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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拿盘，她给我写东西。洪晃信誉很好，交不了稿就交罚款，每天50块钱的罚款连交了3天，而且很有继续交下去的架势，弄得我自己都觉得怪没劲的，说什么也不让她给我写东西了。
洪晃的艺术热情是被一次一次的残酷现实粉碎的。有一回I
Look的美术编辑弄了一个选题叫“菊儿胡同的大丫二丫和三丫”，找的三个模特分别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和一个五六岁的小丫头，这种天马行空玩概念的东西当然很拽，但是很容易激怒读者，让他们觉得杂志在拿她们开玩笑，事实是那个选题在激怒读者之前先激怒了评刊的众编辑，这件事好像让洪晃很沮丧。但是这些事的好处也显而易见，就是让洪晃越来越接近一个真理，你的杂志一定是给人民群众看的，所以个人爱好和品位要服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要求。
后来这个朴素的道理化成了洪晃告诉我的一句话，这是我在洪晃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编辑永远无法避免自我欣赏甚至是自恋，好编辑和坏编辑的一个区别往往只是能不能时刻提醒自己别陷到自恋里去就是了。这个问题洪晃是这么跟我说的：“你如果喜欢自己，别办杂志，写书去。”很有道理。
洪晃的模仿能力惊人，像前面提到的学个把群众场面什么的，只是一般发挥水平而已。这部分我不说了，因为很多人都比我更有发言权。兴致上来逮谁学谁而且最可怕的是学谁像谁，所以能在她身边待得住的人，应该都是心理素质比较好的人。洪晃自己的心理素质也极好，这就让大家在一起比较轻松。有一阵洪晃和宁瀛去拍一个什么电影，中午回了一趟公司，我正好撞见，那是我见到的最有戏剧效果的洪晃。穿着一身很没落贵族的衣服，一看就知道是戏里给安排的，没来得及脱下来，脸上的妆不知道是谁给化的，几乎就要把洪晃化成一个美女了，这给洪晃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那张脸怪怪的，无论如何肯定和洪晃没有任何关系，像从哪儿借来的，怎么看怎么觉得是一次事故。
洪晃自己显然也很不好意思，在公司里鬼鬼祟祟的。最要命的是大家都刚刚吃完饭上来，正好是头脑不太清楚又总想说几句话的时候，迎面碰到老板这个样子，和平常的情况迥异，总得习惯性地发表一点意见。结果那天中午洪晃在公司里遭到了各种热情洋溢的表扬，从“漂亮极了”到“漂亮多了”，我在旁边听着实在不像话，又同情洪晃又同情那些发表意见的同事，洪晃是为朋友帮忙，所以才容忍化妆师把自己作践成这样，这正是洪晃敬业精神的具体表现之一。按我的理解，同事们即使称赞，表达的也应该是对洪晃献身精神的敬意，而不是什么漂亮不漂亮之类的东西。非要说，那绝对是我见过的最难看的洪晃。但考虑到公司当时的舆论气氛，我还是很小心地闪了20分钟，尽量回避和洪晃的正面遭遇，我当时的真实想法是，一个人给弄成那样实在是太惨了。但最后一个不留神还是在洪晃马上要走的时候和她正面遭遇了，当时的情况是，我如果装出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显然说不过去，因为发生的事情就写在洪晃脸上摆在那儿。而我也不适合表达我的真实想法，因为对洪晃的新形象交口称赞的同志们就分布在我周围两米不到的范围之内，其中还有一个是我当时的主编，在这种局面下我说任何一句话都会出问题，我既不想让洪晃觉得我脑子里有水，也不像让同事们觉得我认为他们脑子里有水，只好直愣愣地干在当地看着她发呆，而这显然是各种处理方法中最糟糕的一种。这时洪晃的聪明发挥了巨大作用，她冲着我一句：“你丫什么都别说，说我跟你急。”立刻就把我救了。这句话让我立刻想起《顽主》里杨众一边蹬板儿车一边回头，“你丫说谁呢，我知道我傻”，都是比较聪明的表现。
我只剩下500来字说洪晃的脑子，本来这部分我是准备作为本文最主要的部分来好好说说的，现在只好因陋就简。
首先说这5000字的作业，贝塔斯曼约她一本书，讲好是十来万字，结果洪晃给大家这个分5000字那个分5000字地一消化，压力立刻就小多了。这中间有一次洪晃过来说，出版社那边打电话过来，洪小姐啊，出于市场的考虑我们觉得还是希望您写一写和陈凯歌的事。“我说好吧，我就加一章：和本书主题无关的若干人物。”
洪晃写得很好的随笔，有一阵她在I
Look后面写“大女人小女人”专栏，我在后面写“大男人小男人”，从成色上看她的要更好一些。在写字儿方面我服气的人不多，洪晃是一个。洪晃写东西抖的是她的那种别人没有的机灵和那股有点儿“浑不论”的锐气，底子是她的生活。她见的各种神头鬼脑的人比较多，自己又一片浪漫天真，虽然很早就离开国内好长时间在外边，但对汉语却有一种特别的敏感，东西写出来自然路数比较特别。我当时离开自己供职的那家衣食无忧的报社，少挣钱多干活儿地跑过来做杂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知道有一篇《男人分两截》是洪晃写的，后来三联“生活圆桌”第一本集子的题目，就化了这篇文章作为题目，当时我想，一个能写这样东西的老板，应该比较有意思，就过来了，我没想到的是，洪晃比我想的还要有意思一点。
写到最后我发现其实还是没怎么写到包括粗口在内的很多关于洪晃的最生动的东西。作为一个写字为生的人，我知道有两种人，一种是写出来的比活人更生动一点，另一种是活的比写出来的更生动一点，一般我更喜欢后者，因为后者活得比较生动。在我见过的各种生动的人里面，洪晃在第一阵营。
洪晃说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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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伟不是我招来的，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来的，突然间，I
Look编辑部有了个时而精神抖擞，时而神经兮兮的寸头。如果说我写的文章不适应时尚刊物，那他的文章也好不到那儿去。伊伟看的书肯定比我多，有时候我不敢太在他面前拽什么欧洲历史和外国文学，骗骗别人我足够，但是这孩子我得当心。他写的文章，就像这里的一样，有一种非常聪明的幽默，特别难得。我喜欢能让我思考和笑的作者，而伊伟的东西永远两点俱全。
我在泡沫经济的高潮曾经企图搞一本《酷》技术杂志，介于“WIRED”和“RED
HERRING”之间，我找了一个北京的外国人当主笔，当时的想法是有很多技术上的资料必须由英文翻译过来等等现在都想不起来的原因，总之，找不看中文的人策划中文是脑子灌水的作法，更灌水的是这个老外给我介绍了一个管理者，结果是他的女朋友，伊伟这个倒霉蛋就被派去做责任编辑。这是个非常失败的项目，根本没成功，但是伊伟能够做总编的本事我倒是有所体会。他是一个会抓主题的人，而且角度非常尖锐。在操作上有两点是没人能比的：考证事实和整体概念。我从来不知道他到那里查来那么多资料，而且这得多耽误功夫！
我看过一本叫《总编辑》的书，里面写得是作总编辑的技巧，书里面讲了一个故事：《纽约客》总编辑招人，问：“你想当作家，还是编辑？”
应聘者回答：“当编辑。”
总编说：“Good，好作家纽约遍地都是，好编辑没几个。”
而北京也是这样，我曾经跟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合作，她做编辑一塌糊涂，总要把别人的稿件改成自己的作品才罢休，实在可怕之极。
伊伟是个好作家，但是更可贵的是他也是一个好编辑。
《酷》刊策划完蛋以后，伊伟就去做《乐》。那时候，《乐》是个广告刊，是免费的直投类刊物。中国的大城市都有好几本给老外看的吃喝玩乐城市指南。可就是没有一本给中国人看的。我们也就觉得这似乎有点太殖民了，好吃好喝好玩的地方只有英文刊物，那中国人难道都回家待着？纯属于赌口气，非办不可。说老实话，什么市场调查都没做。《乐》出来之后很受欢迎，伊伟就在《乐》待了几期，但终归由于广告刊不得刊登任何内容，他憋得慌，就跑到《青春一族》编辑部去给青年人编写东西了。就在这时候，他原来的老编辑部，I
Look，开始改组了，原来的知识分子们全跑到《追求》去了。那时候我正在为此伤心，也为刊物干着急。就在这时候，伊伟有一天神神叨叨地说：“哎，晃，找你说句话。”
“行。”我们就进了我的办公室。
“刚去了一下《追求》，”他说，“都在那儿，好像要大干一番。”
我心里非常醋，也非常酸，立刻认为他也想去《追求》，是来辞职的，我说：“那你也去吧，我无所谓。”
他愣了一下，说：“我想听你的意见。”
我当时疲劳加伤心，因为一周走了近十个人！有气无力地说：“你们干什么都不是我能为你们作决定的，我不想多说了，你就去办理离职手续去吧。”
他又愣了一下，说：“离职手续怎么办？”
“去人事部，然后我给你签字就是了。”
他立刻站起来，很常规地说了一句：“行，就这么着。”
过了没几个小时，他拿着离职的表格找我签字，我二话没说就签了，他也没说什么，就这么散了。
大概事过一个星期，小雪出差回来冲到我的办公室说：“听说你把伊伟开啦？！”
“没有啊，”我说，“是他要去《追求》的。”
“他说了吗？”小雪愤怒地质问我。
“他……他……他说他去《追求》了……”我也开始糊涂了。
“你怎么连这个都搞不清楚，”小雪实在是看不惯我的神经质管理方式，“你去问问吧，我可是听说人家根本没想走，你就一句话把人给开了。”说完就摔门走了。
小雪走了之后，我好好回顾了一下整个过程，好像伊伟是从来没有说过要辞职，肯定是我误解了。我的第一个反映是，那他为什么不说？都一个星期了，他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澄清一下？这种想法一秒钟之后我突然开始骂自己，我真是把自己当老板了。明明是我的错，为什么非要人家来找我？面子？地位？还是我开始变成狗屎，变成了我自己最讨厌的那种官气十足、架子比能干大好几百倍的傻X？
那天晚上下班之前，我给伊伟家里打了个电话，我上来就赖兮兮、傻呵呵、嘻皮笑脸地说：“伊伟，我是不是犯了次糊涂，你没想跟我辞职？”
“没有啊。”他既没有生气，又非常从容。
“那姐姐跟你赔不是，我是糊涂了，你回来吧……”
还没用我说“求”字，伊伟说：“那行，明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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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兴死了，许了一堆愿，包括有一顿大餐之类的，当然没有一样兑现了。
自那以后我们从来没有再就这件事交流过一个字，只有人事部的人用这个把柄时常提醒一下我的人事工作能力问题。我心里知道我碰到了一个想干事情的人，他职业感觉极其强，而且性格干脆。我觉得伊伟这么干脆地回来了，真是我抄上了。
今年八月《名牌世界》改版，我们合作了，将原来《乐》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