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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查一下去年底县长办公会的记录，我提出的目标就是实验区争取今年完成一期工程向现场会进行展示，绝没有说一定要完工。今年春天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是这么说的。”
郑天良感觉到自己就像一团橡皮泥，捏成什么形状完全在于黄以恒，而不在泥本身，他突然感觉到作为一个下级，不承认自己是泥是要犯错误的，他是被黄以恒塑造着的。
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十一月二十日在合安县隆重举行。合安县城到处张灯结彩、旌旗飘扬，城里弥漫着新鲜油漆的味道，江浙沪运来的各种真的假的商品堆满了商铺，全县数十万次民众前仆后继涌进县城，不少人在广场的“三个女人托个蛋”的雕塑下面照相，他们都为合安的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而骄傲和自豪。工业区里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货车和集装箱源源不断地开进开出，一派繁忙的节奏。现场会来了近千人，省市五大班子全部到场，各县书记县长以及分管工业的副县长、经委、计委、工业、商业的局长们全都聚集到了合安县。整整一个星期，参观学习、研讨座谈、喝酒跳舞，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黄以恒的脸上并没有太多的欣喜和激动，他在介绍经验时说：“虽说我们县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将要完成二十一亿，但我们离江浙及沿海地区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决不能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所以与其说在合安开现场会，还不如说是开找问题的会、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黄以恒的话在会场上引起了热烈的掌声。这个目前全省建设得最好、经济成就最高、发展最有活力的县委书记能以如此清醒和理智的态度对待成绩，其居安思危高瞻远瞩的目光使所有与会人员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黄以恒不是谦虚，而是将合安放在整个沿海东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衡量自己和要求自己，这就是一种现代意识和战略眼光。省委顾书记在视察了十八公里的农民新村后，从楼下到楼上，再从楼上到楼下，他看到了一往无际的两层小楼连接着县城和另外一个穷县，他还看到每家都有电视机，用上了井水和卫生厕所，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摆在每个人的面前用事实说话，所以黄以恒再谦虚也掩盖不了自己的政绩，当顾书记看到啤酒厂里许多辆外省的货车在这个初冬的季节排队拉啤酒时，他被感动了，在总结大会上，顾书记情绪激动地说：“我从合安看到了什么叫‘深圳速度’，从合安也看到我省改革开放的光辉前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奇迹，江苏浙江能做到的，我们省当然也能做到，合安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合安给我们提供了信心。合安这一典型在三省交界的地方具有特殊意义，它是我省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一个桥头堡，它向人们证明我省的改革开放正从合安与东部沿海地区形成连接的通道，而且以同样的速度和规模将我省的经济融入沿海东部经济圈。”
郑天良也参加了六天的现场会，会上没有人提到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那里太远而且也没建成，当然也就不会去参观。没几个人认识郑天良，郑天良就像一个废弃的塑料袋被扔在风中，人云亦云地跟着大部队参观喝酒吃饭，分组讨论会上，他很想说合安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不可能有二十一个亿，顶多只有九个亿，但他面对着这个咄咄逼人的工业区以及五条商贸大道，郑天良如果唱反调的话会被人认为是别有用心，他在一片掌声中反而有了做贼心虚的心态，他没想到自己此刻成了一个贼。
省市各大新闻媒体连续一个星期报道合安县的经济建设成就，省报还发表了社论，题目叫《合安速度带给我们什么》。中央的媒体也水涨船高地给予了大篇幅的报道。
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不到一个月后，黄以恒调市里担任河远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郑天良继续担任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管委会主任，他的处分虽然没有公开，但全县人民都知道了这件事，而且消息像感冒病毒一样传染得很快。乔岸接任县委书记，市轻工业局局长赵根苗调任合安县县长。
第二年，郑天良再也找不到黄以恒要钱了，他向新县长谈到实验区的事，赵县长说：“实验区的事要重新论证，另外投资规模是不是要这么大，我还要跟黄市长交换一下意见，但一期工程一定要完成，不然投资就浪费了。”
他找乔岸书记，乔岸书记也说：“王桥集那个地方地理位置从地图上看是很优越，但到实地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虽在三省交界，但离外省的几个核心城市太远，所以在运输上会加大成本，形不成优势，我们当初在决策上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我倒希望你在常委会上能把实验区的事讲透讲准，争取形成投资的一致意见，如果确实很有前景，我们会把实验区继续办下去。”
郑天良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敲不开主人门的乞丐，诚心想讨饭，但没门。
黄以恒也来县里视察过几次工作，郑天良就像在救自己的一个患了绝症的儿子，希望能把实验区继续办下去。黄以恒对他说：“我马上召集你们县委县政府全体同志开会，重新论证，我当然也不能保证自己当初的决策就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建实验区是市里的意见，也经过县委常委会县长办公会讨论后才决定上马的。我作为共产党员，还是有勇气面对失误的，你也不要怕，实验区的大方向是对的，我历来是坚持这一观点的。不过，无论如何，一期工程必须建成，我这次来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一期的五十万投资立即到位。”
郑天良发现黄以恒的这些话，等于已经为实验区在致悼词，而且悼词的内容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精神，他所能做的工作看来就是准备后事和为实验区立一个一分为二的墓碑。
黄以恒召集了县委常委扩大会，会上黄以恒强调指出了如何发展县城商业与工业区的完善和市场开拓等问题。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做着记录，郑天良也掏出本子记得一丝不苟。最后，黄以恒才说：“乔书记、赵县长，你们看什么时候能将实验区一期还差的五十万元给老郑拨过去？”赵县长说：“我们很快就会拨过去的。”黄以恒说：“我要的是时间表，很快是多长时间，能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答复？”赵县长放下手中的笔说：“黄市长，明天，不，今天下午就拨过去。”黄以恒很满意地点点头说：“实验区当时是市里决定的，也是我们一致讨论后决策的。所以我对实验区要有个表态，一是大方向没错，二是规模与发展前景可以重新论证，三是一期工程今年必须完工，四是老郑在实验区是做出贡献的。这一点我在离开合安前没来得及讲，今天我再次强调一下。”
钱当然很快就到了，但实验区的建设与灭亡是同时进行的。郑天良不能让手下的人泄气，所以他总是斗志昂扬地在检查交易市场的粉刷与装修，到处招商拉客户，他就像面对一个身患绝症的亲人，瞒着病情，装得无事一样，这倒不是存心欺骗，而是妄想着出现奇迹，比如说是误诊或病灶自动消除。他仍幻想着有朝一日黄市长坚持实验区全面上马。
一九九一年底，实验区一期工程完工，入住商户不到百分之四十，交易额比一个普通的农贸市场大不了多少，三条通往外省的公路只修了土路基，睛天满路灰，雨天一路泥，交通影响了交易，但县里再也拿不出钱来了，因为工业区资金仍然缺口很大，几个开工的企业设备改造和生产规模无法扩大，只有啤酒厂是死保的企业，所有的贷款全用于啤酒厂上规模。
一九九二年虽然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要“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但王桥集实验区终因一期工程建成后交易量太小，二期便不再投入，市里决定撤销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管委会，原实验区仍恢复为王桥集乡。交易市场由王桥集乡政府管理。
郑天良回到县城继续担任副县长一职，但他由于是以一个失败者的面目回到县城的，所以当然也不可能提拔，黄以恒指示一定要将郑天良同志安排好，所以官回原职也属理所当然。只是原分管的工业这一摊子现由田来有分管，而且工作卓有成效，当然也不好动他。所以乔岸就跟郑天良谈了一次，让他分管原来田来有的那一摊子，也就是分管民政、地震、老干部局这一块。以后有机会再进行分工调整，希望郑天良能够把这一摊子抓起来。
郑天良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烟雾在郑天良的胡子的缝隙里缭绕，乔岸发现他的胡子长得快有寸长了，就对郑天良说：“老郑呀，回去把胡子剃干净了再来上班，不要让人家感觉到你好像真的是打了败仗一样。”
郑天良心里有了一丝感动的情绪慢慢地滋生出来。
郑天良离开王桥集的那天，天很冷，当郑天良卷好铺盖上车的时候，天就开始下雪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将王桥集的许多人和事都掩埋了，郑天良的心回到了一九四八年冬天的淮海战役的战场，玄慧寺下面的一往无垠的雪野上，到处都是国民党战败的残兵败将，他们像兔子一样地逃命。后面的枪声不绝于耳。
郑天良一直没有对人讲过离开王桥集时的这种狼狈不堪的感受。但他直到临枪毙前的那一刻，他都准确无误地记住了一九九二年冬天的一片白茫茫的雪景。
17
我再次回到省城的时候，城市里的树全枯了，耳朵里灌满了冬天的风声，这个别人的城市越来越陌生了，如果不是我的儿子在这里，如果不是这里还有我没离掉婚的妻子在这里，我会毫不犹豫地将这座城市从我的生活中开除出去，这是一个让我输得精光的城市。
然而，我还是回来了。我想看看儿子，也幻想着妻子在我分别这么长时间后能够冲淡一些对我的仇恨，最终能像收留一个难民一样地接纳我。还有在合安期间写的几篇小稿子也该有些稿费进账了，我的冬天已处于食不裹腹的绝境。城郊结合部租的那间民房已经退掉了，我回到了我们只有一间房子的小家，可一挨门框，韦秀就将我往外撵：“你还有脸回来，孩子的生活费一分钱也不付。出去！”韦秀几乎将我轰出门外，儿子看我回来了，他不说话，默默地跑过来，轻轻拽我的裤腿，像两个地下党正在危险的环境里接头。我一把抱起儿子，在他脸上亲了又亲，儿子的脸冰凉，我的心更凉。
韦秀站在阴暗的屋里抹着眼泪，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脂粉和化妆品的痕迹，她靠打零工与儿子相依为命。三十岁的女人看上去比祥林嫂还要苍老，我是她生活中毫无保障的危险品，是她年轻岁月里的一道伤口。
如果我用十来年挣的十几万给她买了一套房子而不是去开什么餐馆，一家人就会过上平安无事的生活；如果我不跟那个叫张秋影的女人滚到一张床上去，即使餐馆倒了，韦秀也不会如此绝情。我知道一切都是我的错，但我不知道能用什么来为自己赎罪，因为我不能因为一次过失而上吊或服毒自杀，我没有勇气也不愿付出这样的代价。
韦秀的意识中也许还残留一日夫妻百日恩的感觉碎片，所以当我再次抱着儿子走进充满了腌咸菜味道的一间小屋时，她就没有再拿起菜刀和煤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