚，一审判处死刑。法院认定，郑道访受贿人民币六百二十一万元、美元十万元，尚有人民币四百八十余万元、港币四万五千万元来源不明，创下了建国以来四川同类案件中涉案金额之最。
从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享受国家级津贴的专家型领导干部，到万人唾骂的“蜀中第一贪”，这就是郑道访以自己的行为写就的反差极大的人生。
老江回忆道：“2000年4月18日一早，郑道访刚上班就被请到省纪委谈话。与此同时，省检察院批准对郑道访、其子郑勤、其妻高家兰涉嫌受贿案立案侦查。中午一时许，我带领八名办案人员和两名法警，依法对郑的住宅、办公室进行了搜查。搜查发现：在郑氏夫妇卧室的梳妆台上、抽屉中、公文包里，甚至挂在衣架上的衣服口袋里，处处装有大量现金。从梳妆台搜出一个信封，竟装着早被虫蛀的十万元钞票！一黑色小包中的10万元现金郑道访还未来得及打开。办案人员还发现，在厕所的垃圾筐中，有撕碎的存款利息清单，后又在逍遥椅的皮套内搜出存额高达一百余万元的存单！据介绍，当时从郑家搜出的现金、存单及有价证券、股票、房产证等投资凭据达数百万元，手表、手机、摄像机、金银首饰、名贵皮大衣以及其他收受物品整整捆了四十多包，装了满满一汽车。”
老江还谈到了一个细节：
就在办案人员紧张搜查郑道访住宅时，其子郑勤恰好赶来父母家，发现情况异常，没有敲门就匆匆离去。我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派了几名办案人员火速赶到郑勤家，发现郑勤正同他的妻子、保姆在收拾行李。
办案人员质问他：“你准备干什么？”
郑勤惊慌失措地说：“孩子生病了，要送他去重庆治疗。”
办案人员立即将他带到省检察院。
二十一日，办案人员在双流棠湖小区，起获了郑勤藏匿在其朋友处的一辆价值120万元的奔驰新款280轿车，这辆车的附件柜和后备箱里藏了一百二十多万元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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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江还谈到，同是郑氏家庭成员，却也并非一窝黑，郑道访的大儿子郑某，原先因案侦工作需要被刑事拘留，但专案组在调查中发现，郑某不仅与父亲、母亲、弟弟的犯罪行为无直接关联，有时还与他们作过斗争，曾拒绝使用父母用钱给他买的房子。鉴于他与“郑案”无任何牵连，检察机关很快对他解除了刑拘。
有一个情况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重视，郑道访落网后，交代的行贿者中有一个名叫刘川的人，而此人正是郑道访的顶头上司、省交通厅原厅长刘中山的公子，时任蜀道机械工程公司总经理。
其实，在郑道访交待之前，就有人举报了刘川有经济问题，且刘川以通过操纵高速公路工程等手段谋取暴利的行为同身为交通厅厅长的刘中山的纵容密切相关。
刘中山被圈入调查范围。
五月七日，专案组成立，决定先从刘川那里打开缺口。可是，与刘川数次谈话，他都一口揽下了所有的责任，声称他所做的事与其父无关。
真的无关？办案人员这时想起了这样一件事，郑道访被“双规”的次日（四月十九日），韩忠信检察长和省纪委副书记赵廷运前往省交通厅向厅党组通报情况。会上，时任厅党组书记、厅长的刘中山有这样一段发言：“郑的问题，在民主生活会上、‘三讲’中都严肃批评过。我作为一把手应该负主要领导责任。”“在省委领导下，在人民支持下，我们做了点工作，创了‘四好’班子，出了这样的事，我很痛心。”
难道刘中山真的是一个清官？专案组心头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排查线索时，办案人员发现董事长为刘中山的四川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简称川高公司），在资金投放和资本运作上有很多暗箱操作。调查中，川高公司总经理向南阳承认自己有受贿行为，其中有10万元是在川高公司收购北海招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海招商）过程中，从一个名叫王进的人手中得到的。
王进是何许人？北海招商公司董事长。此人一浮出水面，刘中山“亮相”也就为时不远了。
就在办案组调查取证工作紧张进行的同时，5月21日晚，在夜幕掩护下，如惊弓之鸟的王进、刘中山，以及北海招商、川高公司的法律顾问刘西荣躲进了成都棕北小区一茶馆内密谋订下了攻守同盟。
第二天，检察机关与王进正面接触，王口头表示愿意配合，但一直回避与刘中山的关系，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从王进行贿款的来源着手，专案组先牵出王进手中掌握的九千多万元总经理奖励基金，接着牵出王进将此款拿到二级市场炒作自己所在公司股票的严重违规违法行为。
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在与办案人员几度交锋后败下阵来的王进最终吐出了与刘中山、刘西荣共同贪污一千万元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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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刘中山被“双规”。当天晚上，从北京返蓉的刘西荣刚下飞机舷梯就被早已等待在此的检察官“接”走。
职称为高级工程师的刘中山，在面对专案人员时还喋喋不休地大谈自己为四川交通建设呕心沥血的事。至于是否有经济问题，他的回答很坚决，“绝对没有。”五月二十九日晚，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沈国俊同志找刘中山谈话，希望他珍惜机会，如实讲清自己的问题。这次谈话击碎了刘中山的幻想。刘中山终于承认了那一千万的来由。六月八日，刘中山案移交省检察院后，刘向检方交待了与王进、刘西荣贪污的全部事实和接受贿赂的事实。
就在郑道访、刘中山初尝法律威严的同时，办案人员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重。由于此案涉嫌犯罪的是省级机关厅级领导干部，且数额巨大，行贿人员众多，调查取证极为困难。尽管初查期间采取封闭式办案，办案人员的家属都不知他们“出差”去了何处，但消息仍不胫而走。打探情况的、说情的，甚至威胁电话也打到了省院领导的办公室和家里。连检察长韩中信某一天在上班的途中也差一点出了蹊跷的“车祸”。
省委周永康书记得知这一系列情况后，七月十七日，特意与秦玉琴、王景荣等省委领导同志到省检察院看望反贪一线的干警，周书记勉励检察官们：“我知道，你们办案遇到了很大的压力，不要怕，不要信这个邪 ，大家要相信正气一定会战胜邪气。你们的责任重于泰山，反腐败任重道远，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不辱使命。省委支持你们，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你们。”
老江还谈到了有关郑道访的不少细节，虽然他和郑道访是敌对的双方，但随着彼此之间高密度的接触，郑道访不仅交代了自己的受贿事实，还检举了他所知道的其他腐败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且，郑道访还深为老江的人格力量所折服，把他当成了可以吐露心中块垒的“朋友”。
作为“朋友”，老江在与笔者的谈话中也真的很为郑道访的堕落而感到惋惜。
老江娓娓言道：“郑道访是犯罪嫌疑人，我是专案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