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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话会听音的人已经从这句话里弄清了黄以恒的基本态度，这是当官的基本功，就像一个站在水边钓鱼的人，看到一个水花就知道了鱼在什么位置，更像一个恋爱中的女人接到一张异性的电影票就能立即意识到爱情已经开始了，只是有的人功夫好反映敏锐，有的人天生迟钝，这种区别将会使一些人一辈子钓不到一条鱼，活到八十多岁也没经历过一次辉煌的爱情。
黄以恒认为人开窍有早有晚，发育快的孩子从小学就会给女生递纸条了，而像他这样的人到年近五十才开窍，而这个年龄窍门一开，就会突飞猛进地将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行动上也就更加果断和勇敢。不开窍的时间很长，而开窍却是一刹那间的事，有如神示，灵光乍现，一秒钟之内完成了。
会议结束后，赵根苗拉着黄以恒留在会议室里单独说了几句，他诚恳地对黄以恒说：“黄市长，我不是存心跟你唱对台戏，这是我真实的个人想法，也不是代表县委县政府说的。”黄以恒很随意地说：“你解释这些干什么？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就这么脆弱吗，只听好话，不听刺耳的话，一点不同意见也听不进去？本来就是讨论和分析，各抒已见畅所欲言。”黄以恒岔开话题问：“你的身体怎么样，我回去后找市人民医院的专家权威们给你会诊一下，拿出一个详细治疗方案来，千万不能将身体搞垮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也是反革命的本钱。”
赵根苗说：“感谢黄市长的关心，我的身体真的有点吃不消了，你看能不能让我回市里，要是身体还能干的话，就随便给我安排一个岗位，人大政协都行。确实是身体撑不住了，我提前退下来，让宣中阳放手干，他年轻，有朝气，也有经验，我总不能占着茅坑不撒尿呀！”
黄以恒说：“宣中阳就是太年轻了，所以市里还不放心，你作为老同志，多带一带他，同时你也要多注意休息和养病，俗话说三分病七分养。”
赵根苗很绝望，他觉得黄以恒的态度是既不让他多干，也不让他不干，有了成绩是宣中阳干的，出了问题他有领导责任。
这时，黄以恒的秘书喊他上车，晚上县委县政府在蓝湖宾馆宴请黄以恒。
赵根苗站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看着黄以恒的背影发呆。会议室里烟味很重，空调忠于职守地继续吹着冷气。赵根苗走过去关上空调，屋里立即就闷了。
晚上蓝湖宾馆“望月厅”摆了两桌，黄以恒说大家一起吃一个工作餐，所以宣中阳只让办公室安排了简单而朴素的四荤四素几个菜，酒喝的是本地的“合安特曲”和“碧源啤酒”，财政如此紧张的形势下大吃大喝是不得人心的，所以黄以恒对县里的安排很满意，他对身边的宣中阳和乔岸说着一些很私人的话：“现在的领导干部都是在走钢丝，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哪个一把手能睡上安稳觉，改革是一场革命，革谁的命？其实最先革的是领导干部的命，工作越来越难做，是因为权力越来越相对化。不知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一点。”宣中阳和乔岸都说确实如此。
席间，黄以恒站起来向大家一一敬酒，酒桌上不谈工作，气氛也就轻松了许多。在敬到郑天良时，黄以恒说：“老郑呀，你的肚子也挺起来了，可要注意三高呀。”郑天良跟黄以恒碰了一下杯：“我的血压血脂和胆固醇刚做过检查，医生说有点偏低。”郑天良说得很谨慎，像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面对着亲切而威严的老师，黄以恒说不高就好。
宣中阳过来跟大家敬酒时，总说这样一句话：“菜不好，但酒要喝好，饭要吃饱。”大家就都说宣县长像一个吝啬的农民在招待乡下的穷亲戚。黄以恒接上去说：“我们这些当领导干部的，一定要保持心态平衡，要敢于过穷日子，要有勇气做穷亲戚。延安时期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口袋里连一个铜板都掏不出来。”
晚餐快要结束的时候，郑天良的手机响了，是赵全福打来的，他要郑天良跟黄市长说一说合和厂回迁的事，谈完后他开车去接郑天良到红磨坊喝茶。郑天良说了声行，就关上了手机。
吃完饭，黄以恒回宾馆二楼的套间，郑天良也跟了过去，他发现黄以恒身边宣中阳寸步不离，他就在宾馆大厅里止步了。其他陪同吃工作餐的同志都说黄市长累了就不打搅了，于是纷纷跟黄以恒握手道别，宣中阳跟黄以恒上楼后，郑天良只好坐在大厅的沙发里跟黄以恒的秘书小潘聊天，郑天良掏出中华烟给小潘抽，小潘说谢谢郑县长，我不会抽，于是他们有一句没一句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大约一个小时后宣中阳下楼了，宣中阳问郑天良：“怎么，老郑还没回去？”郑天良说我跟潘秘书聊一聊天，马上就回去。等到宣中阳走出宾馆大厅的玻璃门后，郑天良才跟着小潘去找黄以恒。
黄以恒已经脱了上衣准备洗澡，见郑天良进来了，就穿上衣服热情让座。郑天良说：“黄市长，打搅你休息了。”黄以恒说哪里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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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在外间的沙发上坐定，黄以恒给他泡茶，郑天良站起来说，“黄市长，你坐，我自己来泡。”郑天良先将黄以恒自带的玻璃杯里加满水，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黄以恒给郑天良递过来一支“玉溪”烟，先给郑天良点上，郑天良说你先来，黄以恒却执意先给郑天良点，郑天良就将脑袋凑向黄以恒手指上方的一绺火焰。
房间里空调温度适中，地上铺着灰色羊绒地毯，墙上挂着一幅仿制的黄宾虹山水。黄以恒看着有些拘谨的郑天良就问：“嫂子最近还好吧，也没时间去看她，代我向他问个好。”
郑天良说：“你很忙，没关系的。”
黄以恒没有问起郑清扬，也不谈今天下午会上郑天良的表态，这使郑天良感到很有些失望。郑天良过了一会还是主动地说：“我认为工业区的企业，只要时机一成熟，应该全面恢复生产，出卖主权的事坚决不能干。”
黄以恒没有顺着郑天良的思路说下去，他说：“如果不实行股份制改造，不进行资产重组，重新恢复生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改革的思路可以更宽一些。”
黄以恒的话就像冬天的一盆冷水浇在郑天良的头上，很显然黄以恒不想在这些问题上跟郑天良进行深入讨论，所以他又补充了一句：“工业区的前景市里将要拿出一个系统的方案来，回去后我们还要深入研究。”
郑天良看着黄以恒的这种态度，有一种热脸贴人家冷屁股的感觉，心里很是窝囊，但他此刻不能表现出真实的痛苦和失望，于是他就掉转话题想说一点私事：“黄市长，钱萍和建群还好吧，建群是一个很懂礼貌的孩子，前些天来合安还给我带了两条烟，给周玉英带了‘太太口服液’，周玉英都舍不得喝。”
黄以恒先是一愣，既而又迅速地平静下来，说：“这是应该的，晚辈尊重长辈，天经地义。这孩子学历太低了，还需要深造，我看他干信贷部主任完全是滥宇充数。”
郑天良说：“建群聪明，能力强，拿个学历不成问题，很有发展前途，”他迟疑了一下，“我家清扬不想在县里干，她想调到市里去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这种投石问路的试探由于缺少掩饰使郑天良心里被一根针一样的东西刺了一下，但他对针刺的感觉已经不再强烈了，他现在只对刀有些畏惧。
黄以恒说：“我看可以，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市里的发展空间毕竟比县里要大些，清扬这孩子上进心还是很强的。”
郑天良听了这话，心里一阵激动，他觉得钱萍不可能不跟他提建群与清扬的关系，黄以恒的这种表态，无疑是对两个孩子发展关系的肯定和认同。只是老不管少事，所以他们两个当父亲的才用地下党接头暗语的方式在谈论这件事。郑天良的积极和主动不只是对儿女婚姻的一种态度，而是对黄以恒政治立场的彻底转变，他希望黄以恒能理解这一点，他相信黄以恒已经完全听懂了。
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清扬对建群不感兴趣，如果黄以恒知道这一点，这是有伤黄以恒面子的，所以他表现出的主动还包含着两个家长在这件事上尊严的平衡。因此，郑天良准备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女儿调到市里去，黄以恒没有说清扬调动由他来办，可能正是出于一种保持不失尊严的应有的矜持。郑天良能理解这一点。
在他们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郑天良试探性地说了一句：“黄市长，你看时间过得太快了，一眨眼，明年我就五十了，知天命的年龄一切就只能靠老天帮忙了。”
黄以恒看着郑天良有些忧郁而无奈的表情，就像面对着一个冬天在寻找一件棉袄的贫农，于是他对贫农说：“说句老实话，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一是要有真才实学，二是要有机遇。许多年前我就说过，你老郑的能力明摆在那里，为合安改革开放所做的贡献也是人所皆知的，只是机遇没跟上。五十岁并不一定就是终点，关键看有没有机遇。”
黄以恒的话虽然有些模棱两可，但还是给了郑天良绝处逢生的希望，给了他悬崖边上一根粗壮结实的绳子。郑天良在这种时候，也没有必要再死要面子而不要裤子了，他给黄以恒点上烟：“黄市长，你是知道的，我不过是一个乡村兽医干上来的，身上的农民习性太重，以前对你黄市长也有过一些不恭，虽然不是出于恶意，但毕竟是冒犯过你的，好在我们两家关系一直都是亲戚一样走动的，我也从来没有背后对你做过什么动作，如果你能清楚这一点，即使你在当上市委书记后不给我动一动位置，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你知道，我没有后台，要有后台，也只能是你了。”
郑天良等于已经是公然地伸手要官了，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有些发烧，但他用一种意志控制住自己慢慢滋生出来的羞耻感，于是他端起茶杯猛喝一气，所有耻辱和仓惶就随茶叶汁一起咽进了肚子里，还带着茶叶的清香。
黄以恒看到了郑天良鼻尖上冒出来的一层细汗，他喊来服务员说：“太热了，将空调温度打低一点。郑县长比我胖，出的汗就是比我多。”服务员调低温度后走了，郑天良说：“好多了，好多了，我主要是不能喝酒，晚上喝了几杯酒，就容易出汗。”
黄以恒等郑天良坐稳后，就有些推心置腹地说：“老郑呀，有些事我本不该跟你说，但我今天也多喝了两杯，就违反组织原则给你透露一些信息。你的问题我在市委常委会上提过不止一次，我曾经提议你到兴安县任县长，但市委内部的意见不统一，至于什么原因我就不能再多说了，我相信你到这个年龄应该明白了，其实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除了政治素质之外，最主要的能力是协调能力，对上对下以及相关部门协调不好，就没法开展工作，所以说协调能力也就是工作能力，如果你是一个杀猪的，把猪能捅死，这就够了，但你是县长，只是每天二十四小时地干活是远远不够的。”
郑天良听得连连点头，他说：“黄市长批评得很对，我这个人农民出身，只会冲呀杀的，从来不讲究协调，有时候还很固执，得罪了不少人，只有你黄市长最了解我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