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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来的路上，我脑袋里一遍又一遍回放着我见到天一的那些画面，的确，那个场景已经在我的脑袋里被制作成了一个连贯的画面，像电影胶片一样，我可以连续放下去，也可以定格在某一个镜头里。我可以看到她的整体，也可以挑一个局部来看。我还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她叫淑百妈妈的声音，在我听来就是在叫我。淑百不折不扣是她的妈妈，我也是，是我给了她生命，她是我心里的女儿，永远的女儿。有了这些美好的感觉，回来的路好像短了，平时要坐很长时间的车，车窗外的风景也一遍一遍地看过，路边有一个建筑工地，总觉得它每天都在变，楼房像吃了营养丰富的东西，长得飞快。
第五章
接下来的几天，孙萍都到病房来看合新，合新总是热不起来。终于有一天，孙萍走了以后，我郑重地和合新谈起了这件事。合新听了，笑笑，说：“你也别做这个媒了，我该说的都对她说了。没有可能。”
也许合新的话起了作用，孙萍来的时间少了，我想其实就是一个时间问题，慢慢的会好的。
不知不觉中，我离开丽江竟快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每天重复着一样的工作，真是很长时间没有这样了，尽管在丽江每天都画画，但是，很多时间还是会走出去，丽江是一个放射状的地方，像太阳的中心，总是有很多人来丽江，又有很多人离开丽江。
每天陪伴合新，渐渐的可以说的话题也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很少谈过去，关于合新的过去，还有我的过去，我们都没有谈到。合新似乎也习惯了我对他的护理，有一天，我到医院门外的超市去买东西，因为在门口见到了喜欢吃的杏子，就蹲在那里挑拣了起来，时间就用的长了一些，突然手机响了，我一接，竟是合新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以为他自己下床摔了，他支吾着，说：“能帮我买个牙膏吗？”
“牙膏？还有啊，我才看了，还多。”
“是吗？我……我怎么印象没有了。”
“哈哈，腿伤了，记忆力也有影响吗？”
“对不起。你……。”
“还买什么吗？”
电话已经挂断了。等我回到病房，我第一件事就是从床头柜里拿出了牙膏，“你看，是不是还很多？”合新的脸忽地红了，他躲开了我的目光。我忽然番悟，也许他本来就不是为了买牙膏，只是担心我出去的时间久了。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不过，过后却还是有一种暖暖的感觉。
合新的腿也好了一些，终于卸掉了牵引，他可以自己自如地在床上坐起来或是躺下去了。看着合新一天一天好起来，我还是有一种成就感，而我最最担心的，也就集中到了天一的身上。天一自从上次住进医院以后，这期间曾经回到学校一次，两天以后又被送进了医院，后来就一直住在医院里。
天一得的是肾病，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简直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我脑袋里一片空白，整个人也好像被抽去了骨头。当时，只有合新在身边，他坐在病床上，他的样子很紧张，我站不住，只有坐了下来，身体靠在了合新的床上，我觉得自己一点力气都没有，仿佛连支撑自己脑袋的劲都没有了。
合新连着说了几声，没事的，没事的。天一一定不会有事的。
他的声音在我的耳边翁翁的响着，我听不清楚。
我真的很想哭，如果不是面对合新，而是面对阿明，我一定会号啕大哭的。过了好长时间，我直起了身子，我看到了窗外掠过的飞鸟，我再也没有办法忍耐，我急忙走到窗户边，任泪水流过我的面颊……。
难过之后，我知道，我必须面对，我必须以积极的心情，去等待天一一天一天好起来。日子就这样在复杂的、喜的和哀的交换中走着。眼看七月就要过去了。
那一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康复的过程，我在努力使自己忘记，我偶尔在一本书里看到一个失去记忆的人的故事，我竟然幻想着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并不是一个坚强的人，也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这样的思维一直在折磨着我。
有一天，在一个陌生的小镇上，一个天真的女孩在奔跑，她穿了一件红棉袄，上面污渍斑斑，像是有人在追逐她，她边跑边格格地笑着。我一下子不能自制，当街哭了起来。还有一次，在一个混乱的集市上，我看到一个女人大敞着衣服，露出大半个乳房给孩子喂奶，我一下子看呆了，我心里极其羡慕起她来。
后来，我遇到了几个画家，他们从昆明来，三个男人。我们结伴而行。他们看我画的素描，说我很科班，是不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学，我家在丽江，我是自己画的。他们立刻喜欢上了我，争着给我当老师，指导我的画。
他们三个的名字是，付笛，他们叫他老付；张强；还有毛锋。
老付是他们的头，他不仅年龄大，并且他画的也比其他两个好。他很自信，他的身材瘦削，脸上没有什么肉，有时他的样子有些像那张凡高的自画像。他的眼睛里有惊恐的目光，黑乎乎的胡子挡住了他的嘴，他的头发经常粘连在一起，他看女人的目光很亮，像通了电。张强是一个干净的男人，他总是把自己收拾得一尘不染，他的头发始终保持在三寸左右的长度，脸上有胡茬的痕迹，但从来没有被允许长长过。毛锋很胖，因为胖他就了胖人的一切优点，憨厚、老实，肯吃苦，从不斤斤计较。
他们叫我粉子，高兴的时候就叫玉粉子。
起先我们住在县城的一家旅馆里，开了两间房子，他们三人住一间，我一个人一间。我们很多时间是呆在房间里，外面很冷。我们在一起聊天，大多情况下是听老付说话，他可以拣起一个随便的话题说话，从美术说到社会，再从社会说到美术。偶尔，张强也会说几句，那几句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以后说出来的。张强说话的时候，老付听得很认真，听完张强的话以后，老付说，狗日的，你是不是在看米勒的书？
除了聊天，我们就是下馆子，老付是一个美食家，吃东西很挑剔，不爱吃的决不吃，吃的时候总是要对菜指点一番。当然，还要喝酒，喝店家自己泡的酒，或是泡了青梅，或是泡了一条蛇，或是泡了枸积子。他们问我喝不，我说不喝，他们不再劝我，我看他们喝酒，很有滋味。尤其是老付，他喝酒的时候，嘴唇从胡子下面露了出来，红红的，水亮水亮的，像花瓣。
后来，老付说，住在这个小旅馆没有求意思，我们到乡下去，住农民家里。
我们真的找了一家农民家住了下来，那家人住了老两口，他们有儿子、女儿。儿子在深圳打工，女儿出嫁到了镇上。老两口盖的新房子，土基墙还翻着白色，里面有浓浓的石灰味，毛锋和老人谈好了条件和饭钱，我们住在了一间大大的厢房里。本来让我一个人住楼上，那个楼却是一个箱子一样，没有一扇窗户，大白天也是黑乎乎的。老付让我和他们住一起，在墙角的一个地方，拉起了一道布帘子，是专门在县城里扯的布，印了红颜色的大花，老付说，闺房就要像闺房的样子。
床当然是没有的，铺的稻草。有一天，出了太阳，我们到山上蒿了好些新鲜的松针，撒在稻草上面，滑滑的，有一股清香的味道。
晚上，我们躺在松针上，隔着红花布帘子，他们在那边喊，玉粉子，你晚上起不起夜？不等我说什么，他们又说，起夜最好是走错了床。我听着，不再说话。
白天，我们背了画夹，拎了画箱去野外，其实画画的时间很少，是在外面游荡，看风景，对着高山指点一番。
有一天，又下了雪，天冷得像要把人撕开，那一天我们没有外出，那家主人把我们叫到堂屋，那里生了一盆碳火，火上煨了一锅腊肉猪皮，一股腌渍过的香味弥漫在屋子里，眼前热气腾腾的。晚饭的时候，我喝了酒，他们说酒可以驱寒。我不知道，酒还能让人脆弱，后来，我哭了起来，事实上并没有让我哭的直接原因，但是，我就是想哭，我就哭了，很伤心，许久都在抽泣着。
很长时间我不敢想过去，我只想忘记。可是，那一天我想到了过去，想到了佐罗，我哭着，我问他们，你们知道佐罗在哪吗？他们不回答我的话，他们在互相说着，她喝多了，让她哭吧。他们在说话的时候，那个影子直愣愣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就好象一团雾挡在了我和影子的中间，我看他总是那么模糊，我一直都没有把他看清楚。
过了许久，我停止了哭泣，还闪着一双泪眼在看红红的火。
那一晚，老付要我睡在他们中间，我并没有反对，我温顺地躺在了老付和张强的中间。我平平地躺着，老付说，狗日的，你是什么时候看的米勒？他在问张强。张强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张强说，《黑色的春天》……你应该看看……
我的眼皮打起了架，我睡了过去。半夜，我口渴，我醒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脸冲了张强，我们相拥在一起，老付从我的身后揽住了我的腰。我没有动，又睡了过去。
那个冬天，我一共画了十二幅画，老付拿去卖的，他交给我了三百块钱，他说除了我的饭钱，我应该得的。后来，我想，老付一定是把他自己的钱给了我，我的画在那个时候卖不了这么多钱。
他们要回昆明了，问我和他们一起回去吗？我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自己会走到什么地方，我只是想我暂时不想到一个城市去。
老付说，玉粉子，你愿意当我老婆吗？
我看着他，我承认和老付在一起很快乐，我说，我不想成谁的老婆。
老付说，没关系，你什么时候想嫁人了，你就来找我。我肯定是你最合适的男人。
几年以后，也就是我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到了昆明，我找到了老付，他见到我以后，哈哈笑了起来，他说，玉粉子，你要来当我的老婆了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和老付永远也没有办法走近，老付是一个很尖锐的男人，和他在一起，有安全感和没有安全感的感觉成分是一样的多。
我和张强同居了，老付知道以后，说，狗日的，女人都喜欢你这样的小白脸。我靠在张强的身上，静静地看着老付，老付说，我他妈的就是喜欢玉粉子。
我们还在一起玩，一起到外面去画画，把画交给一个叫秦姐的女人去卖。
老付喝了酒就说，狗日的，把玉粉子借我用一下。
张强总是不吭声，我则远远地走开了。
我知道张强是一个无法征服我的男人，我们住在一起，睡在一个大床上，做爱。我要求他一定要带套子，在他的床头柜里，有几十盒避孕套，各种各样的牌子，各种各样的尺寸，有时他要挑一挑，有时他抓起一个就用，他在进入我的身体时，总会大嚎一声，接着他就像一匹奔跑的野马一样，拼命地快马加鞭，直到他到达一个目的地，才猛地刹住了车。
我没有太多的快感，但是，我喜欢和他在一起，他从我的身上滚下来，全身湿漉漉的，像才从水里捞出来。我为他擦拭身子，一寸一寸地擦过他的皮肤，像在侍弄一个婴儿。我用一个茶杯，放进温热的水，把他的那个东西泡进去，我像握着一个咖啡勺一样，握着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