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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任何达到商业规模的造假案件都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国内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在这方面不符合上述标准。
另外，还有几个互相关联的实际操作问题也阻碍着司法机关对造假分子的刑事调查和起诉，其中公安和检察部门缺少必要人力物力、对执法工作人员培训不足、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行政机关和司法部门间缺乏协调和合作。公安机关的介入和调查取证应该在对制售假冒产品地不法行为产生怀疑后就开始，而不应在犯罪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标准之后。
这些具体操作问题，与上述有关起诉标准的法律问题有一定联系。由于有关刑事起诉标准不清楚或太严格，例如法律要求提供证据，证明造假分子曾经销售或制造过价值超过人民币五万元的假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通常拒绝追究造假案件地刑事责任。
以罚代刑地做法也相当普遍。由于经费地紧张和利益地驱使。还由于法律法规地模糊和缺乏精确制约作用。对于一些已经涉嫌犯罪地造假行为。执法部门往往不去认真取证调查。一般采取没收假冒产品、没收非法所得、处以罚款地方式结案。而不是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
因此。造假地犯罪成本很低。所以很多人才乐此不彼。
范无病将事情安排下去之后。没过多长时间。戴维斯就给他打过电话来。让他关注一下国内地一桩关于打假地新闻报道。
范无病翻了翻报纸。果然找到了戴维斯所说地那则打假新闻。一看却是个熟悉地人物。也是那个以专业打假而闻名全国地王海。
年初地时候。王海看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地出台。那时他正在函授班学习法律知识。就想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地有用。所以就抱着试试看地心态在商场买了两个索尼耳机。
然后他拿着这个耳机去找消协。但是没有找到。于是就找到了质检部门。质检说他们不对个人购买地商品进行鉴定。于是他又找到工商。工商说必须要质检部门出具证明。证明耳机是假货。这样来回跑了几趟也没有鉴定成功。于是他又去商场把剩下十个全买了。到工商局去要求工商局协助我退货。
商场主动把货退了，但是没有赔偿款，也不明说自己的商品到底是不是假货，只是把钱给了他了事。
后来他第二次来到北京，才拿到了商场的赔款。当时也赶上了北京颁布并实施了《消费
保护法实施细则》，他想着这下法律规定比较明确又去商场买了一些假冒伪劣产品，这一次效果比较好，最后拿到了总计八千多元的赔款。
再后来，王海就开始了专业打假的历程，这种以获得赔偿为主要目的的打假行为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有人质这是黑吃黑的手段，认为这么做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但是也有人认为黑吃黑的基础就是有人在制假贩假，因此专业打假虽然是以盈利为目的，却也从客观上限制了制假贩假行为的肆意扩张。
范无病倒是受此启发，觉得雇人去打假也不错，省得自己费时费力去关注这些事情，这个也算是代理人制度了，于是就让人去联系王海。
找王海过来倒是没有费什么事儿，此时的他正在替一家生产摩托车后备箱的企业打假，一共端掉了十几个窝点儿，也赚了些钱，但是总觉得报酬还是少了一些，却是没有想到范氏投资集团这样的大公司居然会找上他。
王海一见到范无病，就跟他大谈打假心得，“现在要打击制假商家，必须是工商、公安一起出动，不然没有效果。因为工商局没有行使抓捕的权力，就算找到窝点，找到制假者，也只能罚款、没收产品，人是抓走的，因为没有这个权力。所以往往造成这么一个现象：工商部门把假货没收走了，给造假者开罚单，但第二天造假者就跑了，罚款也没有了。如果赋予工商局抓捕造假者的权利，效果会好很多。还有一点就是部门不作为。大企业不敢碰，小企业懒得抓。大企业要么后台硬，要么就是创收多，对地方财政收入有帮助，不能轻易得罪；小企业被抓出来也罚不了多少钱。所以很多造假厂家就这么被放掉了。所以我建议要建立受理回执制度，举报后必须要有受理记录，有没有去查处、查处结果如何，这些都应该让举报人知道，也避免了政府官员不作为。”
“这种事情牵涉面太广了，至少在现阶段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利益的关系，你这个联合执法的考虑根本就是行不通的。”范无病直接就否定了王海的想法。
实际上范无病自己也清楚一点，所谓盗亦有道，中国盗版泛滥假货横行的原因也是很清楚明白的，以影音产品和软件产品这样的知识产权侵权最为严重的行业为例，主要就是这些行业的定价政策不当造成的。
由于这些行业的定价政策不当，导致当时大部分影音产品和软件的价格严重背离了国内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比如在美国一个系统软件卖九十九美元的话，对于人均年收入两万美元的美国消费者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可同年的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也不过四千两百八十三元人民币，折合五百多美元。
但是在美国卖九十九美元的软件在中国的定价一般会是一千多人民币，通常比在国外卖的还贵。这样的定价对大多数中国城市消费者来说都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农村消费者就更买不起了。
由于定价政策的失误，给盗版影音产品和软件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甚至使得本来希望以合理价格购买正版的消费者也不得不投向盗版的怀抱。
这相对于给每年给被侵权人造成的巨大损失来说，知识产权侵权的违法风险成本依然很低。另外，中国庞大的低收入消费者群体对廉价商品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知识产权侵权的商品很容易以价格优势来占领这一市场。
“大环境的问题我不关心，而且我也没有去关心的资格，我要你做的，就是查找针对我公司的制假贩假窝点，然后摧毁它们，至于报酬，你可以直接跟我的高管们去谈，不会让你感到失望就是。”范无病对王海说道。
“只要价钱合适，我很乐意做这个工作。”王海回答道。
既然一拍即合，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双方签订了一个正式的合同，王海等人新组建起来的打假公司就成了范氏投资集团的合作伙伴，专门为范氏投资集团旗下的各公司提供专业服务。
范无病才安排好这边儿的事情，那边儿范亨就把电话给他打过来了，说是新的任免命令已经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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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五十九章 任免令
免令是分开下的，一道命令是免去范亨望天省委副书市市长的职务，另一道命令就是任命范亨为江南省委副书记，同时提名范亨为江南省副省长，拟代理省长职务。
“怎么还这么麻烦？直接任命不就得了吗，何必多费一道手续？”范无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有些不解地问道。
“你不了解这里面的规矩，省长和省委书记分属不同性质的任免程序。省长是行政职务，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书记是党内领导职务，通过党代会选举产生。前者有法律规定，后者由党章规定。”范亨对范无病说道。
原来，省委书记也好，副书记也好，都是党内职务，中央任命就可以，但是省长职务是由人大选举产生的，因此在某省省长出缺的时候，中央只能提名一位副省长人选，由所在省的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通过中央的建议，任命这位副省长为代省长，再召开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如当选，就任省长，如未当选，只能继续当代省长，或在人大会上任命其他同志任代省长，下次人大会投票选举正式省长，这是人大代表的权力。
当然了，不管是走哪一道程序，都是需要通过中央这一道关口的。
事实上，范无病就觉得这纯粹是掩耳盗铃，中央的提名地方人大还能通不过吗？他很怀有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果然，江南省人大常委会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任命范亨为江南省代省长职务。
“上一任的省长干什么去了？”范无病忍不住八卦了一下。
范亨就回答说，“出了些问题，现在已经调回京城，大概是要进行详细调查了。”接着范亨又补充了一句道，“他跟陈王二人的关系很近，是一个系统的。”
“哦——”范无病点了点头，心想原来这位老兄是站错队了。
除了这一点。江南省就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吗？范无病可不相信这一点。否则中央也不可能让范亨到江南省去主政了。
“另外。省委书记你也认识。就是望天地林书记。”范亨对范无病说道。
“哦——”范无病又点了点头。心想这样也好。倒是不用担心有人拖后腿了。
毕竟林书记也是跟范家交好地人物。早先他跟王氏三兄弟地父亲之间地关系就很密切。后来跟范无病地私交也相当不错。跟范亨在工作中也有来有往。一向非常配合。这一次中央选定他来担任江南省委书记。显然是动了一番脑筋地。
将省内地两大巨头都给换掉。显然不可能是因为江南省里面地发展很令人满意。虽然在任免令中不会提到这些内幕情况。但是范无病相信不久之后。上面一定会就此事内幕向范亨做一特别说明地。
“我得抽空儿回磐石一趟儿。你地行至就自行决定吧。似乎大三地期末考试又快到了吧？你可要好好应付一下。行百里者半九十。现在别出什么岔子。下个学期可就要毕业实习了。”范亨对范无病吩咐道。
范无病摇头道，“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倒是你一离开磐石，不知道继任者是何方神圣，我在磐石的基业太多，倒是不可不防。”
“只要你守法经营，还能出什么问题啊？”范亨有些不以为然地回答道。
范无病摇了摇头，心想守法经营自然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自己在磐石也藏了一些见不得光的东西地，比如说张毛驴从事的造假工作，以及凯文从事的黑客工作，这些都是不能曝光地，看来是需要重新做一番安排了。
不过范亨那边儿还没有传回来什么内幕消息，张主任就找上了范无病。
先跟范无病扯了几句闲话之后，张主任就对范无病说道，“让你爸去江南的真正原因，你知道了没有？”
“你们政府方面的事情，我一个商人学生怎么会知道？”范无病有些好奇地反问道。
张主任就说道，“江南省的问题比较严重，之前中央也没有预料到。这一次纯粹就是因为陈王案牵连出来地，为了要查明江南省的大员们跟陈王二人的联系有多么密切，中央的秘密调查组开赴江南省的省会昌平，结果意外发现了其他的一些问题，这才导致中央痛下杀手，将江南省地省委书记和省长一块儿换掉。”
原来如此，范无病抓了抓头发，虚心求教道，“你们总有点儿内幕消息吧？现在我老爹一头雾水，还不知道是什么状况呢，我这个做儿子的总应该未雨绸缪，帮他理顺一下江南省地
也好扶他一把。”
有些事情，上层可能会在范亨赴任之前有所交代，但是有些问题就不可能摆在桌面上讲了，因此范无病就认为，与其被动地去江南省之后才发现问题，不如现在就摸清楚江南省的底细，也好有一个针对性来开展工作，这样总比没头苍蝇一般地乱转要好多了。
张主任久居京城，管地又是全国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