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胧中又还似昨天的老样子。人情的淡薄，世事的无常，让人垂头丧气，意志消沉。
有天爸爸带着我去一个邻居家玩。邻居有个亲戚的儿子在陕西搞建筑，据说挖了一罐金条什么的，偷偷带回家，发了大财，震动一时，邻居为此在村人面前很傲。爸爸在他家喝醉了酒，自豪地向邻居炫耀，说我研究生毕业后至少也能当个县官，县官是个什么概念，是国家的朝廷命官！邻居憋着脸，无法反驳什么。爸爸更加高谈阔论起来：“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
我承认我又回到了现实中，这个现实使我越陷越深，越陷越痛苦，不能自拔，一点都不能，仿佛掉入深不见底的淤泥中，用不上力，而呼吸却越来越困难。我成天漩在它们中间，学校学的东西苍白无力，不堪一击，有时甚至是种讽刺。
我胸闷更加厉害了，但我又不能告诉父母和大哥。我们县的中医全省闻名，我独自去咨询过一位德艺双馨的老医生，他和华山医院那位老医生一样，对我的状况大吃一惊。他说了很多玄之又玄的术语，叫我立即休学，从精神上慢慢调理，从魂魄上细细将息，否则“大厦必倾于血气之亏、阴阳之乱”。我真有点恐惧，但看到家庭那个样子，看到大哥殷殷的眼神，我就什么也不想说。我明白，我是全家唯一的希望。父亲的高谈阔论时时在我耳畔浮现。几次，我都痛苦得捶打自己的胸膛，仰天长叹，低头暗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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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节：考什么别考研（81）
二十四
春节终于过去，我迫不及待地离开故乡，离开家，坐上了东行的列车。
第二学期开始了。校园里弥漫着节日的余庆，同学们身着新装，脸都有不同程度的长胖，洋溢着幸福的温情。见面时互相握手寒暄，礼貌而周到。我们班上的几位同学早已来到，他们有的请导师吃饭，有的呼朋引众大“杀”餐馆。汪胖子开始猛攻日语，据说他准备到日本去留学。
我如幽灵一样，失魂落魄，孤独地在学校转了一圈又一圈。回到寝室，里面一股霉味扑鼻而来，我像客人一样不知所措地站在里面，感到空荡无比。曹真床上的卧具，桌上的书籍，以及柜子里的其他用品，都已一去杳然，不知去向。一种巨大的失落感袭上心头。
过了几周，都没有人问起他。有次在路上碰到研究生主任，他西装革履，夹着一个乌黑的公文包，神采奕奕。我问他知道不知道曹真的情况，他问曹真是谁，我稍稍提及，他才恍然大悟似的简单问起，我简略地解释了一下，他“唔”了一声，便匆匆忙他的事情去了。班上的同学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班里，他不来才是正常不过的，所以，更是无人问津。周女士倒碰到过几次，经过一个假期，她变胖了不少，就像一个养尊处优的小妇人，面色红润，打扮入时，但举手投足之间，一股庸俗之气扑面而来。她也没问起曹真，哪怕礼节性、象征性地都没问一下。
食堂里再也没有头发上梳、手托酒灌的人。哦，对了，好像有一次，几个民工打扮的人在食堂大喝特喝来着。他们用嘴巴咬开酒瓶盖子，然后对着瓶口就喝。校长我也看见一次，他陪几个老外在那里吃饭，小口小口喝着可乐，文质彬彬，虚伪而做作。唉，总之，一切是风韵皆异了。
我给苏姐打了很多次电话，都是关机。我很纳闷，硬着皮头给宝贝到了个电话，她说自从年前就没有联系了。我有点气愤，说，你们关系不是很好吗？她歉意地说，结了婚后，家庭琐事压得人根本没有时间啊。我跑到她租的房子那里去找她，结果门紧锁着。在楼下又遇见了上次喂鸽子的那位老太太，我连比带画问了半天，她才听懂，她用一口浓重的上海方言给我解释了很久，我都没有听出个所以然。我颓然长叹一声。
三月十五日，是全国研究生考试成绩公布的时候，苏姐电话仍然打不通，于是我跑到复旦研招办，去看看她考得如何。费了很大周折，终于看到了她的分数，总分274分，英语67，有一门专业课缺考。一位老师说，如果不缺考，她的总分应该很高，外语也不成问题，上估计是没有多大问题的。我很吃惊，她怎么缺考了一门？我问老师，老师也说不知道。我忽然预感到她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同时也很自责考试几天全陪曹真而忽略了她，那天晚上也没有去看她。我马上再给宝贝打电话，她很震惊，连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又给干老师打了个电话——虽然我极其不愿意跟他说话——干老师倒是说大年三十她和她姐姐在广东给他打了个问候电话。我问她现在在哪里，他说不知道。我要来了她广东姐姐的电话，一打，可是一直是忙音。干老师说，那他也不知道了。我叫上王小军，又跑到她租的房子那里去。他是上海人，听得懂上海方言。可老太太出门去了，我们一直等到下午，她都没有回来。无奈，我给苏姐留了张纸条贴在门上。纸条上写到：苏姐，看到纸条后马上回电，何，2003，3，16。
只好作罢。虽然我不清楚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我预感到一定不会是什么好事。想到这里，我悲从中来。
三月二十二日，又是周末，但几天来的绵绵阴雨和飕飕冷风使整个校园显得凄清无比。上午，我把终于完成好的论文给丁师姐送去。在她寝室里意外地见到了她老公，就是一直住在学校附近考注册会计师的那位。他有点瘦，面色也不是很好，有种大病初愈的感觉。我们礼节性地握了手，寒暄几句。他掏出烟来，递给我一支，我说不会，他便一个人抽着。他问我研究生毕业后还准不准备考博士，我说不知道，他就力劝我千万不要考了，他说考研考博的机会成本太大了。他拿自己的例子来说明，说自己为考注册会计师而放弃了太多的东西，现在既没考上，又没了工作，身体还弄垮了，真是不划算。他说完后，狠狠抽了一口烟。师姐叫他少抽点，他只斜了她一眼。我问他下一步怎么办。他说，继续考啊，都到了这一步，不考还能干什么，不考家都快没了。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忽然想起侯师兄，我问师姐最近看见侯师兄没有。师姐脸一下子变了，我注意到她老公的脸色也变了，他转过身去，又点燃一根烟，长长地吸一口，然后又重重地吐出。我忽然明白了自己有多么的傻，忙转移话题。又聊了一阵闲话，终觉气氛有点尴尬，便起身告辞。
中午我泡了一包方便面，一根一根地吃完，然后睡了一觉，居然梦到了远在加拿大的欧老师，醒来后竟感到有些惆怅。我决定给他打个越洋电话，但电话一直占线。我又给张老师打了个电话，他非常详细地问了我很多情况。
他问，春节前为什么不打个招呼就走了？我把曹真逃考的事情给他说了下。他说，其实曹真是他带研究生以来碰到最奇特的一个学生，他的思想过于偏执，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这样的人，但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人。
他还提到汪胖子，说了他很多事情，还说知道他和王小军争吵的事情。我很吃惊张教授怎么知道得这么多。他最后叫我要平淡地看待一些人和事，他说，其实读研究生也就是提高自己境界的一步，在所有文凭中，人格才是最高的学历。
我说我身体不好，心里很郁闷，想休学。当说完这个时，我以为张老师会很吃惊，也会极力阻拦我，但出乎意料的是，他非常平静地说：“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世界上没有净土，哪里都一样。并且在中国，人际关系才是第一生产力，所以，能平静、淡然看待一切人事，并能从容处之，身体才会好，生活也才会好起来……”
张老师说了很多，他的话充满了哲理，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现在才知道蔡静师姐为什么说能投入张老师门下是幸运。听着他意味深长的谈话，我感到好像有一剂药水从头顶慢慢渗透进我的胸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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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节：考什么别考研（82）
二十五
二00三年四月六日，上海风和日丽，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好天气。这天是星期天，学校里异常热闹，踢球的，打羽毛球的，散步的，谈情说爱的，无不锦上添花地点缀着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大学。
曹真和苏姐，都音信全无。虽然我一直思考着张老师的话，虽然我一直在犹豫，但胸闷像汹涌澎湃的海水，更加无以复加地侵噬着我的身体和精神。我终于下定决心，办了休学手续。前一天晚上，我给家里打了近两个小时的电话，诉说了我身体的痛苦，精神的郁闷。听了我的痛苦，父亲长长地叹息，母亲抽泣，最后大哥像一个德高望重说一不二的首领一样，郑重而缓慢地对我说：回来吧，回来吧！
挂断电话，父亲的叹息母亲的哭泣大哥的话语，良久在我耳畔萦回。收拾行李的时候，我不禁感慨系之，泣不成声。
当晚，我独自一人到外面幽逛了一晚上。我去了与大哥第一次吃饭的那个餐厅，去了“啄木鸟”，去了已经改建成书店的“温州发廊”，去了人民广场，去了那个和徐铃、张小兰一起喝酒的酒吧，去了那个我们一同睡觉的大学招待所。我像幽灵一样，又像万念俱灰而又虔诚无比的宗教信徒，从一个目标走向另一个目标，心中没有火花，没有理想，没有仇恨，也没有欲望，平静而麻木，坚定而执着。午夜的时候，又步行到云凌中学，中学门已经关上，整个学校沉浸在一片静谧之中。我从侧面看见宝贝以前的寝室，里面隐隐还亮着灰暗的灯光，想必她已经搬出去了吧。我叹息一声，坐在一排台阶上，任由夜晚的凉风吹拂我瘦弱的身体。坐了二十来分钟，我决定再到苏姐租房子那里去看看。于是我又开始了漫长的步行。我走过了寂静的大街，走过了黑黢黢的住宅小区，走过了树荫浓密的公园，走过了灯光辉煌的广场。我腿麻木了，但我似乎还有用不完的劲。在走了近两个小时，我终于又来到了那幢陈旧的楼房下面。苏姐的房间一片黑暗，我摸索楼梯上去，摸摸那扇铁门，门依然紧闭，有些冰凉，上面我留的纸条还在。我把它撕下来，装进口袋。我把头靠在门上，思绪纷乱。对面一家似乎有人走动，发出声响。我就静听一会儿，好像又没有。紧封的大门永远挡住了外面的世界，无论光亮和黑暗。
往回走的时候，渴得厉害，我到一家还在营业的商店买了一罐啤酒。营业员是个清瘦的姑娘，我去的时候她正趴在柜台上睡觉。她睡眼惺忪地给我找了钱后，打了两个哈欠。我打开拉盖，啤酒泛出白色的泡沫，我一口气喝掉一半，冰凉的液体从我嘴巴一直凉到胃里。我再一仰头，喝完剩下的一半。姑娘呵呵地笑了。
我揩了揩嘴巴，问她：“这么晚了，还不休息？”
她说：“老板让开的。”
我说：“老板这么心狠？”
她说：“有加班费的。”
我问有多少。她说十元。我听她口音，像是四川老乡。一问，果然是，还和我离得不远。我们用四川话交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