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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动了,他一点抵触情绪也没有了,他做好了谈话的思想准备。他精神饱满地等着了。但办案人员说不行,他们还得请教专家,请示医生,并征求护理人员的意见。芝麻粒上刻字——抠得太细了!他们征求完意见,又跟医护人员反复推敲,设计好谈话中出现各种问题怎么应对。他们特别地有耐心。连他自己都没有耐心了。其实事情办到这种程度,真正科学的比重已经不是很大,更重要的是在看火候。火候正好的时候,才跟慕绥新谈。他们认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才最能接近谈话的大方向。只能说到这种程度,不会指望他第一次谈话,他就会说出什么问题的。
后来知道,慕绥新在第一次谈话之前,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在充分地被感动之后,特别感觉到了党组织的温暖,也感觉到了党组织的强大。党要专心办一件事情是没有办不成功的。他出任市长的时候,认为解决腐败问题很难,现在自己果然腐败了,那么就由组织给你解决吧。腐败没出现的时候,或者正在出现的时候,解决起来的确很难,腐败者一旦暴露,并且被列入目标,解决起来就不难了。
他是配合组织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保护好自己,闯过这一关呢?按照他一贯的坦诚和直来直去的性格,他应该竹筒倒豆子,把什么都说出来。但说出来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他就彻底完了。他很看重那个机会,他很难全盘接受“贪官”这个事实。
事后他总是再三再四地对人表明:“我本来想做一个好市长,如果有可能,我就做一个最好的市长。什么是最好的市长?就是他能使人民最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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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朝这个方向去做了,他想使沈阳人民骄傲起来,但是他在这样做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了一个贪官。从他事后那种刻骨铭心的悔恨,可以判断当时他是极力想给自己保留一线生机的,以便东山再起,大干一番。
他是这样说的:“短短几个月揭发出的事实,让我明白地看清了自己的面目,不是一个好市长,是一贪官,是党和人民都唾弃的贪官。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特别是辜负了我很心痛的沈阳市老百姓的信任,他们怀着单纯的、朴素的对党热爱的感情,满怀希望地说,遇到了我可能成为一个好市长,可能为他们办很多好的事情,但是半途而废,经济没有搞上去,城市没有搞上去,老百姓的很多愿望还没有实现,就揪出了我这样一个腐败分子,这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这个悲剧的主角还不想退出舞台,不想就此谢幕。几个月之前,他还从电视上看到了自己引进的雪佛莱汽车生产线建设安装好了,第一台雪佛莱汽车在鲜花、掌声和欢呼声中下线了。他本来应该在那个热烈的场面中去剪彩,但却成了旁观者。这时候他才无比珍惜地看到,过去当市长的日子是多么好,多么宝贵,可以干很多很多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去捞钱呢?最后,捞钱的代价将是失去了干事的权力,为了一堆废纸,为了一堆罪证,失去干事业的权力!
所以在失去之前,他是不想失去的。
非法起跑线
第一次谈话开始了。本来双方都筹划了这么长时间,慕绥新一方应该早就做好了防守的准备,任你怎么攻,我都有应对之策,稳如泰山,巍然不动。专案组这一方肯定也想好了进攻的招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但是战幕拉开恰恰相反,办案人员很程式化地交待了一些政策之外,几乎不再问什么话,不再说什么话了。
慕绥新却忍不住了。原来他的策略根本不是防守,而是进攻,以攻为守。这很符合他的性格,干什么事都是杀杀打打,冲在前边,绝对不会当肉头。但干别的事,这或许是个优点,作为一个被审查的人,这么干可是不明智的。言多语失,过于暴露,没什么好处。
他却这么干了。他觉得机会难得。专案组怎么会给他这么一个很大的空隙,让他自由发表言论,自由申辩?这真是太好了!
他说,我知道有人举报我,有些事情也可能说得很具体,要不中央纪委也不会对我立案侦查。但要分析举报我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都是马向东一伙的,完全是无中生有,疯狂报复。马向东案发之初,他的妻子章亚非找到我,让我承认他们赌博私分的那12万美元是政府发给他们的奖金。我当然不会给出这样的伪证。当时态度非常坚决。从此章亚非就采取“打慕保马”的策略,来挽救马向东,到处串联,给我写举报信。
说到这里,他已经很兴奋了。他常常能把自己的情绪很快地调动起来。他真的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问题——那时候他还没有把平时收人家的钱看成是多大问题,以为是人情往来,而且到底有多少,他也不知道,不掌握。直到办案人员向他通告,贾桂娥已经交待了受贿、非法所得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共1000多万元时,他才大吃一惊。
事后他说:“我都不知道我有多少钱。说老实话,我今天特别对您讲,就是最后我妻子把我交给她收藏的钱和财物交给组织的时候,我都大吃一惊,这么多钱!我当时估计能有个三十几万,几万美金,那已经不少了,但是没有想到700万!”
但当时他还不知道有这么多,所以说话很是理直气壮,他说:“我不是没有问题,我也有问题,马向东这样严重腐败的干部我没能及时发现,就是问题,是我用人失察。另外我的前妻贾桂娥和子女经商,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这是我管教不严,监督不够。在这些问题上,我应该负责任。其他的问题,我根本不存在。”
平时收了别人那么多钱,竟然认为可以忽略不计,不算问题,配偶子女经商赚了那么多钱,也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四个字:“管教不严,监督不够”。看他那激动认真的样子,不像是故意撒谎和抵赖。反贴门神不对脸。越是这样,越是可怕。这说明,他麻木了。对于这种麻木,他有一段反思,很能说明问题。
他说:“省委书记闻世震在三讲的后期找过我,让我三讲的时候也讲一讲,你夫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那是1999年,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没告诉他。还让我讲一讲女儿做生意的情况,就是办什么公司了,有没有违法的事。我回去和他们一商量,什么毛病也没有,说都非常好,也没有参加什么经济活动,也没有办什么公司,把公司兑掉了,当然公司这笔财产不能随便丢掉。”
看看,很马虎,根本没当回事。看来只让在会上讲一讲,是不能解决他的问题的,必须走到这最要命的一步,才能了断。
这就代价太大了,太可惜了。但不这样,他又真的不讲,平时给了多少次机会都不要,现在要机会了,却没有了。当然相对地来说,还应该说有机会,不过那是什么机会呢?轻点儿,重点儿而已。像他想要的那种机会,即再当市长干一番事业的机会是绝对没有了。
他这样说了一通,就等着看办案人员的反应。能认可他所说的吗?这已经很合乎逻辑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还让我说什么呢?
办案人员注视着他,觉得平时一向水平很高的慕绥新,现在水平可是太低了。看来他还要在“两规”的实践中很好地学习。这也是一个大学校。刚进来的人都这样,跟不上班。办案人员说,听你所谈的,你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不知你想过没有,如果没有问题,中央纪委能对你随便立案调查吗?如果只知道你有问题,而没有拿到这些问题的确凿证据,能对你随便立案调查吗?
提了两个问题,就不再说什么了,谈话就结束了。慕绥新心里空落落的,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了,是自己弄错了,自己把什么事情办坏了。从一开始的理直气壮,到现在的非常懊丧,落差太大了,他一点精神也打不起来了,他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了。他无力地摇了摇头,被人搀扶着退了下去。
这是一种很难受的状态。不上不下,不左不右。顶着磨盘踩高跷——难上加难。难道这一切都源于自己的那种防范心理和防范行为吗?
过去他从来没有防范过,直来直去,透明度很高。对上级他不会,也觉得没有必要去低眉折腰,他们要的是他的政绩,拿出政绩给上级看就行了,上级就高兴了,上级就比什么都高兴了。当然有的人兴趣不同,喜好各异,也许更希望你给他来点别的东西。但政绩总是硬邦邦的,放在那里是座山,你的腰杆子就能挺起来。
腰杆子挺得起来,对上级都不折腰,还对下级客气什么?“你他妈的”,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有感情的语言了。他喜欢他,信得过他,才使用这种最美好的语言跟他说话。
甚至在接受别人贿赂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防范。因为他根本不认为那是贿赂,那不是贿赂,那是人情,他不能不讲人情。他很慷慨而大方地收下了,双方都很满意,皆大欢喜。
现在要求把这些事情向中央纪委讲出来,他的思想弯子、感情弯子实在是转不过来。这是一种谁也不说,但又尽人皆知的事实。好像大家都是这样,都站在这样一条非常“操蛋”的起跑线上,连老百姓都认可了。贪就贪点吧,能给老百姓办事就行,就是好官。老百姓养活一头牛,是让它耕地的,养活一个干部,是让他干事的。他要偷吃点草料,就偷吃点草料吧,只要干事就行,只要能给老百姓带来些好处就行。最讨厌的是光偷吃草料,光搂钱,不干事,那老百姓意见就大了。他不属于后者,他属于也搂钱,也干事的那种,而且事情干得还不错。他虽然也是站在那条起跑线上,也跑了,但他用干事做了补偿。
没有办法,现在标准就是这么低。所以对慕绥新,没有多少人骂他。他还算站在那个不光彩的起跑线上,干事比较多的一个官。当然了,老百姓也不太关心最后他到底搂了多少,更不敢拿那么一个巨大的数字跟自己微薄的收入去相比。如果那样的话,痛恨慕绥新的目的固然达到了,但对自己的伤害也太大了。连慕绥新都知道这一点:“我非常地内疚,非常地对不起我的老百姓。我不希望他们再受到伤害。”
面对专案组,他必须把收钱的事牢牢隐瞒起来,这就是防范,防范就要虚假。他很不适应。平时他虽然也没有把收钱的事对别人说,但那是不值一提,心照不宣,并无虚假之感。好像大家都穿着一条内裤,没有必要露出来给别人看看。现在专案组却让他露出来,他捂着盖着不露,他就非常虚假了。
现在他认识到了虚假,刚才谈话时他没有意识到,他以为不会要求他暴露到那种程度,露出衬衫来就可以了。哪知道完全不合格。
为难
他把一个不真实的“我”——按照专案组的标准来衡量,呈现了出去,然后遭到了退货。他的心情非常灰暗。过去的慕绥新一直是免检产品,从未遭到过什么退货的。
于是他又有反思:“应该说,我不知道保护自己,不知道保护自己,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斗争随时在进行着,不知道保护自己,实际上就是把自己交给人家了。我如果有机会重来一次的话,我一定会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在把我应该做的事情做好的同时,千方百计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