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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当然不能在孔令根面前表现出这种卑微的情绪来，他说：“孔先生，我给你打一个借条吧！”说着真的就打开公文包拿出了纸笔。
孔令根摆摆手说：“郑先生，这点钱也值得打借条，这不把我们之间的情谊打得一文不值了？你想，三百万人民币还不到四十万美金，这点小钱算什么，在香港只能买到两小间房子，一辆一般般的劳斯莱斯汽车。你就是不还我又怎么样呢？以后再说吧！”
郑天良坚持要打借条：“如果我不打借条，将来就说不清了。”
孔令根有些生气了：“如果郑先生执意如此，就是看不起我，那我们就无法合作，我马上让香港分部停止汇钱，明天立即打道回府。”
郑天良急了，他怕啤酒厂合作就此搁浅，只好说：“那就这样吧，等我朋友收到钱后，我让朋友给你打借条。”
孔令根说不急不急。他没有立即跟郑天良探讨啤酒厂转让的价格，如果现场交易，那就太功利主义了，更没有一点朋友间的情分了。郑天良发现孔令根是孔子的后代，做人做事都是符合仁义礼智信，于是他给赵全福打了一个电话请孔令根到三楼去洗澡。赵全福走进来用农民的语气说：“请两位老板上三楼，新来的几个妹妹，味道好极了！夜宵也准备好了，洗完澡就吃夜宵。”
郑天良说：“你带孔先生上去吧，我还有点事。”
孔令根说：“郑先生不够朋友了，一起喝茶，怎么能将我一个人丢下来洗澡呢？既然郑先生有事，我也回去了，一起走吧！”
郑天良愣住了，他觉得自己无言以对，说有事纯属借口，说共产党干部不能洗澡的话，你连三百万块钱都“借”下了。他在孔令根的面前已经是一个裸体，实在也没有必要再掩饰什么了，于是他点点头说好吧。
孔令根对这样的安排显然是很满意的，他对赵全福说：“听郑县长说，赵先生是著名实业家，今后来合安投资还请多多关照。如果这里洗澡条件很好的话，我打算在你的红磨坊长年包租一个套房。你看如何？”
赵全福说：“我这红磨坊是不对外营业的，但孔先生包租，我破个特例，也好让脸上光荣光荣。”
上了三楼换了鞋后，孔郑赵三人分别进了三个独立的桑拿间。为郑天良服务的是比王月玲更小的一个少女，郑天良毫无心理压力地完成了对少女的分析推敲和骨肉拆解，他觉得这是为了工作而洗澡，为了合安的改革而研究少女的器官，如果不洗澡不研究少女的器官就可能会使合作泡汤，会使合安的经济建设遭受损失。他在少女身上的时候听着少女嘴里发出的带有方言性质的呻吟时，他甚至有了一种神圣而又崇高的感觉。隔壁的桑拿房里的声音有点恐怖，像杀猪一样的嚎叫，郑天良认为女人在男人面前最美丽的声音就是被撕裂后的嚎叫。
第三天上午，休息充分的江本仁先生在郑天良陪同下访问玄慧寺。两辆警车在前面开道，乡村土公路上尘土飞扬，太阳挂在冰冷的天空一动不动。
界牌乡政府的领导已经在玄慧寺等候，郑天良和孔令根搀扶着江本仁老先生气喘吁吁地登上了玄慧寺，冬天的玄慧寺，孤寂而冷清，寺院四周的树全枯了，只剩下一些裸露的枝叉像老人枯瘦的手一样在有风的天空下摇晃着，并发出了阵阵萧瑟的喧哗声，只有麻雀一年四季都情绪高涨地在寺院的屋檐下乱窜。
江本仁在寺院里参观了江可馨曾住过的那间禅房，禅房里一柱清香幽幽地燃烧着，郑天良指着一张事先准备好的老式架子床说，“这就是江可馨女士睡了两年的床铺，乡亲们每年来寺院进香的时候，都不忘在床头烧一柱香以纪念江可馨女士，她在村里非常有人缘。”说着郑天良又手捧一柱香走过去插在香炉里，然后行注目礼。江本仁走过去跪在地上用手抚摸着床铺的边框，然后爬过去为妹妹点上一柱香。江本仁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没有流泪，他只是默默地看着摸着，他想从这些生硬的床板上摸到妹妹的留下的温度。最后江本仁先生到正殿里对着观音像跪拜进香，几个僧人在悟能法师的带领下，念起了《般若经》，悟能法师已经老了，他的脸上同样也生出了蚕豆大小的老人斑，他微闭双眼嘴里念念有词。陪同的界牌乡领导对郑天良说：“郑县长，玄慧寺在你的家乡，又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能不能拨点钱修一修，我们不想再建九十九间半了，但建三十六间总还是需要的。现在只有十来间，太寒碜了！”
江本仁先生从佛像前爬起来对身边的孔令根说：“捐二十万块钱！此乃妹妹落难的地方。”这是江本仁先生在玄慧寺说的唯一一句话。
孔令根当即开了一张支票交给悟能法师，悟能法师嘴里又念了一气，法师要留下姓名，江本仁先生摇了摇手表示不必了，孔令根说：“法师，家父信奉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至人无已，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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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郑天良走到法师面前问了一句：“法师，你还认得我吗？”
法师微闭双眼，一言不发，嘴里说着一些让郑天良根本无法听懂的话：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三世因果
循环不失
这几句偈语并不难懂，但悟能法师说得又轻又柔又含混，郑天良实际上没听清楚，但他感到这几句偈语并不是吉兆。他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不敢面对真实的香火。回到县城后，郑天良立即找到了文物部门要求给玄慧寺拨款十万元，文物局长说这要宣县长批，郑天良说我先在界牌乡的报告上批，然后你们再拿去给宣县长批。
在与台湾中飞集团签订正式转让协议的前一天晚上，县委常委会开得非常激烈，宣中阳公开跟郑天良干了起来。宣中阳对工业区的事一直没有干预，但这一次，他还是忍不住要跟郑天良摊牌：“九百万美金是我们转让的底线，你现在要以七百万美金成交，我们怎么向全县人民交待？五百万美金四千多万人民币的国有资产就这么流失了，这个责任我负不了。”
郑天良发现这是宣中阳第一次跟他发火，但他并不在乎宣中阳发火，他早就想好了对策，于是他以退为进，反戈一击，“当年的一个亿的投资，现在还值一个亿吗？当年的设备，现在还值原价吗？这次谈判我是嘴上都起了几层泡，如果你要是认为这个价格不能接受的话，我们可以不签转让协议，明天就让江本仁先生回台湾去。你是一把手，我服从你的意见，但你要知道如果不是江本仁的妹妹这一历史背景，江先生是根本不可能来投资的。”
宣中阳说：“我知道卖啤酒厂卖工业区你吃了不少辛苦，但我弄不懂的是，你怎么不像是代表县政府跟台商谈判，反倒像是代表台商跟县政府谈判一样，一味地强调台商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考虑我们能不能接受？”
郑天良见宣中阳话中有话，就反击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今天的常委会上你要说清楚。你还在用卖工业区这一概念，而不使用市委市府二十六号文件中所说的产权转让，这是什么心理？说到底，你还是把工业区看成是一个政治象征，而不是把它作为合安深化改革中产业化企业来对待。这种以个人情感代替党性原则的态度与改革精神背道而驰。”
宣中阳觉得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索性在常委会兜个底朝天，让大家也多一些判断的参考，他说：“你老郑不要摆什么大道理，工业区改革是经济行为，但最早把它政治化的是你老郑，而不是我，自二十六号文件后，黄市长从来没有对工业区下达过一句具体指示，倒是你最积极地要把啤酒厂甩出去，而且要来个斩草除根，工业区那么多空地，为什么要把合和迁到啤酒厂隔壁，这是什么用心？你不要把别人都看成是傻子和呆子。”
郑天良在宣中阳咄咄逼人下有一种剥光了衣服的感觉，但他不能表现出来，于是他说：“宣县长，按说我不该跟你争执，你是上级，我应该听你的，所以我宣布从明天开始，我再也不分管工业了，你是一把手，你应该对合安的经济发展负责。但我要说明的是，合和回迁到工业区是从全县经济整体形象考虑的，至于建在啤酒厂旁边是因为合和需要两万平米的厂房，只有啤酒厂东侧有这块地，这是专家论证的，你上纲上线地看待一个厂的位置是因为你头脑中从一开始就定好了性质，所以合和即使建在工业区外，你还是可以说这是还乡团反攻倒算，你是上级，怎么说怎么有理。还有我要申明一点，啤酒厂在招商会上根本无人问津，参加招商会的同志十分清楚，我们是在最后半天抓住了这个不是机会的机会。按说国有企业转让全部产权应该要通过招标拍卖的方式进行，这是国务院规定的。我们的程序确实有点问题，但我要说的是，如果啤酒厂公开招标拍卖，六百万美金要是能转让出去，我马上就跳楼自杀，为自己丧权辱县的行为赎罪！”
郑天良说到这里情绪激动了起来，他的眼睛里湿润了，深重的气愤和委屈弥漫在脸上。其他常委们都说，大家不要再争了，都是为了工作，更不要说伤感情的话。大家一致认为马上向市委市政府请示，让市委市政府拍板。
第二天上午，接到合安县申请报告的叶正亭和黄以恒双双赶到合安，上午两位市领导参加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讨论研究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的价格问题。
当宣中阳将啤酒厂投资情况以及转让价格带有感情色彩地介绍后，叶正亭首先发话：“我的一个原则立场是，啤酒厂转让是国企改革产权制度的一个尝试，方向是对的，措施也是正确的，但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这一改革不能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七百万美元就买下了这么大的企业，资产折旧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快一半就没有了，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不知道你郑天良是怎么谈判的，如果我们都这样血本无归地将企业都卖了，我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叶正亭说得很激动，他显然对郑天良随意又降了两百万美元非常恼火。郑天良在叶正亭面前是唯一敢顶撞的下级，他情绪激动地站起来说：“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从今天起就不打算管工业了，所以我建议按国条院规定，对全部转让产权的国有企业进行公开招标，将啤酒厂拿到省城或深圳去拍卖，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我可以保证如果六百万美元有人要，我立即从这楼上跳下去。我希望各位领导都到第一线去试试看，看看我们的企业究竟还剩多少魅力，说句难听话，啤酒厂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女人，虽然是贵族血统，但人老珠黄了，不值钱了。不是我连蒙带骗，台湾中飞集团能到这地方来投资？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一句狂妄的话，除了我，谁也做不到！”
郑天良的话很狂，但这狂话让叶正亭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他非常欣赏那些能在面前发脾气的下级，更欣赏像郑天良这样大刀阔斧拿得起放得下的改革干将。郑天良一通狂话，竟让叶正亭也一时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