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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消息：流氓横行不法，围观者如堵，无人上前制止。我敢断定，围观的都是君子，也很想制止，但怎么制止呢？难道上前和他打架吗？须知君子动口不动手啊。我知道英国有句俗话：绅士动拳头，小人动刀子。假如在场的是英国绅士，就可以上前用拳头打流氓了。
既然扯到了绅士，就可以多说几句。从前有个英国人到澳
大利亚去旅行，过海关时，当地官员问他是干什么的。他答道：我是一个绅士。因为历史的原因，澳大利亚人不喜欢听到这句话，尤其不喜欢听到这句话从一个英国人嘴里说出来。那官员又问：我问你的职业是什么？英国人答道：职业就是绅士。难道你们这里没有绅士吗？这下澳大利亚人可火了，差点揍他，幸亏有人拉开了。在英美，说某人不是绅士，就是句骂人话。当然，在我们这里说谁不是君子，等于说他是小人，也是句骂人话。但君子和绅士不是一个概念。从字面上看，绅士（gentleman）是指温文有礼之人，其实远不止此。绅士要保持个人的荣誉和尊严，甚至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业户。坦白地说，他们有点狂傲自大。但也有一种好处：真正的绅士决不在危险面前止步。大战期间，英国绅士大批开赴前线为国捐躯，甚至死在了一般人前面。君子的标准里就不包括这一条。
中国的君子独善其身，这样就没有了尊严。这是因为尊严是属于个人的、不可压缩的空间，这块空间要靠自己来捍卫——捍卫的意思是指敢争、敢打官司、敢动手（勇斗歹徒）。我觉得人还是有点尊严的好，假如个人连个待的地方都没有，就无法为人做事，更不要说做别人的典范。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5年第5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12月10日出版）。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居住环境与尊严
我住在一座高层建筑里。从一楼到十七楼，人人都封阳台，所用的材料和样式各异，看起来相当丑陋。公用的楼道上，玻璃碎了一半，破了的地方用三合板或纤维板堵住；楼梯上很脏，垃圾道的口上更脏。如果它是一座待拆的楼房，那倒也罢了，实际上它是新的，建筑质量也很好，是人把它住成了这样。至于我家里，和别人家里一样，都很干净，只是门外面脏。假如有朋友要见我，就要区别对待：假如他是中国人，就请他到家里来；要是外国人，就约在外面见面。这是因为我觉得让外国人到我家来，我的尊严要受损失。
假设有个外国人来看我，他必须从单元门进来，爬上六层，才能到达我家的门口。单元门旁边就是垃圾道的出口，那里总有大堆的垃圾流在外面，有鱼头鸭头鸡肠子在内，很招苍蝇，看起来相当吓人。此人看过了这种景色之后，爬上一至六层的楼梯，呼吸着富含尘土的空气，看到满地的葱皮、鸡蛋壳，还有墙上淋漓的污渍。我希望他有鼻炎，闻不见味儿。我没有鼻炎，每回爬楼梯时我都闭着气。上大学时，我肺活量有五千毫升，现在大概有八千。当然，这是在白天。要是黑夜他根本就上不来，因为楼道里没灯，他会撞进自行车堆里，摔断他的腿。夜里我上楼时，手里总拿个棍儿，探着往上爬。他还不知扶手不能摸，摸了就是一手灰。才搬来时我摸过一把，那手印子现在还印在那里，
是没有当初新鲜。就这样到了我的门外，此时他对我肯定有了一种不好的看法。坦白地说，我在美国留学时，见到哪个美国同学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肯定也会看不起他。
要是个中国人来看我，看到的景象也是一样。大家都是人，谁也不喜欢肮脏，所以对这种环境的反感也是一样的。但他进了我家的门，就会把路上看到的一切都忘掉。他对我这么好，除了同胞情谊之外，还因为他知道楼道里这么脏不能怪我；所以我敢把他请到家里来。
因为本文想要谈尊严问题，就此切人正题。所谓尊严（dignity），是指某人受到尊敬，同时也是个人的价值所在。笔者曾在国外居住四年，知道洋鬼子怎样想问题：一个人住在某处，对周围的一切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假如邻居把门前和阳台弄得不像话，你可以径直打电话说他，他要是个体面人就不会不理。反过来，假如你把门前弄得不像话，他也会径直打电话来说你，你也不能不理。因此，一个地方住了一些体面人，就不会又脏又乱。居住的环境就这样和个人尊严联系在一起。假如我像那些洋人想象的那样，既有权利，又有义务，本人还是个知识分子，还把楼房住成了这样，那我又算个什么人呢。这就是我不敢让洋人上家里来的原因。
但你若是中国人，就会知道：我有权利把自己的阳台弄成任何一种模样，别人不会来管，别人把家门外弄成任何一种样子，我也没有办法。当然，我觉得楼道太脏，也可以到居委会反映一下，但说了也没有用。顺便说说，我们交了卫生费，但楼梯总没有人扫。我扫过楼道，从六楼扫到了一楼，只是第二天早上出来一看，又被弄得很脏；看来一天要扫三遍才行。所以我也不扫了。我现在下定了一种决心：一过了退休年龄，就什么都不干，天天打扫楼道；现在则不成，没有工夫。总而言之，对这件事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把话说白了，就是这样的：在我家里，我是个人物。出了家门，既没有权利，又没有义务，根本就不是什么人物，说话没有人理，干事情没人响应，而且我自己也不想这样。这不是在说外国人的好话，也不是给自己推卸责任，而是在说自己为什么要搞两面派。
中国这地方有一种特别之处，那就是人只在家里（现在还要加上在单位里）负责任，出了门就没有了责任感（罗素和费孝通对此都有过论述，谁有兴趣可以去查阅）。大家所到之处，既无权利，也无义务；所有的公利公德，全靠政府去管，但政府不可能处处管到，所以到处乱糟糟。一个人在单位是老张或老李，回了家是爸爸或妈妈，在这两处都要顾及体面和自己的价值，这是很好的。但在家门外和单位门外就什么都不是，被称作“那男的”或是“那女的”，一点尊严也没有，这就很糟糕。我总觉得，大多数人在受到重视之后，行为就会好。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2期《辽宁青年》杂志。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饮食卫生与尊严
每天早上，北京街头就会出现一些早点摊。有一天我起早了，走着走着感到有点饿，想到摊上吃一点。吃之前先绕到摊后看了一眼，看到一桶洗碗水，里面还泡着碗。坦白地说，与一桶泔水相似。我当时就下定决心，再不到小摊上吃饭。当然，我理解那些吃这种早点的人，因为我也当过工人。下了夜班，胃里难受，嘴里还有点血腥味，不吃点热东西实在没法睡；这么早又找不到别的地方吃饭，只好到摊上去吃。我不理解的是那些卖早点的人。既然人家到你这里吃东西，你为什么不弄干净一点？
我认识一个人，是从安徽出来打工的。学了点手艺，在个体餐馆里当厨师。后来得了肝炎，老板怕他传染顾客，把他辞掉了，他就自制熟肉到街上去卖。我觉得这很不好，有传染病的人不能卖熟食。你要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他就说：要赚钱。大家想想看，人怎么能这样待人呢。只有无赖才这样看问题。我实在为他们害羞，觉得他们抛弃了人的尊严。当然，这里说到的不是那些饮食者的个人尊严，而是卖饮食者的尊严；准确地说，是指从外地到北京练摊的人——其中有好的，但也有些人实在不讲卫生。要是在他本乡本土，他决不会这么干。这就是说，他们做人方面有了问题。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你穿着衣服在街上一走，别人都把你当人来看待。所以，在你做东西给别人吃时，该把别人当人来看待。有一种动物多脏的东西都吃，但那是猪啊。你我是同类，难道大家都是猪？我一直这么看待这个问题，最近发生了一点变化，是因为遇上这么一回事：有一天，我出门去帮朋友搬家。出去时穿得比较破，因为要做粗活；回来时头上有些土，衣服上有点污渍，抬了一天冰箱，累得手脚有点笨；至于脸色，天生就黑。总而言之，像个“外地来京人员”——顺便说一句，现在“人员”这个字眼就带有贬义，计有：无业人员、社会闲散人员、卖淫嫖娼人员等等说法——就这个样子乘车回来，从售票员到乘客，对我都不大客气，看我的眼神都不对。我因此有点憋气，走到离家不远，一不小心碰到了一个人。还没等把道歉的话说出口，对方已经吼道：没带眼睛吗？底下还有些话，实在不雅，不便在此陈述。我连话都不敢说，赶紧溜走了。假如我说，我因此憋了一口气，第二天就蹬辆三轮车，带一个蜂窝煤炉子、一桶脏水到街上练早点，那是我在编故事。但我确实感到了，假如别人都不尊重我，我也没法尊重别人。假如所有的人都一直斜眼看我，粗声粗气地说我，那我的确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过，回到家里，洗个热水澡，换上干净衣服，我心情又好了。有个住的地方，就有这点好处。
我住的地方在城乡结合部上，由这里向西，不过二里路，就是一个优雅的公园，是散步的好地方。但要到那里去，要穿过一段小街陋巷，低矮的平房。有的房子门上写着“此房出租”，有的里面住着外地来打工的人，住得很挤。我穿过小巷到公园里去散步，去了一回，就再也不去了。那条路上没有下水道，尽是明
沟，到处流着污水。我全身上下最好使的器官是鼻子，而且从来不得鼻炎，所以在这一路上嗅到六七处地方有强烈的尿骚气。这些地方不是厕所，只是些犄角旮旯。而这一路上还真没有什么厕所。走着走着遇上一片垃圾场，有半亩地大，看起来触目惊心。到了这里，我就痛恨自己的鼻子，恨它为什么这么好使。举例来说，它能分出鸡肠子和鸭肠子，前者只是腥臭，后者有点油腻腻的，更加难闻。至于鱼肠子，在两里路外我就能闻到，因为我讨厌鱼腥味。就这样到了公园里，我已无心散步，只觉得头晕脑涨，脑子里转着上百种臭味；假如不把它们一一分辨清楚，心里就难受。从那片平房往东看，就是我住的楼房。我已经说过，那楼的楼道不大干净，但已比这片平房强了数百倍。说起来，外地人到京打工，算是我们的客人。让客人住这种地方，真是件不体面的事。成年累月住在这种地方，出门就看到烂鸡肠子，他会有什么样的心境，我倒有点不敢想了。
我以为，假如一个人在生活条件和人际关系上都能感到做人的尊严，他就按一个有尊严的人的标准来行事，像个君子。假如相反，他难免按无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