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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外地啤酒，像抓综合治理那样，标本兼治，打防结合。
为了让销售啤酒具有法律效应，会议的最后一项程序是，宣中阳代表县政府跟各单位各乡镇一把手签订销售碧源啤酒的“责任状”。陈凤山当场拒签：“宣县长，我们东店乡跟马坝和仁和乡不能比，他们是大户，老百姓手里有钱，我们是穷乡，粮食价格一跌再跌，化肥农药价格一涨再涨，老百姓连买化肥和农药的钱都没有，哪有钱喝酒。”宣中阳说：“你们乡虽然不富，但你陈书记有办法，我就不相信还有你办不成的事。”陈凤山说：“我当然可以压下去，但我承担不了压下去的后果。”
郑天良这时打断了陈凤山跟宣中阳的讨价还价，声色俱厉地说：“你老陈存心让我下不了台，为什么其他乡都能落实，就你落实不了？明天，不，今天下午我就跟你一起下乡卖啤酒！”
陈凤山不在乎宣中阳，但他有些含糊郑天良，他知道郑天良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就声音软了下来：“郑县长，我在电话里已经向你汇报过了，啤酒压下去的计划已经造好了，但我怕那些教师们再到县里来闹事。”
郑天良斩钉截铁地说：“你先跟宣县长把合同签了，剩下的事我们共同解决。”
在郑天良几乎命令的口气下，陈凤山很不情愿地在“责任状”上签了字，签完字后，宣中阳还跟陈凤山握了手，他拍着陈凤山的肩膀说：“现在哪是命令下级干事，简直是求着下级干事，就差向你们贿赂了。”陈凤山看了郑天良一眼，郑天良用目光示意他不要争辩，陈凤山于是就顺着宣中阳的话说：“宣县长，不是我跟县政府为难，而是我下面的人跟我为难，你说求下级干事，我回去要跪下来请下级帮忙，所以我申请县政府给我报销几条裤子。”宣中阳见陈凤山通情达理了，就说：“你们乡政府本来就有百分之十的销售提成，我想报个一二十条裤子还是不成问题的。”其他乡镇长们就都跟着笑了起来。
中午，县政府在蓝湖宾馆请各单位各乡镇一把手吃饭，每桌不许上白酒，只上碧源啤酒，生产“合安特曲”的县白酒厂已经股份改造给了几个民营企业家，规模又小，早已不属于县里重点扶持的企业。于是，中午的工作餐菜虽然不多，但每桌喝掉了三十多瓶碧源啤酒，人均达三瓶，宣中阳见大家喝得热火潮天，就有些兴奋，他举起酒杯对大家说：“我敬各位地方诸候们一杯，如果我们全县人民都能拿出这种热情喝碧源啤酒，一年一万吨是远远不够的。”
陈凤山脸红脖子粗，他倚老卖老地说：“宣县长，这不花钱的酒，一个农民一顿能喝六瓶，但你要是让他花钱，他连半瓶都不舍得喝。”
郑天良跟陈凤山坐在一桌，他捣了一下陈凤山叫他坐下来不要说话，陈凤山侧过脑袋悄悄地对郑天良说：“你还不知道，每个乡政府的会议室里都堆满了啤酒，连百分之三十都没推销下去，现在这些小年轻的乡镇长，麻木得很，为了保住那顶小帽子，不计后果地就把合同签了。”
郑天良说：“人家能签，你就不能签？怕什么，先签了再说，走一步看一步，天蹋下来由个子高的人顶着，还轮不到你顶天立地。”
陈凤山很糊涂地看了郑天良一眼，没听懂他的意思。郑天良端起杯子跟陈凤山碰了一下，算是向他敬酒，陈凤山一饮而尽，由于喝得太猛，部分酒水从嘴角溢出来漏进了颈脖里，看上去很像一条乳黄钯蚯蚓从嘴里爬了出来。
郑天良终于在会后到自己分片包干的四个乡镇跑了一圈，每个乡镇长都在向他诉苦，郑天良说了一些鼓励和安慰的话：“难度肯定是有的，但只要我们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群众会理解我们的。我相信你们完全有能力完成县里下达的啤酒分销任务。”郑天良说的这些话，充满了一分为二辩证法，既肯定了难度，又强调了乡镇长们的能力，官场的这套办法叫做把面子给足，将压力压实。只给面子不给压力，工作就等于是没落实下去；只给压力，不给面子，工作容易受到抵触，这就是工作方法。要是在前些年，郑天良会将这些诉苦的乡镇长毫不留情地训一顿：“签合同的时候那么潇洒，现在你还叫什么苦？为什么不当宣中阳的面叫苦呀？什么作风！”现在他不会这样说话了，他已经成熟了，学会了太极推手。
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工作方法叫做“矛盾下移，成绩上交”，说的是当官要善于将困难和矛盾压到下面去，让下面的人去办，办成了后一定要将成绩交到上面去，即是上级关心支持指导的结果，你处于中间的真空地带是最安全最实惠的，将困难压下去后说明你工作很有针对性和主动性，将成绩上交后说明你很谦虚不狂妄，始终把上级放在主导地位上。而且这样做进可攻，退可守，比如说，啤酒计划已经分配下去了，如果没完成，那是说明工作确有难度或下面的人没办好，县里的态度和思路是积极的主动的；如果完成得很好，那就是黄以恒在复杂的局面中战略眼光的准确和深远，是市委市政府支持关心的结果，而宣中阳只是一个桥梁的作用。真空地带的桥梁架好了，实际上政绩也就有了。官场上最忌讳的就是将矛盾上交，将成绩下移或居为已有，这样的人一般说来不仅很难提拨而且很可能要迅速靠边站或挂起来，挂起来虽然不是处分，但示众的意义是很明显的，也有让你自我反省或自我欣赏的成份在里面，能不能幡然醒悟，还得看个人修练的程度如何，这里面非常复杂，郑天良用几十年时间才悟了个大概。
郑天良赶到东店乡的时候，乡中心小学的丁校长正在跟陈凤山吵架，乡一级政府的权威性是很脆弱的，老百姓跟乡长书记对着干也是不需要讲什么情面的，他们在政治上的前途有限决定了他们无所求而无所畏。
丁校长站着，陈凤山坐着，这不是一个打架的姿势，但绝对是吵架时的基本对峙。丁校长头发已经花白了，他唾沫飞扬地指着陈凤山说：“我们要工资，我们不要啤酒。中央三令五申要求保证中小学教师工资的按时发放，你们拖了三个月不发，我们到县里上访后，你们就用啤酒来糊弄我们。”
陈凤山涨红了脸，也没法热情接待郑天良，所以他就对丁校长说了一句：“中央要求按时发放工资，那你就找中央去要工资，我没有工资，只有啤酒。”
丁校长手指着陈凤山：“你还像共产党干部说的话吗？发不出工资，你就是无能，你就不配干书记。”
陈凤山走过去跟郑天良握了握手，让郑天良坐到椅子上，然后扭头对丁校长说：“我承认我无能，你有能耐你来当书记，明天我就向县委打报告推荐你来当书记，但我告诉你，你想无能都不会让你无能，不服不行。”
丁校长气得脸都紫了：“我们学校坚决不要啤酒，你看着办吧。”
陈凤山说：“你不要啤酒，就给我从小学校长的位子上下来。”
丁校长用嘲笑的口气说：“这次如果我抗不了你的啤酒，你不让下来，我会主动下来，我不会占着茅坑不拉屎。”
陈凤山拿起电话通知分管政法的副书记说：“给我将一百二十七箱啤酒送到中心小学去，我倒要看看谁敢不要？”
丁校长毫不示弱：“我马上回去安排教师堵住校门，不用发动，一呼百应，我们不会靠喝啤酒过日子。”
陈凤山说：“谁敢堵门，我就让派出所给抓起来。”
丁校长挑衅地说：“你敢，现在是法制社会，你们这些土霸王们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丁校长说着转身就冲出了陈凤山的办公室。
郑天良给陈凤山递过去一支烟说：“老陈，你又何必跟下面的人吵架呢？有什么事坐下来好好商量，不要气了，哪天到县城，我请你喝两杯。”
陈凤山抽烟的时候，手在微微地抖动着：“郑县长，看到了吧，我们整天过的就是这种日子。做思想工作，怎么做，人家连饭都吃不上了，还谈什么政治和大局，但我没办法，你们压我，我只好压下面。”
郑天良安慰陈凤山说：“下面工作确实难做，将来有机会，我跟宣县长说一说，将你动一动，到城里安排一个职务，年龄也不小了，要让年轻人来干了。”
陈凤山有些感动：“郑县长，你是能理解我的，但是宣中阳怎么会让我调到县城呢。跟你说句实话，我在实验区属于站错队的人，有些话我不好说。反正只要黄以恒干市长宣中阳在合安不走，我是永无出头之日。说老实话，这么多年，我跟你并没有有多少个人关系，我当时是看你心急如焚的样子才凭良心做事的。我不会在那种时候看你笑话的，更何况我自己还是实验区的副主任。不说了，说这些陈年旧事倒胃口。”
陈凤山没把话说透，但郑天良已经听出了一些意思，他也没有接着往下说，心中已经有数。他岔开话题说：“啤酒的任务还是要压下去，有时候矛盾暴露出来也不是坏事，让县里知道你的工作难度。当然我的意见是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冲突。”
陈凤山说：“冲突是必然的，不冲突是偶然的。就连我手下直管的乡政府干部们都对我有意见，说我们乡计划要多了，好像是我在县里签了卖国条约一样，我毫不客气地对他们说，你们到县里去造我的反，把我赶下台决无怨言，这他妈的龟孙子的日子我已经过够了。”
郑天良安慰说：“目前这种局面也不是你们一个乡的事，其他乡也一样。我回去后要把这些事情向宣县长反映，让他推迟摧交各乡的货款，都把乡干部们逼急了，会出大事。”
正在这时，郑天良的手机响了，一接电话，是沈汇丽打来的，她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在电话里谈笑风生地说：“怎么我从市里一回到合安，你就下乡去了；我一回到市里，你又到了县城。”
郑天良不适合在这种僵硬的场合露出过分幸福的表情，他压低声音说：“实在对不起，我在下面落实分销啤酒的任务，有什么事吗？”
沈汇丽说：“推销什么破啤酒，又涩又苦，像喝洗碗水一样难受。没事，我想请你吃饭、唱歌。”
郑天良放下电话毫无必要地对陈凤山解释了一句：“市里来人了，要我回去陪同吃饭，真没办法，整天忙于接待，搞得跟三陪小姐一样。”
陈凤山没有在意郑天良的解释，只是说：“我已经让食堂准备了，中午好好喝几瓶碧源啤酒，为解决黄以恒的后遗症多做一些贡献。”
郑天良说不必了，他临走前告诫陈凤山说：“老陈呀，工作慢慢做，牢骚要少发，发牢骚不解决任何问题。丁校长闹事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坏事有时能变好事，我讲过，不要怕矛盾暴露出来，也不要多发牢骚，你懂我的意思吗？”
陈凤山当然不懂，这是一个头脑比较简单的人，情绪性很强，就像早年的郑天良，郑天良为陈凤山的麻木而失望。
郑天良中午赶回县城的时候已是十二点半钟了，沈汇丽在红磨坊等他，走进去一看，郑天良发现了耿天龙在场，这个被他撤了职的商业局长明显已经老了，走路都有些蹒跚起来，脸上的老人斑正在以经济建设的速度与日俱增。郑天良走过去主动握住耿天龙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