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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想让我去扮演那种墨西哥电影里的小丑吗？”卢克莱西娅太太装出恼怒的样子。
“‘用这个方法，您就可以知道那些匿名信是难写的了。”胡斯迪尼婀娜下了结论。“如果您愿意，我可以降您去。为的是让您不觉得孤单。太太，我也好奇得要命。到底是爸爸呢？
还是儿子呢？究竟是谁呢？“
她像往常一样放肆而且迷人地笑起来了。卢克莱西娅太太最后也笑了。无论如何，说不定这个疯丫头是有道理的。假如去赴这个可怕的约会，这个烦恼也就会消除了。
“他不会到场的，肯定再次试试我是真傻还是假傻。”她在寻找理由，口气没有什么力量了，内心里她明白决心已下。她去赴约，无论父子要求她扮演什么丑角，她都照办。无论乐意不乐意，她都将继续玩这场早已经开始多时的游戏。
“我给您准备个温水澡吧？放上一点盐，好吗？让您去去火气。”胡斯迪尼婀娜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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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莱西娅太太点点头。真烦人！现在她感到自己过于草率了，对待可怜的阿尔丰索实在太不公平了。
致《花花公子》读者的信或曰美学短论《花花公子》或者《披屋》的读者：鉴于好色是对性交聪明和敏感的博爱化，淫秽是对性爱的贬值和堕落，因此对于您经常光顾这样一些下流场所，我提出指责：放映三级色情影片的地方，出售电动振荡器、橡皮慰安妇、鸡冠阴茎套、主教法冠套的淫秽夜总会。我指责您参与帮助男女效仿神仙（当然是异教诸神，他们在性问题上并不像我们了解得那样不圣洁和矫揉造作）倒退到纯粹动物式的性交。
您每月都公开犯罪，因为您不肯运用自己的想象力，虽然这一想象力是被您的欲望之火点燃的，但它听从那个盖有市政许可标志的指挥：让那细微而明显的脉搏跳动、即性欲冲动被用克隆方式制造的产品束缚起来，这些产品好像可以满足急迫的性欲要求，实际上它们在奴役这一要求，因为它们冲淡了这一要求，并且把这一要求用连续和限制的方式捆绑在使性庸俗化、剥夺了性的原创性、神秘性和美感的漫画之中，这些滑稽可笑的杂志把性变成了面具，是对高雅审美的卑鄙侮辱。为了让您知道是在同谁打交道，了解一下我掌握着这样两位人物性欲冲动的诱人材料，大概可以澄清我的思想（我是主张一夫一妻制的，但是也宽容地对待通奸现象）：以色列已故尊敬的国务活动家科尔塔·梅厄夫人和英国严厉的撒切尔夫人，后者当首相时从来没有人动她一根头发；她俩的材料要比任何一个浑身散发樟脑气味、有用聚硅酮膨胀起来的乳房、似乎可以调换的、经过梳理和着色的阴部的女模特儿更具吸引力，因为这些女模特凡属于用同一模式复制出来的冒牌货；为了让这种荒唐事达到愚蠢的程度，她们就出现在《花花公子》这种与爱情为敌的杂志上，用整页的篇幅刊登耳朵和尾巴都长毛的形象，以炫耀《当月小母兔》的权威性。
我之所以仇恨《花花公子》、《被侵》以及同类刊物，不是无缘无故的。这类杂志是一种象征：性的堕落，围绕性问题的美丽禁区的消失；而从前正是由于这些美丽禁区的存在，人类精神才能有所反抗，才能行使个人自由，才能肯定每个人的特性，才能在秘密和谨慎的构思在道德上可以使得爱情行为崇高，可以在美学上提高爱情行为的级别，从而逐渐去掉性交的动物性，直到变成创作行为的典礼、表现、形象、崇拜、想象、仪式中，创造出独立自主的个人来。通过这样的创作行为，一对男女（我采用了正统说法；当然也可以指一位绅士和一只蹼足目的鸟类，两个女人，两个或者三个男人，以及可以想象出来的种种结合，只要总数不超过三人一伙，或者最高是四人一伙的限额）在寝室秘密的亲热活动中，可以与荷马、菲迪亚斯、波提切利或者贝多芬赛上几个小时。我知道您没有理解我的话，这没有关系；假如您明白了我的意思，就不会愚蠢到了让自己的勃起和高潮与一个名叫休·埃芬尼先生的钟表同步了（一定是足金、防水表了？）。
这个问题是属于美学的，它先于伦理、哲学、性学、心理学或者政治学，虽然对我来说，此话是多余的：这样的分类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全部重要的内容最终还是美学的。淫秽刊物剥夺了情爱的艺术内容，让它能性的东西压倒了精神和心态，仿佛情欲和快感的主角就是阴茎和阴道，仿佛这两个情爱的辅助品不是为主宰我们灵魂的幻觉充当纯粹的仆役一样，淫秽的东西把性爱从人类的其它体验割裂出来。反之，情爱把我们全部的存在和拥有统一起来了。
与此同时，对于您这个淫秽书刊的读者来说，做爱时唯一有价值的就是射精，如同一条公狗、一只公猴或者一匹公马一样，那么我和卢克莱西娅，您就得羡慕我俩了：我们在吃早餐、穿衣裳、听古斯塔夫·马勒的音乐、与朋友们谈话、欣赏白云或者大海时，也是在做爱。
当我说到美学时，您有可能认为——假如淫秽和思想是可以共存的话——我走这条捷径会落入群居性的陷阱您会认为：由于价值观念是普遍共存的，在这个领域里，我很少有自我，更多的是他们，也就是说，部落的一部分。我承认有这样的危险；但是，我日日夜夜不停地与它斗争，经常运用我的自由，顶风破浪，捍卫我独立的人格。
请您弄懂这个道理并加以判断，否则就得读一读这篇小小的特殊美学论文了（我不希望很多人分享这篇文章，因为它是可以变通的，可以粉碎，也可以重塑，如同技术湖熟的陶瓷工匠手中的漂白黏土一样。）。
一切闪光的都是丑陋的。有的城市闪光发亮，比如维也纳。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巴黎；有闪光发亮的作家，比如翁贝托·埃戈、卡洛斯·宫恩特斯、米兰·昆德拉和约翰·厄普代克；有闪光发亮的画家，比如；安迪·沃霍尔、马塔和塔皮耶斯。尽管这一切都闪光发亮，对于我来说，却是可以放弃不要的。现代所有建筑师无一例外地都是闪光发亮的，为此，建筑已经被排斥在艺术之外，成为广告和公共关系的一个分支，所以应该把建筑师整个排除在外，只用泥瓦匠和木工师傅和外行们的灵感最好。没有闪光发亮的音乐家，虽然他们为之而奋斗终生，几乎闪光发亮的作曲家也有，比如毛里斯·拉威尔和埃立科·萨蒂。电影，如同散打一样让人开心，是反艺术的，不应该列入美学研究，虽然也有几个西方导演和一个日本导演可以例外（今天晚上我打算挑出维斯孔蒂、奥尔索·韦尔斯、布努埃尔、贝尔兰卡和约翰·福特和日本人黑泽明）。
凡是写下“核子化”、“筹划”、“科学化”、“视觉化”、“社会化”，特别是“地球化”的人都是婊子养的。凡是当众使用牙签。强迫别人接受这个大煞风景的讨厌场面的人也都是龟儿子（或女儿）。那些抠面包渣、揉成球、放在餐桌上排队的可恶家伙，也是狗娘养的。您不要问我这些丑恶现象的始作俑者为什么都是婊子养的；那点知识他们凭着直觉看会了；有些灵感就能掌握；那是天赐的，用不着学习。这句骂人的话，当然也适用于任何企图把英语威士忌非得用西娅牙语拼写出来的男女。这种人应该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我猜测他们是在虚度年华。
电影和图书的责任是让我开心。假如我在看电影或者阅读时走了神、打瞌睡或者进入梦乡，那就是它们的失职，那就是坏电影和坏书。突出的例子是：罗伯特·穆西尔的《没有个性的人》以及那个名叫奥利费·斯通或者昆廷·塔兰蒂诺的骗子的全部影片。
关于绘画和雕塑，我的艺术评价标准非常简单；凡是我在美术和雕塑方面有可能做到的一切，都是臭狗屎。只有那些我不可能模仿的艺术家。超出我平庸的创造能力之外的作品，才能证夜明他是艺术家。这个标准让我一眼望去就可以确定安迪·沃霍尔和芙里达·卡赫洛那类“艺术家”的全部作品都是垃圾；反之，乔治·格罗茨、奇利达或者巴尔塔斯最肤浅的设计图也都是天才之作。除去这个一般性的规则，图画的责任也是要我兴奋才行（我不喜欢“兴奋”的说法，可即使我再不喜欢，我还要用这个说法，因为它把一种欢快的因素引进了最严肃的范围内，本地人比做：“让我完全做好甜蜜的准备。”）如果说我喜欢这幅画，可是它让我感到冰凉，没有任何戏剧性做爱挑起的想象力，也没有勃起前睾丸上的些许做痒，哪怕它是《蒙娜，丽莎》、《手在胸上的男人）、《格尔尼卡》、或者《夜巡》，那也是没有意思的玩艺儿。因此，如果您若是知道我对戈雅的态度，肯定会大吃一惊：戈雅是又一个神圣的魔鬼，我仅仅喜欢他画的有金扣拌、高跟、缎子鞋面、伴有针织白袜的鞋子；这是他在油画上给那些侯爵夫人们穿的。还有一点也会让您吃惊：雷诺阿的画，我只是怀着慈悲心肠（有时是高兴地）看看他笔下农妇粉红的屁股；她们身体的其它部分，我避而不见，尤其是那戴着廉价首饰的面孔和萤火虫式的眼睛，居然抢在《花花公子》——拿开它！——那些“母兔”前面了。关于库尔贝，我感兴趣的是那些搞同性恋的女人们以及让紧皱眉头的欧仁妮皇后脸红的巨大肥臀。
对我来说，音乐的责任就是把我带入纳粹感觉的眩晕中，让我忘记自己身上最厌烦的部分，公民和行政的部分，消除我的烦恼，让我躲进一个与这个肮脏现实隔绝的飞地里去，用这种方式，让我清醒地去思考那些幻想（通常是情爱的，总是以我妻子为主角），它们让我的生存变得可以忍受。因此，如果音乐到处都是，因为它让我太喜欢了，或者过于喧闹了，那就会让我分心，不能思考，如果音乐要求我注意去听并且果然吸引了我，——我马上举出卡洛斯·卡尔德尔、佩雷斯·布拉多、马勒、所有的民间舞蹈和五分之四的歌剧——，那就是坏音乐，是要从我的书房里驱逐出去的。这个原则当然就让我爱上了瓦格纳，尽管他的曲子里有讨厌的长号和短号；还让我尊敬勋伯格。
我希望这些匆匆举出的例子，我当然没打算让您跟我保持一致（更不愿意如此），只是希望它们向您说明：在我肯定情爱是一种私人游戏（伟大的约翰·赫伊津哈给“游戏”下了最高的词义）时我要讲的意思：在这种私人游戏里，只有自我、幻觉和游戏人参加；游戏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游戏的秘密性质、游戏与公众好奇心之间的隔绝程度；因为从公众好奇心里只能派生出使情爱游戏无效的力量来歪曲和操纵这一游戏的规章。虽然女性腋毛让我反感，但是我尊重那个说服同伴冲洗和热敷腋毛的业余爱好者，他们的目的是用嘴唇和牙齿戏弄腋毛，以便喊叫着高音C而获得心灵的陶醉。但是，如果他购买——比如在前女飞行员比阿特·乌赫斯遍布德国的性商店里——各种形状、体积、气味和颜色的人工腋毛和阴毛（吹嘘最昂贵的是“天生毛”），他绝对不能陶醉，而最多是同情那个被自己幻想的任意性歪曲了的可怜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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