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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妇女在外貌方面的焦虑情绪，男人的平常心是一副解毒剂。另外，还该提到女权主义者的看法，她们说：我们干吗要给男人打扮？这话有些道理，也有点过激。假如修饰自己意味着尊重对方，还是打扮一下好。
有关“伟大一族”
有位老同学从美国回来探家。我们俩有七八年没见了。他的情况还不错：虽然薪水不很多，但两口子都挣钱，所以还算宽裕。自从美国一别，他的房子买到了第三所，汽车换到了第四辆，至于PC机，只要听说新出来一种更快的，他马上就去买一台，手上过了多少就没了数了。老婆还没有换，也没有这种打算，这正是我喜欢他的地方。虽然没坐过罗尔斯•；罗伊斯，没住过棕榈海滩的豪华别墅，手里没有巨额股票，倒有一屁股的饥荒，但就像东北人说的，他起码也“造”了个痛快。我现在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当然只有羡慕的份儿。但我们见面不是光聊这些——这就太过庸俗了。
我们哥俩都闯荡过四方，种过地，放过牧，当过工人，二十年前在大学里同窗时，心里都曾燃烧起雄心壮志，要开创伟大的事业。所谓伟大的事业，就是要让自己的梦想成真。那时想了些什么，现在我都不好意思说，只好拿别人做例子。比方说微软公司的大老板比尔；盖茨，年轻时想过：要把当时看着不起眼的微处理机做成一种能用的计算机，让人人都能拥有和使用计算机，这样，科学的时代就真正降临人世了——这种梦想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现在这种梦想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真实，他在其中有很大的贡献，这是值得佩服的。至于他在商业上的成功，照我看还不太值得佩服。还有一个例子是马丁；路德；金曾经高呼“我有一个梦想”，今天在美国的校园里，有时能看到高大英俊的黑人小伙子和白人姑娘拥抱在一起。从这种特别美丽的景象里，可以体会到金博士梦想的伟大。时至今日，我说多了没有意思，脸上也发热。我只能说，像这样的梦想我们也曾有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这些梦想不见得都是伟大事业的起点。鲁迅先生的杂文里提到有这样的人，他梦想的最高境界是在雪天，呕上半口血，由丫环扶着，懒懒地到院子里去看梅花。我看了以后着实生气：人怎么能想这样的事！同时我还想：假如这位先生不那么考究，不要下雪、梅花、丫环搀着等等，光要呕血的话，这件事我倒能帮上忙。那时我是个小伙子，胳臂很有劲儿，拳头也够硬。现在当然不想帮这种忙，过了那个年龄。现在偶尔照照镜子，里面那个人满脸皱纹，我不大认识。走在街上，迎面过来一个庞然大物，仔细从眉眼上辨认，居然是自己当年的梦中情人，于是不免倒吸一口凉气。凉气吸多了就会忘事，所以要赶紧把要说的事说清楚。梦想虽不见得都是伟大事业的起点，但每种伟大的事业必定源于一种梦想——我对这件事很有把握。
现在的青年里有“追星族”、“上班族”，但想要开创伟大事业的人却没有名目，就叫他们“伟大一族”好了。过去这样的人在校园里（不管是中国校园还是美国校园）是很多的。当盖茨先生穿着一身便装，蓬着一头乱发出现在校园里时，和我们当年一样，属于“伟大一族”。刚回中国时，我带过的那些学生起码有一半属伟大一族，因为他们眼睛里闪烁着梦想的光芒。谁是、谁不是这一族，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但这一族的人数是越来越少了，将来也许会像恐龙一样灭绝掉。我问我哥们儿，现在干吗呢，他说坐在那里给人家操作软件包，气得我吼了起来：咱们这样的人应该做研究工作——谁给他打软件包？但是他说，人家给钱就得了，管它干什么。我一想也对。谁要是给我一年三四万美元让我“打”软件包，我也给他“打”去了。这说明现在连我也不属伟大一族。但在年轻时，我们有过很宏伟的梦想。伟大一族不是空想家，不是只会从众起哄的狂热分子，更不是连事情还没弄清就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相信，任何美好的梦想都有可能成真——换言之，不能成真的梦想本身就是不美好的。假如事情没做成，那是做得不得法；假如做成了，却不美好，倒像是一场噩梦，那是因为从开始就想得不对头。不管结局是怎样，这条路总是存在的——必须准备梦想，准备为梦想工作。这种想法对不对，现在我也没有把握。我有把握的只是：确实有这样的一族。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2月21日《南方周末》。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有关“给点气氛”
我相信，总有些人会渴望有趣的事情，讨厌呆板无趣的生活。假如我有什么特殊之处，那就是：这是我对生活主要的要求。大约十五年前，读过一篇匈牙利小说，叫做《会说话的猪》，讲到有一群国营农场的种猪聚在一起发牢骚——这些动物的主要工作是传种。在科技发达的现代，它们总是对着一个被叫做“母猪架子”的人造母猪传种。该架子新的时候大概还有几分像母猪，用了十几年，早就被磨得光秃秃的了——那些种猪天天挺着大肚子往母猪架子上跳，感觉有如一坨冻肉被摔上了案板，难免口出怨言，它们的牢骚是：哪怕在架子背上粘几撮毛，给我们点气氛也好！这故事的结局是相当有教育意义的：那些发牢骚的种猪都被劁掉了。但我总是从反面理解问题：如果连猪都会要求一点气氛，那么对于我来说，一些有趣的事情干脆是必不可少。
活在某些时代，持有我这种见解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就经历过这样的年代——书书没得看，电影电影没得看。整个生活就像个磨得光秃秃的母猪架子，好在我还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发牢骚——发牢骚就是架子上残存的一撮毛。大家聚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人人妙语连珠，就这样把麻烦惹上身了。好在我还没有被劁掉，只是给自己招来了很多批评帮助。这时候我发现，人和人其实是很隔膜的。有些人喜欢有趣，有些人喜欢无趣，这种区别看来是天生的。
作为一个喜欢有趣的人，我当然不会放弃阅读这种获得有趣的机会。结果就发现，作家里有些人拥护有趣，还有些人是反对有趣的。马克•；吐温是和我一头的，或者还有萧伯纳——但我没什么把握。我最有把握的是哲学家罗素先生，他肯定是个赞成有趣的人。摩尔爵士设想了一个乌托邦，企图给人们营造一种最美好的生活方式，为此他对人应该怎样生活做了极详尽的规定，包括新娘新郎该干点什么——看过《乌托邦》的人一定记得，这个规定是：在结婚之前，应该脱光了身子让对方看一看，以防身上暗藏了什么毛病。这个用意不能说不好，但规定得如此之细就十足让人倒胃，在某些季节里，还可能导致感冒。罗素先生一眼就看出乌托邦是个母猪架子，乍看起来美奂美仑，使上一段，磨得光秃秃，你才会知道它有多糟糕——他没有在任何乌托邦里生活过，就有如此见识，这种先知先觉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老人家还说，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反过来说，呆板无趣就是不幸福——正是这句话使我对他有了把握。一般来说，主张扼杀有趣的人总是这么说的：为了营造至善，我们必须做出这种牺牲。但却忘记了让人们活着得到乐趣，这本身就是善。因为这点小小的疏忽，至善就变成了至恶……
这篇文章是从猪要求给点气氛说起的。不同意我看法的人必然会说，人和猪是有区别的。我也认为人猪有别，这体现在人比猪要求得更多，而不是更少。除此之外，喜欢有趣的人不该像那群种猪一样，只会发一通牢骚，然后就被劁掉。这些人应该有些勇气，做一番斗争，来维护自己的爱好。这个道理我直到最近才领悟到。
我常听人说：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人对现实世界有这种评价、这种感慨，恐怕不能说是错误的。问题就在于应该做点什么。这句感慨是个四通八达的路口，所有的人都到达过这个地方，然后在此分手。有些人去开创有趣的事业，有些人去开创无趣的事业。前者以为，既然有趣的事不多，我们才要做有趣的事。后者经过这一番感慨，就自以为知道了天命，此后板起脸来对别人进行说教。我以为自己是前一种人，我写作的起因就是：既然这世界上有趣的书是有限的，我何不去试着写几本——至于我写成了还是没写成，这是另一个问题，我很愿意就这后一个问题进行讨论，但很不愿有人就头一个问题来和我商榷。前不久有读者给我打电话，说：你应该写杂文，别写小说了。我很认真地倾听着。他又说：你的小说不够正经——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谁说小说非得是正经的呢？不管怎么说吧，我总把读者当作友人，朋友之间是无话不说的：我必须声明，在我的杂文里也没什么正经。我所说的一切，无非是提醒后到达这个路口的人，那里绝不是只有一条路，而是四通八达的。你可以做出选择。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10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生活和小说（1）
罗素先生曾说，从一个假的前提出发，什么都能够推论出来，照我看这就是小说的实质。不管怎么说，小说里可以虚构。这就是说，在一本小说里，不管你看到什么千奇百怪的事，都不应该诧异，更不该指责作者违背了真实的原则，因为小说就是假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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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罗素提出这一命题时，遭到了好多人的诘难。我对逻辑知道得不多，但我是罗素先生热烈的拥护者。这是因为除了写小说，我还有其他的生活经验。比方说，做几何题。做题时，有时你会发现各种千奇百怪的结果不断地涌现，这就是说，你已经出了一个错，正在假的前提上推理。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仅可以推出三角形的内角之和超过了一百八十度，还可以把现有的几何学知识全部推翻。从做题的角度出发，你应该停止推论，从头检查全部过程，找到出错的地方，把那以后的推论全部放弃。这种事谁都不喜欢。所以我选择了与真伪无关的职业——写小说。凭良心说，我喜欢千奇百怪的结果——我把这叫做浪漫。但这不等于我就没有能力明辨是非了。
生活里浪漫的事件很多。举例言之，二十四年前，我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了。以此为契机，我的生活里出现了无数千奇百怪的事情，故而我相信这些事全都出自一个错误的前提。现在我能够指出错出在什么地方：说我当时是知识青年，青年是很够格的（十六岁），知识却不知在哪里。用培根的话来说，知识就是力量，假如我们真有知识，到哪里都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