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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法律第一次对境外黑社会组织渗透和境内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作出的明确、科学、严厉的惩处依据，一举解决了多年来对黑社会犯罪“法无明文规定”之弊端，开创了世界“反黑”史上的先河，无疑是对世界法制建设的一大贡献！
但是，目前一些司法理论界的研究者和司法实践者研讨认为：黑社会犯罪作为刑事犯罪中最严重的犯罪形式之一，新《刑法》对此量刑明显偏轻：带黑社会性质的集团“老大”和骨干头目，基本都是罪大恶极的惯犯，应从严从重惩处，新《刑法》对此应单列条款；凡包庇或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大都是党政领导干部和政法人员，基本都与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交织在一起，在犯罪行为上有明显的“故意”，应以“共同犯罪”论处，甚至从严从重，唯此不能堵塞黑社会犯罪向政治领域渗透的缝隙和通道；对一般黑社会犯罪成员的处罚形式过宽，在执法澡作中仍难避免“降格处理”或“避重就轻”的弊端；对境外黑社会组织成员入境犯罪处罚过于笼统，量刑偏轻，应以完善《外管法》为基础，建立反境外黑社会组织成员入境犯罪处罚专门法规，等等。无疑，这些都将是有待于司法理论与实践和立法机构深入研讨逐步解决的新课题！
启示与思考之三：“反黑”要与反腐败结合，扫除“保护杀，粉碎”关系网“每当警方打掉一个或一批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或犯罪集团，社会上就不时冒出一些疑问：为什么这些社会渣滓能在一地多年称王称霸，胡作非为，横行不法呢？为什么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由党和政府派出的侦查人员居然要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调查才能侦破案件呢？为什么警方一场接一场地开展”严打“和专项斗争，就是触及不到一些有钱有势的犯罪分子呢？政府往往用”打击不力“一词来解释一些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长期存在的原因，然而为什么在很长时间内一再出现”打击不力“呢？
剖析典型案例人们发现：几乎在每一个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后面，都有一张渗透到党政部门或执法机关的“关系网”，都有一些腐败分子利用职权为犯罪分子充当“保护杀，致使流氓恶势力与某些社会腐败现象勾结在一起，沆瀣一气了！
——哈尔滨警方打掉的以“乔四”宋永佳为首的5个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三年间作案130多起，把个北方名城搅得乌烟瘴气，竟未受到惩处，根子就在于公安政法、银行、基建、供销、房地产等部门有近百名干部充当着他们的“保护杀，其中处级干部20余名，科级干部30余名；——震惊中外的海南拾南霸天”王英汉，在原县委书记、原公安局长等党政干部和执法人员庇护下，在澄迈县横行6年，作案28起，未立案的11起；抓获凶犯未查清案情就放人的7起；由王英汉说情“私了”的5起；降为治安案件的3起；移送检察院的仅2起：一起私藏军用枪支案，检察院认为构不成犯罪未予批捕；一起非法买卖7支军用枪并拒捕，又被检察院免诉和缓刑，既使王英汉被捕关押中，仍从狱中捎出“密信”，让内弟找李检察长“疏通一下关系即可”！
——齐齐哈尔市警方打掉的带黑社会性质的集团“老大”潘家长，垄断全市蔬菜、果品、钢材市场后，不惜重金拉拢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编织关系网。潘为母亲过六十大寿摆宴席，仅政法干警前往道喜的有20多人；潘带人杀人案发后，收其贿金搞假案、通风报信、为其开脱的从公安局副局长到科长、干警就有8人；潘家长被关押后，每天到公安局讲情的党政干部至少三五辆轿车，甚至有人直接打电话威胁公安局长和办案人员；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公开宣称：潘家长是改革典型，搞活了市场经济，把他打掉了，全市吃菜就成问题了！
——贵州省警方侦破的凯里市“金井帮”集团“老大”潘万发，千方百计用金钱美女拉拢行贿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被其拉下水充当“保护杀的有9人，其中局长1人，科长4人。
某局长接受其2名美女长期“服务”后，致使国家损失17万元；某监狱科长接受其7名美女“服务”后，竟将微型冲锋枪借给潘作案；从检察院法纪科长到驻地派出所长，都成了他的铁杆哥们，使其有恃无恐称霸一方，疯狂作案达5年之久！
——辽宁省义县警方摧毁的以大榆树慎党委书记于平印为首的“家天下”犯罪集团，垄断了全镇党政财等大权。于平印擅自提拔长子当了党委秘书，次子干了工商所长，三子当了武装部长，四子当了镇饭店经理，长媳当了镇委组织委员，弟弟、侄子、干儿子等14名亲戚把持了交通、林业、土地、教育等重要部门的实权，镇党委7人开会，有其一家4口出席，在全镇建成了水泼不进的“土围子”。不到4年时间，这个“家天下”集团就吃喝挥霍公款50余万元，强奸作案9起，流氓伤害案23起，敲诈勒索案50余起！
江泽民总书记早就告诫全党：贪赃在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腐败现象是产生犯罪的温床。而且，严重的腐败行为就是犯罪。
大量案例事实表明：各种类型的犯罪团伙和集团要生存，要发展，必然向黑社会演变，必然挖空心思向党政机关和执法部门渗透，编织“关系网”，寻求“保护杀。一些蜕化变质、腐败堕落的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往往一拍即合，使许许多多的犯罪分子籍于他们的权力庇护恶性膨胀，发展成危害一方的恶势力。正是在各种”关系网“和”保护杀的推波助澜、助纣为虐作用下，一个个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才横行不法，为非作恶，肆无忌惮！
“打击不力”，并非实施打击的执法办案人员不出力、不尽力，而是犯罪集团靠金钱、权力、人情编织的“关系网”和“保护杀制造出种种障碍，使侦查办案人员难以调查取证，难以贯彻实施打击惩处的措施。
金钱，作为各类犯罪集团编织“关系网”的“杀手锏”和糖衣炮弹，一旦轰开一些腐败分子脆弱的防线。就像“粘结剂”一样，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粘”进恶势力的小圈子，心甘情愿地为恶势力奔波效劳，甚至不惜担风险，什么党纪国法、制度规定，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权力，是各类犯罪集团千方百计牟取和利用的“指挥棒”。党政部门、执法机关的权力一旦变异成犯罪分子的“保护杀，权力就失去了正义，不再为党和人民说话办事，而假公济私成了犯罪集团的”代言人“。越是势力雄厚的犯罪集团，越千方百计在有关权力部门安插”代言人“，一有风吹草动，”代言人“就挺身而出，或遮挡。或通风报信谋划对策，甚至运作包括舆论工具在内的权力机器，使犯罪集团的案子由大化小，由小化了，最后不了了之！
人情，是各类犯罪集团用以混淆、干扰法律、政策、原则的“魔棒”。凡长久在一地从政执法人员，都有些同事、战友、同学、老乡、亲戚朋友什么的，犯罪集团往往抓住这些“裙带关系”，以金钱、亲情、甚至泪水打动其“恻隐之心”，使这些干部一下子把人情看得比法律、政策、原则更重要，不惜打电话、写条子、通关节、走路子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更有一些犯罪集团利用家族势力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当帮凶，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犯罪分子掩护在盘根错节、犬牙交错的关系网络中，以其传统的、愚昧的甚至野蛮的力量阻碍案件查处，以致许多案件查处难，“难于上青天”！
难怪许多政法办案人员愤愤坦言：哪里带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猖獗，那里腐败现象就严重：“反黑”不和反腐败结合起来搞，“扫黑”除恶就甭想深下去。
“亦官亦匪”，相倚相托，是旧中国“青红帮”之流黑社会生存发展的“怪胎”模式，不可否认，我国在这方面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影响。中央领导一再强调反腐败中要注意封建传统势力的影响，大概就是考虑到了这方面的消极因素。可见，“扫黑”除恶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反腐倡廉更是任重而道远！
启示与思考之四：黑白较量严峻，生命原色唱歌，吁请支持解脱一下警方的“双重压力”吧！
中国公安，人民警察，作为“扫黑”除恶的职能部门和主力军，多年来，一直在用生命原色演奏着沉重的战歌！
采访每一场扫黑除恶战斗，透视每一个打掉的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无不凝结着公安民警付出的巨大心血汗水，甚至青春生命的沉重代价：广东韶关刑警大队中队长何勇，在追查香港黑社会组织罪案时被枪杀；惠阳公安局淡水镇派出所指导员彭宝林，在追捕境外黑社会分子时遭枪击牺牲；海南东方县公安局文坝分局民警郑传，在追捕刘进荣“东方黑帮”逃犯时英勇牺牲；河南省平顶山公安局民警晁国堂，在堵截刘朝兵抢劫集团时献身……据公安部统计：全国公安干警在对敌斗争中平均每年牺牲400余人，光荣负伤9000余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扫黑”除恶中伤亡的。
难怪有人说，警察是黑白世界间的一堵墙！警察用血肉之躯挺身面对黑势力，奋不顾身地较量厮杀，搏斗；身后护卫着光明世界中的老人、妇女和孩子！
警察的职业是正义和责任的化身，无疑是神圣的；而中国警察的神圣，还在于背负着世界上独一无二沉重的“双重压力”——有增无减的犯罪活动使人们对警察的素质、效率和作用提出了非难和质疑，公共安全的社会需要与无法满足这种需要形成了空前反差，公安机关陷入了痛苦的角色冲突之中，各级公安机关是处在打击犯罪斗争的任务日趋繁重、社会各界期望值甚高的双重压力之下（引自武和平著《大治安》，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
尽管多年来我国警方在“扫黑”除恶斗争中投入了大量警力、物力、财力，取得了辉煌战果，但我国的国力和国情决定了警力“在”反黑“专门警力、装备、经费、情报技术等方面与境外地区和西方国家相比，有着巨大悬殊！
从警力对比看，我国民警总数仅占人口的万分之九，而美国为万分之二十八，日本为万分之二十二，意大利为万分之二十九，法国为万分之三十五，平均在万分之三十左右，是我国警察的三倍多。平均每名警察管理的人口数：法国为269人，美国为379人，英国为384人，日本为566人，我国1100人以上，是外国警察管理人口数的二至三倍（引自武和平著《大治安》，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国外“反黑”都有专门机构和队伍，我国除沿海少数省市外，大多数省市、区尚未设立，基本以刑警为主，既对付境外渗透，也负责境内打击防范。即便是以刑警与国外相比，也相差三倍之多！
从装备对比看，英国每个警局平均百名警察拥有汽车38辆，是我国的30倍；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警察局，平均拥有693部地面交通工具；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警察局，四分之三拥有直升飞机，八分之三拥有普通飞机（引自武和平著《大治安》，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1997年7月下旬，电视、报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