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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妈的，没想到，世人不看的诗全让老鼠看了。”
“说不定老鼠还能看懂呢？要不这里怎么有一条道呢。”文青也戏谑道。
有人数了数，有近一百本书被咬坏了。文青问张维这些书怎么办，张维说：“放着吧，就当是个纪念。”文青又问，拿多少书到学校？张维说：“拿两百本吧，也就是五包，我们一人拿一包，文青就别拿了。”
然后他们一人扛着一包书往车站走，上车后，车里的人全都在看他们，文青笑着说：“人家可能把我们当成了民工。”正好有几个学生说的不是北京话，是方言，售票员就瞪着眼睛看着他们说：“这些东西要起票。”文青就说：“我们不占别人的地方不就行了。”售票员说不行，非要让多买两个人的票。张维要买，文青不让，她说：“凭什么啊，这些人就是把外地人欺负惯了。”张维说：“算了，跟这种人计较，哪有完啊。”于是，只好起了两个人的票，大家都很气愤。下车后，大家都开始骂起来，然后就说到诗人贫穷的事上来。好几个人都说文人应该享有好的待遇，才能写出好的东西。那个先前说诗人应该命运多舛的学生说：“文人就是要在逆境中写东西，才能写出好东西，一旦有了优越的生活，就写不出好东西了。”文青就骂他们迂腐，说：“文人从来就有好的文人和差的文人以及坏的文人的区别，真正的文人是靠才华，是靠他们叛逆的精神写作的，跟生活的好坏有什么关系？”然后大家都问张维怎么看这个问题，张维说：“诗人的贫穷是命定的，但是诗人不应该为贫穷而抱怨，应该为他有没有真正的良心、道德和气节而担心。”大家一听张维的话，都赞同。
张维却在心里反问起自己：真的不为贫穷而发愁吗？不，不是这样的，如果不是因为贫穷，他就不会失去吴亚子了。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撒了一次天大的谎。
张维让文青他们把书放在宿舍的床底下，然后打开一包放在床上。张大亮等一看，惊道：“哇！张维，你可真了不起，出了书了。”
晚上，文青又来找张维，说是诗社的成员们商量了一下，买张维的一百本书，算是对张维的支持。张维一听，高兴极了，他便说：“算了，我给大家送一百本。”
张大亮对文青说：“崇拜我们张维的人还挺多的？”文青说：“你们可能不知道，张维是中国超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诗人之一。”
这时，吴文翰也说话了：“张维，没想到，大师就在我们身边啊！”
那天晚上，诗人张维一直在给宿舍里的几个讲他过去是怎么写诗的，讲北方大学的文学传统。他们一直谈到很晚很晚，几个人也非要让张维给他们签个名不可。张维也签了。吴文翰还说要好好研究研究北方大学的文学现象，要张维给他提供一些素材。
宿舍里的战争（2）
那天晚上，张维又一次失眠了。这次是因为兴奋。第二天早上，别人都起来了，张维才睡着。张大亮和吴文翰还保持着上大学时的习惯，去上早操。陆友也保持着他工作两年形成的习惯，一下子睡不醒，总是要在被窝里假寐一阵，因为他睡觉总是在做梦，睡醒时总是头痛，这样假寐的好处是可以等待剩下的睡眠慢慢从他的头上撤走，然后他才会睁开眼，伸一阵懒腰，直到他觉得疲倦彻底地从他身体里游走，才会起床。他起来的时候，张大亮和吴文翰也回来了。他们看张维还在睡觉，陆友就在张维的跟前仔细地看着，对另外两个人说：
“我怎么都看不出这个人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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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点钟时，张维醒来了。张大亮已经上图书馆，陆友没这个习惯，他喜欢躺在被子里看书。吴文翰从图书馆借书回来了，一进门就骂导师不是人，给他们开的书目加起来一辈子都读不完，却要求他们在一学期看一半，真是疯了。陆友见张维醒来，就说：“早上起来，我看了你半天，想看看我们身边的这位诗人与我们这些凡人有什么不同，我看了半天，除了睡得比我们迟，好像没什么两样。”张维笑了笑，陆友又问：“诗人是不是都是夜猫子？”张维说：“不知道，我是失眠，已经快四年了。”这时吴文翰过来说：“失眠、头痛、精神病等，这是诗人和哲学家的通病，我想失眠还失不了。”张维笑了笑，说：“你就别失眠了，我现在非常痛苦，你想想，在你们熟睡的时候，我听着你们此起彼伏的打鼾声，就觉得自己被排除在正常人之外，觉得自己是人世间的一个遗客，一个旁观者，一个与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无论我怎么想进入这个正常的世界，都是枉然。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常常想自杀，真的。你们是没有尝过这种长久的失眠所带来的痛苦。”
陆友说：“你现在还想自杀吗？”
“不，我现在想弄清楚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想弄清楚人活着的意义，我已经死过两次了，你想想，死里逃生的人还会自杀吗？我每次活过来时，发现世界还是原来的样子，一点儿都没变，人生的意义也并没有凸现。我常常听别人说，一个人死过一次后就知道如何活着，知道怎样去珍惜生命，我觉得这都是人杜撰出来的，我怎么就还是原样？”张维说。
吴文翰说：“我看过加缪和别的一些人论诗人自杀的文章，里面说诗人的自杀是一个时代真正的悲剧，它说明那个时代的精神出了问题，或者说诗人都失去了原有的信仰，而又找不到出路，所以就自杀了。”
张维说：“深层的原因可能在这里。”
吴文翰又问：“但是如何能使诗人重新拥有信仰，使他们不自杀？”
陆友说：“我觉得这些人都有些疯。”陆友说到这儿时，觉得不对，就对张维说：“对不起，张维，我是说诗人就是与别人不一样。为什么就没有听说普通人无缘无故地自杀呢？所以我觉得，当然我的观点很俗，可是很现实，我觉得人就不要去想什么人生的意义啊什么的，人就这样活着，就这样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就可以了。”
张维说：“怎么叫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我们现在的人生还不是前人设计的？过去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人们是按照儒家的礼教行事的，后来就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文化，如性解放，如自由等等，我们又是按照这些来行事的，学校有学校的规定，国家有国家的法律，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都不能超越学校和国家的规定，我们的很多行为都已经被改变了，被限制了。我们哪还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所以我们要想清楚，是谁在支配我们的一切？是谁在让我们这样活着？他们说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没有道理，我们还要那样去行动吗？这些东西一般人是不会去想的，只有诗人、哲学家和一些有良知和理性的智慧者去思考，当这些人自杀时，就意味着悲剧。这种悲剧是一种古今价值和信仰方面的矛盾，甚至是一种永远的丧失，所以，诗人和哲学家的自杀就跟普通人的自杀不一样了。”
陆友说：“可我们都是普通人，所以得按普通人的方式去活着。”
张维说：“不，那是你自己把自己定为普通人，是自己给自己降低了台阶。我就觉得自己不是普通人。”
陆友有些恼火，他说：“算了，算了，我不跟你争了。”
陆友走了。吴文翰笑着说：“争什么啊，人各有志，各有各的活法嘛。”
张维也没想到这场本来是非常和睦甚至是有趣的谈话，最后怎么会成这样。他又一次意识到，一个人是不能进入另一个人的内心的，如果你要侵入，就意味着战争。但是，他又一次觉得自己也撒谎了。他也是个普通人，也需要金钱，需要快乐的生活，只不过他觉得那一切相比他所要追求的价值，简直太远了。
中午的时候，张维没有看见陆友。就像当初对大学失望一样，因为一个陆友，他现在对研究生也产生了失望。他觉得中国无望了。
陆友真的是很生气，他觉得张维比他小，可是说话太张狂，太伤人。他觉得张维就像堂吉诃德。他见不得这样的人。他等着张维先跟他说话，如果张维不先说话，他是绝不想再和张维说话的。
宿舍里的战争（3）
第二天早上，张大亮和吴文翰又去跑操，宿舍里只剩下张维和陆友。张维迷迷糊糊地不想醒来，陆友却早早地醒来了，侧耳听着张维的动静。他不想跟张维计较了，他觉得这样下去真的很难堪。他没有起床。直到张大亮和吴文翰回来后，他才起床。吴文翰看张维还在睡，就说：“他娘的，这家伙怎么还在睡？”张维这时候醒来了，听吴文翰在骂他，就睁开眼睛说：“他妈的，谁在骂我？”吴文翰笑着说：“我，你还真的以为自己了不起，不让人骂了？”张维就笑了：“他妈的，人多睡一会儿都不行。”吴文翰笑着说：“不行，起来，我们再辩论一会儿。”然后吴文翰对张大亮说：“这家伙昨天把陆友骂得狗血喷头，还说自己不是普通人，是圣人。”张维就笑了：“那是把我逼急了。”吴文翰就转过头笑着对陆友说：“你们也真可笑，像个小孩似的。”陆友就说：“以后不跟他争了。”张维一听，却说：“你争不过就别争了。”陆友一听，有些不高兴，但还是说：“好好好，我争不过你，你厉害。”张维一听，笑了：“算了算了，咱们争就争了，为自己的主张争一下没什么。我觉得人就应该为自己的主张流血牺牲，那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张维说着说着就又激动了，吴文翰等一看这情形，只好绝对地让步：“好好好，你对，你对，行了吧。”张维又要说，吴文翰等笑着说：“你对你对你对，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张维又气又笑，很显然，他知道他们不只是在让着他，而是对他的思想充满了一种嘲笑，至少不愿意跟他苟同。吴文翰等人说着就都出去了，张维手里提着脸盆和毛巾，站在那里想了半天，在心里骂道：
“他妈的，我不仅仅看不起你们这些废物，我根本就看不起这个时代。”
张维看见张大亮等的书架上都插着他的诗集，越想越气，就把三个人书架上的书全取出来扔到他的床上。他知道，这些人是根本不看的，或者说根本就不会懂他的。他把扉页上的签名撕掉，然后把这几本书在屋子里点着。烧着烧着，他就想起大学时的一些情景来，想起吴亚子，想起自己总是与周围格格不入，想起那上次自杀。他突然坐在地上哭了起来。他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有一天把自己的诗集烧掉。他给这次烧诗集赋予了意义，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次否定和祭奠，也是从此与陆友等不再探讨人生意义的一次宣誓。
有人敲门，他没有开。他不想让人来打扰他的伤悲。烧三本书花了他整整半个小时的时间。在一片火光中，他觉得自己的血在燃烧。恍惚间，他分不清哪是他心里的火，哪是真正的火。
他突然觉得自己需要写作，他赶紧从床上拿下一个笔记本，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