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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跟鞋后跟之高而且细，曾在世界上造成严重威胁，很多名贵的地毯，女人走过，步步莲花，一个坑跟一个坑，坑得主人叫苦连天。而且全身重量全部压到一根细柱之上，它也吃不消，不是今天断啦，便是明天秃啦，烦得要命。于是，就在去年（一九六○）冬季，来一个大大的反动，出现了酒杯跟，当时柏杨先生就断定它流行不起来，无他，粗似一块焦炭，女人穿上，只能稳如泰山，不能俏伶伶的抖，谁还喜欢它也。
果然不错，今年（一九六一）的跟，不但更高，走起路来如不飞跑，双脚尖尖，就非摔个狗吃屎不可；而且更细，而且跟是钢铁做的，不但其声噔噔噔噔，可敲出男人之魂，复不秃不断，永保政躬康泰，你说妙不妙哉？如此尖锐的文化侵略，抗得了乎？
除了脚上的高跟鞋，女人身上变化最最多端之处，恐怕要数到头发矣，俗语云：“大丈夫当顶天立地”，高跟鞋立地，各式各样的发型则顶天焉。一个女人，如果有一双使玉腿俏伶伶抖着的高跟鞋，又有一头乌黑光亮，日新月异的头发，虽不教男人发疯，不可得也。
高跟鞋有大学问在焉，但女人花费的时间，似乎仍以头发占得最多。对待玉足，顶多往脚趾上抹点蔻丹可矣。柏杨先生幼时，有人从上海来，说上海女人穿鞋，不但将脚丫全露了出来，而且把十个脚趾，涂得红红可爱，听者一个个目瞪口呆，盖太超出常识之外，我们那群乡下佬梦都梦不到天下竟有如此奇景。不过根据文献和柏杨先生的亲身观察，女人在脚上玩的花样，也到此为止。
只有头发则大大不然，有一则故事说，妻子对丈夫曰：“以后交通方便，从上海坐火箭，只五分钟，便可到迪化。”丈夫曰：“再快也得两点零五分。”妻问何故，答曰：“你做头发就得两点钟。”做头发几乎是女人化妆的主要阵地，描眉能描几分钟乎？涂口红又能涂几分钟乎？便是打黑眼圈和往脸上敷粉，也不过一杯茶功夫。独对头发若有不共戴天之仇，整了又整，梳了又梳，卷了又卷，烫了又烫，不达目的，誓不甘休。诗云：“水晶帘下看梳头”，应是人世一乐，试想明窗净几之下，小童捧巾、丫嬛捧水，有美女焉，在那里桃脸对镜，微歪其颈，双手如玉，在发浪中柔和梳动，而樱唇噙着发夹，情人则埋身于沙发之内，心跳如捣，喉干如烧，那当然是一番销魂图画。可是，有这种福气的有几人耶？差不多都是孩子在一旁闹，老爷在一旁叫，天大诗意，都被闹叫得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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俏伶伶抖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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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对头发的注意，可在广告上得之，常见报上有广告曰：“黑玫瑰的八号某日起到玛丽厅”，“凤凰飞的一号某日起到新保罗”。柏杨先生一直到去年（一九六○）才弄懂其中奥妙，原来太太小姐，日常无事，有三种消遣，一是打打麻将，一是造造别人的谣，一是做做头发。跟银行一样，各有其固定户头。差不多的太太小姐都有七日之痒，也有的则是五日之痒和三日之痒，靠色相吃饭的女人——像酒女、舞女、明星，则更有每日之痒，那就是说，她们天天都得把头发做上一遍。
做头发最大的学问在于认定户头，张小姐一到头痒便去找五号，王太太一到头痒便去找九号；五号在一乐厅，她便去一乐厅；五号在华盛顿，她便去华盛顿。九号亦然。好像响尾蛇飞弹一样，在屁股后紧追不放，而身为五号九号者，每有移动，自然得大登广告，以代通知，小姐太太一旦看见，便是铁丝网都拦不住。常听道貌岸然的圣崽们叹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婚姻简直成了儿戏，丈夫死后，尸骨未寒，女人就再嫁而去；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她们对其理发师，却是从一而终，贞洁不二者也。
做头发之所以成为太太小姐的一乐，大概和每个女人潜意识上都有的“公主情绪”有关。美利坚最喜欢去日本观光，除了那些东方景致，使他们大开眼界外，日本人的礼貌，恐怕也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盖美利坚人人平等，再大的官和再富的商，离开他的窝，便跟掏厕所的工人没有分别。但一到日本，就不然矣，东洋人精于鞠躬，其鞠躬的既深且繁，如奴隶之奉王子；女人尤甚，其声之和，其貌之柔，其词之顺，其态度之曲意承欢，如女奴之奉王后。使得美国佬飘飘然欲羽化而登仙，便是五分利息借钱，都得去过过干瘾。
太太小姐做头发，大概有同一滋味，年头不同，仆佣如云的时代已成过去，作一个正正派派的女人，最安全最纯洁的刺激，也就是最性感的艺术享受，莫过于找一个男理发师抓抓头，摸摸脸，揉揉脖子。君不见那些被认定户头的理发师乎？不但在广告上登号数，还登上其英俊的照片，一则是使其户头验明正身，再一则就非常有学问啦。人生最舒服的事有三焉，“抓痒”占首位，其次是“挖耳”，再其次“捏脚”。太太小姐昂然高坐，理发师用其有力而异样的男性巨手，搔来搔去，杏眼惺忪，在镜中看到该男人卖命之状，芳心无不大悦，而有神通的理发师复紧紧地把握这个机会，和主顾谈天说地，感情乃增。
古中国人之奇异，不但表现在缠足上，也表现在头发上，无论男女，统统辫子一条，结婚后再往上盘。满洲人尤其是绝，还在周围剃了个圆圈，只留下当中一撮，便是猪都不能如此之混账也。幸亏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否则现在大家头上都盘着那个玩艺，你说窝囊不窝囊吧。然而，从前那一套，混账则混账矣，却简单明了。自剃辫以来，男人头发变化还少，女人头发简直跟新式武器一样，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民国初年，着实流行了一个时期的“刘海”，弄几绺覆住前额，发端紧接眉边，使得男人看啦，如痴如醉。大概是九一八事变那年，发型进入一个空前未有的时代，从前大家差不多都力求划一，你梳辫子我也梳辫子，你梳刘海我也梳刘海，有小异而仍大同；一旦刘海衰微，统一江山破碎，女人们各自为政，单独作战，你梳的是龙戏凤，俺梳的是原子弹；瘦子的头发蓬松而后收，使得脸蛋丰满；胖子则头发高耸，使得脸蛋俊俏。于是，有长发焉，有短发焉，有不长不短的发焉，有条理分明的发焉，有乱七八糟的发焉，有马尾巴的发焉，有孔雀开屏的发焉，有使人销魂的发焉，有使人呕吐的发焉，有一碰就垮的发焉，有丝网罩着，永打不烂的发焉。
《子夜歌》曰：“伊昔不梳头，秀发披两肩，婉转郎膝上，何处不可怜。”这真是男人们寤寐以求之的情调，或为娇妻，或为情人，伏到怀中，秀发如水，泻地三尺，怜惜以抚之，拼老命以爱之。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有些女人每到临睡，就把头发卷将起来，满头都是齿轮，好像麻疯病到了三期，裂开而冒出浓血的烂疮一样，做丈夫的如果每晚都要面对着有此癖好的老婆，真是前世作孽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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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文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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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既是女人们在她自己身上惟一可露一手之处，当然会全力以赴。河南坠子有《小黑驴》一曲，叙述一对新婚夫妇，新郎送新娘回娘家，骑着一头小小的黑驴，全曲十分之一的篇幅形容那头小黑驴，而以十分之九的篇幅形容新娘的头发。那真是一篇掷地有金石声的杰作，先说她的头发是如何的好，继则洋洋洒洒地描绘她梳的花样。年久月长，忘记其详，大概说她梳的是一场庙会，有庙宇一座，香烟缭绕，三姐妹相携前往进香，大姐头上梳的啥，二姐头上梳的啥，三姐头上又梳的啥，因梳得太过逼真，以致招来了许多蜜蜂蝴蝶。
呜呼，一个女人的头上竟能梳出这么多玩艺，真是伟大的艺术工程，理发师如果学会这一套，包管可大吃大喝一辈子。听过这一曲坠子的人，再睁眼看看目下那些招摇过市，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可以把男人弄昏头的发型，就哑然失笑。但由此可见，在头发上用功夫，古已有之，甚至较今尤烈，我们可惜没有赶得上时代，否则把慈禧太后那拉兰儿的御头，搞过来研究一番，必有可观者矣。
男女间的差别是天生的，但表现在人人可一目了然上者，只有头发。女人如果没有长长的秀发，犹如一朵木头雕刻的花，理会她的人，恐怕几希。只有老光棍阿Ｑ先生才打尼姑的主意，便是杨玉环小姐，如果剃得个秃秃青青，势也不堪入目。于是，我就忽然想起台湾中小学堂的女学生来矣，不知道是那个缺德带冒烟的家伙，规定她们梳成现在这种样子，好像一块西瓜皮硬生生的扣到石桩上，前面齐眉，四周齐耳，而且“齐”得可怖，像用东洋刀砍过一样，使一群聪明伶俐的小娃，显得既笨且呆。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丑陋的发型，最斲丧自然的发型。假使有人在伦敦举办发型选丑，我们随便抓一个女学生去参加，准可夺标而归。
世界上什么事都可忍耐，只有俗不可忍耐，我每看到那种扣瓜皮型的头发，便为孩子们落泪，这玩艺似乎又是东洋遗风，日本人就如此，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其天质拙陋。报上常有救救孩子的呼吁，救救孩子之道非一，头发似应列入首位，还是让她们自己随意生长吧，官崽们管的事也太多啦，饶了她们的头发，可乎。
头发因人种而有异，黑种人的头发生下来便不必去原子烫，曲曲弯弯，好不漂亮，可惜人被歧视，祸延其发；黑朋友拼命想办法把它弄直，以便弄得跟白人一样的直，然后再像白人一样把它烫得曲曲弯弯。于是有些中国人在屁股后跟进，柏杨先生曾看见几位酒吧间的女人——但也有大学生焉，硬把黑头发烫成黄的或红的，背后一看，俨然美利坚，不过最怕绕过看脸，也最怕头发渐长，成了一半黄一半黑，就大煞风景。
不过，好在有一喜讯可告中国同胞者，金发虽美，却是隐性，黑发虽糟，却是显性，再过一亿年，金发宣告绝迹，便是我们黑发的天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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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发型日新月异，基本出发点不过是爱美而已，似乎和道德无关，更和国家兴亡无关。犹如一个小偷之被捕，和他的眼皮跳无关一样，如果小偷只怪眼皮跳，不怪自己偷，你说他有道理没道理耶。
然而，圣崽们却对眼皮跳颇有兴趣，殷纣帝子受辛先生把国家弄亡，不敢说他应自己负责任，反把责任往女人身上推，妲己一个人能亡一个国家乎？褒姒、杨玉环，统统皆然。夫社会风气之坏，乃由于政治风气之坏，与女人的头发何干？却有圣崽大声疾呼，认为只要把女人发型一改，社会风气便也一改矣，大作家何凡先生已为文辟之，不过说得温柔敦厚，不太过瘾，且柏杨先生还有自己的意见，忍不住要勇猛一吐，以求一快。
女人发型可以转移风气，此高论如果成立，全世界社会学者就得集体自杀，以谢其所学。国家现在情况实在是不太好，然而凡是圣崽，皆明哲保身之辈，或被胆量所限，不敢探求问题的真正原因；或被知识所限，不能探求问题的真正原因。无论是啥，反正怪罪到发型上，不能不说是一大发明。俗云，乱世妄人多，大概就是如此这般。最明显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