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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不久，林凤祥听到北伐援军的消息，遣李开芳领兵一千人南下山东高唐。连镇是一个运河边不大的镇子，却在近代战争史上留下了美名。林凤祥率兵数千，顽强抗拒僧格林沁的两万大军。原本以为战事会很快结束的咸丰帝，在僧格林沁的奏折上毫不掩饰地写下这样的朱批： 朕数日未阅军报，即觉烦闷难堪。今早忽接军报，以为必可得手。及细阅情形，仍属敷衍。若不赶紧灭尽，何日是了！又藉口冰雪皆融，若早能歼灭，焉致今日之费力，断不能再宽时日！
可是宽不宽时日的决定权，并不掌在咸丰帝的手中。林凤祥孤军在连镇坚守了十个月，以一当十，以至弹尽粮绝。1855年3月9日，咸丰帝终于接到僧格林沁的红旗捷报，脸上出现了多年不显的笑容。这胜利虽然来得太晚，但直隶境内的“长毛”灭绝，毕竟是一个天大的胜利！看来新年之后数度斋沐祭拜终于有了效验。当日，他下了两道谕旨，一是皇恩大开，晋僧格林沁为博尔多勒噶台亲王，命其移军高唐，扑灭北伐军李开芳部，并命将师老无功的钦差大臣胜保押解北京；二是下令各衙门作好准备，一个半月后将亲驾西陵，祭拜其父道光帝和各位列祖列宗，感谢他们的保佑。北方的军务使他两年未亲赴山陵了。僧格林沁率军至高唐后，改变了胜保先前大兵强攻的战法，而是网开一面诱李开芳出城。李开芳见僧部至，知林凤祥已败，于3月17日乘夜率骑八百人向南突围，据守茌平县的冯官屯。僧格林沁虽有马步万余，然对一座小小的村庄也不肯死攻，而是挖沟引水浸灌。冯官屯成了一片泽国，水深二尺至五尺不等。
至5月31日，僧格林沁诱捕了李开芳，北伐军全军覆没。咸丰帝闻此喜讯，颁赐恩赏大得惊人，居然让僧格林沁以亲王“世袭罔替”。按清代制度，皇帝之子可封亲王，而亲王以下的子孙，一般都要降袭，如亲王之子降袭郡王，郡王之子降袭贝勒，贝勒之子降封贝子，贝子之子降封镇国公……这种制度是吸取了明朝封王过多的教训，避免数百年后亲王遍布天下的局面。因此，清朝的亲王是不多的，因而显得极尊贵。但是，这种降袭制度也有例外。咸丰帝的曾祖父乾隆帝规定，清初开国定基的八位王爷，即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后改号庄亲王）、克勤郡王岳託、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的子孙可有一人“世袭罔替”，即不必降爵而按原爵袭封。此八人，即民间俗称的八位“铁帽子王”。除此之外，乾隆帝仅特批一人，那是康熙帝第十三子、雍正帝的弟弟、乾隆帝的叔叔怡亲王胤祥，他因辅佐雍正帝有功，被乾隆帝列入“世袭罔替”之类。僧格林沁以蒙古贵族进封亲王，已属特恩，此次再获“世袭罔替”的破格待遇，反映出来的是咸丰帝对时局的估计：僧格林沁击灭北伐军之功，有如再造大清王朝。
1855年6月23日，紫禁城内乾清宫前热闹非凡，卤簿仪仗全设，咸丰帝为此次胜利举行盛大的庆典。惠亲王绵愉、博尔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率领出征将弁摆队排列，在礼乐声中向咸丰帝恭交“奉命大将军”印信和参赞大臣关防，恭交锐健刀和讷库尼索光刀。钟鸣罄响，一切如仪。可是，若要细究清代制度，此一凯旋庆典当在大获全胜后才可举行。当此南方军务吃紧之际，咸丰帝却展开了一招一式皆如祖制的仪式，难道是强作精神自我打气？当日颁下的谕旨仅称“现在北省军务告蒇，河北一律肃清”。那么，黄河以南呢？咸丰帝就不再顾及了？ 乾清宫前的庆功仪式，向我们述说了什么？无论以当时的战况和后来的作用来看，北伐作为太平天国的偏师，不能视作至关重要的行动，或者说，扑灭北伐军距扑灭整个太平天国的火焰，还十分遥远。而我在这里连篇累牍地介绍，忽略了更为重要的西征和天京周围的战事，那只是跟着咸丰帝的视野转；他此时只看重镇压北伐一路，将其作为工作重点或中心，在兵力、军费、调将等项上采取了倾斜政策；至于其他战场上的战事，他似乎已经放松了，甚至有点放任了。
第七章 “造反”、“造反”（4）
从《清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出，自1854年之后，咸丰帝对前线的战事（北伐一路除外）不再充满信心了，显得有些厌倦。他想不出办法，找不到能臣，放着一个曾国藩还不敢重用。虽说每日依旧勤奋地披阅军报，但下达的谕旨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公式化文章，一看便知军机处例行公事，所作的朱批只是痛骂加催胜，看不到先前在命将、调兵、战略乃至战术上的果敢的大动作。看来在他挖空心思策划的计谋一一破产之后，已经认识到力不从心。他不再细心制定新的作战方略，而是将之下放到前方统兵大员。
好在湘军和厘金已经创办，兵与饷的难题开始缓解。聪明的六弟恭亲王奕訢，在北京危急时参与组织防御，不久入军机，为首席军机大臣，也为他分担了不少政务。对于前方的统兵大员，他时常以杀头相威吓，但此类话说多了说久了，效果也越来越不显。要是真的将这帮将军都杀了，朕又到何处去找别人替代他们？于是，前方的将帅们也看出这是虚张声势，听任咸丰帝一道道催命般索讨胜利的严旨，自行作主，自行其事，只是在奏折上大耍笔头子功夫。下级员弁，更是无功无志无求。
南京城下江南大营的兵勇，离家已久，也娶了当地的民妇，过起养儿赌钱做买卖的和平生活。与北方的胜利相反，长江流域出现了军事危局。湘军攻九江不克，反在湖口大败，曾国藩寻死不成。太平军随即进击湖北，攻占省城武昌。咸丰帝调僧格林沁所部大将、镇压北伐军立有战功的察哈尔都统西凌阿为钦差大臣，率得胜之师前往湖北。哪知西凌阿开战不利，在德安一役中几乎全军覆没。
四个月后，咸丰帝只能换将，以湖广总督官文为钦差大臣，主持湖北军务。官文好财好色，无才无德，靠的是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所部湘军。咸丰帝十分明白，对此颇有心计，就是不将全部权柄授予湘军，坚持在胡林翼头上加了一盖子。如此用将，自然使官、胡矛盾一时激烈。胡林翼欲出奏弹劾官文，手下谋士劝道，若是去了官文，皇上必派新总督来，处境未必更好。胡林翼这才明白咸丰帝的心思，此后将功劳银子尽行输于官文，官文亦放权让胡林翼大干，两人反见融洽。咸丰帝也将计就计，虽授胡为头品顶戴湖北巡抚，丁母忧时也坚决不让胡去职，让其尽心出力，又时常给官文加爵（赏戴花翎，授协办大学士等），试图以官文品级尊贵来压胡林翼一头。
到了1856年，局势再度变化。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巧施妙计，从西战场上抽调精锐，编组强大作战兵团，解围镇江，击破江北大营、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向荣惊骇病死。太平天国达到其最盛时期。正如蚤子多了不觉痒，败仗吃多了反倒处变不惊。远在京城的咸丰帝，对于南方的战事觉得越来越遥远。他早已不在乎长江流域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看重京畿地区的安定。北伐军被消灭之后，他松了一口气，但时时关注太平军是否会再度北上。湖北一危急，他立即在河南布兵设防。江南大营曾因兵力单薄而无力攻破天京，向荣向咸丰帝请调江北大营兵力助攻。咸丰帝恐太平军北上，破口大骂：“汝必欲江北兵，可将汝首送来！”
此时江北、江南大营俱破，咸丰帝注重的并不仅仅是此次惨败，而更警惕太平天国下一步的动向。也就在此时，咸丰帝的好运气来了：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东王杨秀清逼宫谋权，北王韦昌辉奉诏杀杨，翼王石达开闻讯领兵“清君侧”，天王洪秀全杀韦迎石回京辅政。整整一秋季，天京城陷于血腥恐怖之中。前线的将领放弃战守返回，第一线的主力亦不待胜利而抽回，卷入了这场大残杀之中。据保守的估计，死于此事的新、老兄弟不下三万。这等于白白送给咸丰帝一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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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一喘息机会，被击溃的江北、江南大营重整旗鼓，恢复建立。琦善的手下大将德兴阿被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北军务；向荣的手下大将和春也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太平天国刚获得的军事优势瞬间消退，从它的巅峰上跌落下来。天京内讧的消息，对懈怠政务的咸丰帝也是一个刺激。他一开始还将信将疑，特意去瀛台涵元殿拈香。随着奏报增多，消息被证实，咸丰帝也越来越兴奋。他下令钦差大臣和春、德兴阿“乘此机会”“迅奏朕功”；又下令钦差大臣官文和湖北巡抚胡林翼“乘此内乱，次第削平”。在给官、胡的谕旨中，还有一段话： 所望克复上游，即可移师东下，由九江而至安庆，由安庆而至金陵……兵饷可不加增，而胜利庶几有望。他已经陷于胜利的狂想之中……
太平天国虽说已被削弱，但仍有相当的实力。在石达开的主持下，逆势很快扭转。清军的攻势再度受挫。咸丰帝又失望了。到了这个时候，太平天国内部再一次爆发权力斗争。天王洪秀全恐石达开成为杨秀清第二，暗施多种钳制之策。1857年6月，石达开负气出走，沿途发布告示，各路精兵多听从石氏召唤随之而去，辗转赣、浙、闽、粤、桂等省，太平天国统治区内，仅剩下一些老弱残兵。咸丰帝的心中重又点起胜利的希望。他曾经命令曾国藩设法招降石达开，然曾氏却已看出石氏不成气候。
第七章 “造反”、“造反”（5）
胡林翼肃清了湖北，德兴阿攻陷瓜洲，和春占据镇江，到了1858年5月，湘军攻克太平军的重要据点九江。这一系列的胜利，使咸丰帝认为离制服太平天国的时日已经不远。然而，太平天国方面此时又出现了两位年轻的杰出军事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他们在危机中展现了非凡才华。1858年8月，陈玉成部攻克当时安徽的临时首府庐州（今合肥），咸丰帝急命胜保为钦差大臣，主持皖北军务；9月，陈玉成、李秀成合军摧毁江北大营，咸丰帝立即将钦差大臣德兴阿革拿，并撤销江北大营，江北军务由江南大营的和春兼理；11月，李秀成、陈玉成再次联手，在安徽三河歼击湘军主力李续宾部，挫败其东进的图谋。
太平军在这两位青年将领的指挥下，再次走向振兴。咸丰帝的美梦又破灭了。每一次都从充满希望开始，以极度失望告终。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多次。谁又能忍受如此峻烈的心理挫折？希望值越高，失落感越大。心理失衡的状况可以想见。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抱着“治国平天下”的一厢情愿，结果落到这种地步。乱世出英雄，是指那些打破常规的人，可谁又想到过在乱世中最最难受的，正是要维护常规的皇帝？然而，对于咸丰帝说来，他要承受的还远不止这些。 就在清朝与太平天国作生死较量之时，各地民众亦纷纷揭竿而起，频频“造反”。
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捻军（1852—1868） 在咸丰帝出生之前，皖、豫、苏、鲁四省交界处私盐贩子、游民及贫苦农夫中早就有一种分散的组织，称为“捻”。咸丰帝上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