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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说法，这不是我感情用事可以改变的。我把能讲的道理都讲尽了，天气热，路途辛苦，耽误了农场的工作，等等，吴场长还是不肯。我没有办法，趁严记者不在，就变了态度，用近乎生硬的口气拒绝了他，他也只好算了。
车发动起来，响起了一阵鞭炮声，硝烟中我看见几个人在路边跪下了。我对邓司机说：“开最慢的速度。”车缓缓从人群的夹道中穿过，不断地有人跪下，痛哭。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擦去眼角的泪。小蔡坐在我旁边，一副无动于衷与己无关的神态，我在心里骂着：“这个麻木不仁的家伙，可怕啊！”到了夹道的尽头，司机刚想加速，严记者从后面追上来，向我招手，一群人跟在他后面跑。严记者说：“池处长，今天的场面我太感动了，我想写一个长篇报道，发到报纸上去。我先在这里采访几天，然后到省里找你。我本来是回来休假的，也休不下去了。”离开万山红农场我心情又沉重起来，这个严记者吧，只顾自己抓材料，把我就放到火上来烤，让我给厅里出难题了。如果他再把我讲的那番话写进去，又怎么得了？戴妙良的确不错，宣传一番也是应该的，可道理还得按另外的方式来讲。今天碰上了这个记者，真是倒了霉啊！
回到城里已经是深夜一点。车开到殡仪馆敲了好久的门，值班的老头探头出来说：“明天来，天亮来，上班来。”我说了很多好话，他说：“这时候要我放到哪里去，放到我床下？冰库都上锁了。”只好拖回去。车子穿过城市，行驶在寂静的街道上，偶尔有几辆出租车出没。我看着脚下的铁盒子，心想：“这就是一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一个生命完结了，世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在这个时代，一切随荣随枯，人一辈子就是自己这一辈子，时间后面的寄托已经被掏空。时间中的某些因素是不可抗拒的，它不动声色地改变了一切。戴妙良的确是好人，可好人又怎么样？”
早上七点不到我就被电话惊醒了，以为是邓司机叫我一起去殡仪馆，准备说有重要会议，就叫他送过去算了。接了电话是严记者打来的，他说：“我昨天连夜作了初步采访，戴医生的事迹非常典型，材料非常扎实，我想把他推出去，有可能成为一个全国典型。昨天下午的场面太感人了，一个记者在外面跑几年都不一定能碰上，我偶尔抓到了，很能够挖掘一番。”我泼冷水说：“有那么高的价值？”他说：“有！”他要求厅里在开追悼会的时候，把典型材料考虑进去。放下电话我心里凉了半截，我怎么这么不走运，这不是惹出祸来了吗？事迹往大报上一登，厅里多尴尬？戴妙良是提前退了休赌气到万山红去的，还要到厅里来采访，把情况采访去了，可怎么办？戴妙良是个好人，推到全国去也是够格的，可再怎么样，也不能叫我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啊！我很后悔昨天心还是太软了，坚持要丁小槐去，他不去？这些有问题的人，你就是不能沾边，一沾就沾出麻烦来了。在圈子里，心太软可呆不下去！想来想去，急也不行，还是得跟马厅长汇报一下，让他也有个思想准备，不然事情来得太突然，他会生气的。抓起电话犹豫了一会，想着躲也躲不过去，就拨了号，把事情汇报了，也替自己解释了几句。谁知他并没生气，说：“趁现在还没上班，你到办公楼前的把讣告和治丧委员会的名单都扯下来，一上班就来找我。”我赶紧跑下楼，把那两张纸撕了下来，卷好了，拿到家里来。忽然又想到应把治丧委员会的名单看一下，一些信息经常是从这上面看出来的。展开来看见孙之华是主任，我是副主任，丁小槐是委员。以前听别人议论治丧委员会排名大家都很重视，我觉得可笑，现在觉得不重视才可笑呢。什么都有个层次，这层次在哪里都得体现出来，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上班我去找马厅长，一进门他拍了桌子说：“小池，你这一趟跑得好！”我心里猛地往下一沉，几乎被一口气噎着，完了！可看他的表情，也并没有生气，还带着一种喜色。我习惯性地坐下来，不说什么，先把厅长的意思摸清楚了再说。他说：“你这一趟跑得好，跑出了成绩！我们现在就是要大力推进促成这件事。我们厅里能够出一个典型人物，甚至是全国典型，那是一笔精神财富。《光明日报》可不是谁想上就上得去的，也不是谁争取就能争取到的。记者碰上了这件事是有缘，我们碰上了记者也是有缘。精神文明，人道主义不是抽象的，一定要人格化，戴妙良同志就是我省卫生系统精神文明的人格化。厅里派他去万山红农场，这是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是我省卫生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成果。”马厅长到底是马厅长，一下子就抓了事情的本质，并定下了操作的框架。这时丁小槐打电话过来，说严记者刚才打电话到处里找我，并留下了电话号码，要我尽快打回去。马厅长指了电话机说：“你马上打过去，把记者同志接过来，追悼会推迟到明天，我亲自主持。”我拨了电话，严记者说：“我已经跟社里汇报了，社领导非常重视，北京今天下午就会派人飞过来，你们能不能安排接一下机？”我说：“我们厅里的领导也非常重视，马厅长亲自任治丧委员会主任，亲自主持追悼会，初步定在明天上午。接机当然没问题，是不是派个车把你接过来？”他说：“我上午再抓抓材料，把框架定下来，明天我坐农场的车过来，吴场长也来，还带两个昨天讲得好的人过来。”我说：“厅里希望你能赶上追悼会，明天就赶不上了。”我请示了马厅长，把追悼会安排在下午。马厅长说：“这几天你把别的事放一放，抓好这个中心工作。”又把孙副厅长和工会陆主席等人叫来，重新拟定了治丧委员会名单。陆主席找人写挽联，黄主任负责写悼词，原来的悼词作废，要重新定位，我负责协调各方面的进展，派人去冲洗遗像等等。忙到下午决定了，我再次去万山红农场接人。打电话给邓司机，他说：“铁盒子还在车里面呢，还不知道坏了没有。”我心里一惊，忙来忙去把这件事给忘了！我说：“马上出发，先去殡仪馆，再去万山红。”他说：“我刚回来。”我说：“我刚回来马厅长叫我去我就去了，我能对马厅长说我不去？你不去就算了。我叫马厅长另外安排人去。”他马上说：“我去，我去。”放下电话我心里想，人不向前进不行啊，不到那个份上，说句话也叫不响，还得打别人的旗号！
几乎全厅的人都参加了追悼会，比半年前施厅长的追悼会隆重多了。本来订的是一个小厅，临时决定改为大厅，可大厅已经被其它人订去了。马厅长亲自打电话给殡仪馆的书记，书记又对那边的哀家说，政府部门临时有重要仪式要用大厅。我又跑过去说了很多好话还不肯。死者的儿子说：“已经通知了，我们丢不起这个脸！”我当即决定由厅里赔两千块钱，才摆平了。会场是我带人布置的，在两边扯起两根绳子，把二十多幅挽联挂好。两边的花圈是现成的，交了租金，把前面人的条幅扯掉，换上我们的就行了。遗像两边挂的是马厅长写的主挽联：
救死扶伤仁心妙手德如浩月长悬尘世
鞠躬尽瘁诤友良医我与万山同哭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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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送的挽联是：名利烟云淡如水
事业千秋重于山
挽联挂好了，大家逐联评析，宣传部郭部长说：“池处长你挽联是请谁作的？‘名利烟云’怎么又淡如水呢？”我说：“你别钻牛角尖，我在车上一路想了几个小时才想出来的。”他马上说：“没想到池处长作联的水平这么高。”几个人都笑了。
几个厅长和两个记者还有吴场长也是坐在大客车来的，马厅长一脸凝重，于是大家也一脸凝重，气氛就上来了。哀乐过后，马厅长致悼词，刚念到“沉重悼念亲爱的戴妙良同志”，声音就哽咽了。又念到“事情来得如此突然，我们在感情上都难以接受”时，掏出手帕擦泪。我看着马厅长心中有几分疑惑，他以前念悼词都有些公事公办的神态，今天却动了感情。气氛凝重到了极点，几个女同志都哭了起来。北京来的记者把这些场面都录了下来。接下来严记者把前天送别的情景介绍了。遗体告别后，殡仪馆工作人员把遗体推进去火化，马厅长一直跟在后面，最后被挡住了，才停了下来。
回到厅里严记者提出要开个座谈会，马厅长一口应了。严记者想晚上就开，他还要赶往万山红农场继续采访。马厅长说：“明天吧，明天上午开了，派车送你们去。”厅里马上开了预备会，我也参加了。孙副厅长说：“明天的会议很重要，大家凑一凑，哪些人合适参加，又有哪几个人作核心发言。”大家议了一个名单，有人提出古士林跟戴妙良虽共事多年，但喜欢信口开何，炮筒脾气，是不是就不列入名单了？我请示性地望了望马厅长，马厅长不置可否。我说：“就不惊动他了吧。”
晚上把第二天将参加会议的人都找了来，马厅长说：“戴妙良同志是我们厅里的骄傲和荣誉，明天的会开得好不好，既关系到戴妙良同志，也关系到我省卫生系统，还关系到在坐的各位。他的出现，是我省卫生系统多年来坚持精神文明建设取得重大成绩的一个标志。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厅里派他去万山红农场，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考验一个人。他经历了这种考验，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于是大家纷纷发言，把自己要说的话说了个大概，不当的地方，孙副厅长郭部长都点了出来，就散了会。
一个多月以后，长篇通讯出来了，标题就是《名利淡如烟云，事业重于泰山》。马上省市各大报刊电视台的记者都到厅里来采访。卫生厅出了这么一个人物，文副省长都惊动了，打了电话来问情况。市委宣传部主持召开了一个大型座谈会，文副省长也参加了。卫视台三台摄像机来录相，马厅长接着文副省长发言，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把精神文明建设体现到日常工作中去，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紧紧抓住的问题，具体对医务工作者来说，就是要把职业道德和人道主义落到实处。戴妙良同志的事迹，正是体现了我们的这种追求。”丁小槐说：“我刚从香港回来，香港社会那种个人主义，人人为自己的社会气氛，与戴妙良同志的追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激动得脸色涨红，身子一晃一晃的，“我们卫生系统的领导对精神文明建设常抓不懈，必然会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戴妙良同志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的事迹，也给那些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的人一次心灵的洗礼和净化。”我又把自己在万山红农场看到的情况讲了一遍。虽然已经讲过几十遍了，但为了给文副省长留下一点印象，我讲起来还是有些激动。讲着讲着也真的激动了，事后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激动的真实意义。
过了两天厅里的电话打到全省卫生系统，要各单位组织大家看卫视播出的座谈会实况。晚上我叫董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