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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杨柳少了甚至不见了，围墙矮了甚至没有了，学校开始同世俗社会接壤，滚滚红尘扑面而来。从此，教师被抛入一个个困惑的漩涡之中——不知道应以灌输崇高的理想为天职，还是以传授专业技能为使命；不知道应把学生打造成只晓得趋利避害八面玲珑的小市民，还是培养成为具有批判视角和独立精神的时代精英；不知道应保持对形而上的“道”的向往，还是甘于对形而下的“器”的屈从；不知道应作为专业人士默默钻进纯学术的象牙塔，还是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往来驰骋激浊扬清；不知道应在主流评价体系内循规蹈矩亦步亦趋，还是在个性开发的荒原上披坚执锐特立独行；不知道应黄卷青灯十年磨一剑，还是剪刀糨糊十天成一宗；不知道应满足于冠冕堂皇的宏论，还是勇于吐露求真务实的心声；不知道应蹲下来精耕细作培育一园桃李，还是一窝蜂挤上飞机气昂昂漫山撒种……
君不见，教育腐败、学术腐败正作为新的腐败品种日益为世人诟病。十几年前，囊中羞涩伤害了我的自尊；十几年后，教育腐败、学术腐败不仅深深伤害了我的自尊，还正在冲击教师的职业尊严，削弱教师头上原本为出租车司机等世人尊敬的光环。是的，学术腐败乃人世间最后的腐败。试问，学术都可以腐败，还有什么不能腐败？斯文都可以扫地，还有什么不能扫地？尤其令人尴尬的是，在教育腐败学术腐败面前，作为置身其间的教师竟不知道应口诛笔伐还是默默忍受，不知道应自我净化还是同流合污。停杯投箸，午夜梦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倏然，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先生的名句如一道闪电划过脑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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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头上日益黯淡的光环（2）
呜呼，当教师真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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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名片
在东京大学待了一年，加之日本是名片王国，自然接得若干教授的名片。近日略加整理，无意中发现日本教授的名片特别简单，头衔一般只印“教授”二字，不似中国教授的那么繁杂。为了确认我这个小小的发现，我随意拈出十枚日本教授的名片，又从日前去外省参加一个小型研讨会议时接得的名片中抽出十枚，分别排在桌面左右两侧。结果证实，十枚日本教授名片中仅一枚加印“国际比较文学会会长”，其他只印教授或“助教授”（ 副教授 ）字样。而中方这边除了一人，九人均堂而皇之地印有行政职务：副校长、校长助理、院长、副院长，最小的也是系副主任。其中一人竟把××市政协常委、××评委会副秘书长等头衔加印上去，密密麻麻竟有七行之多，而本应最有含金量最具实质性或最可炫耀的“教授”却小小地尾随名字之后，一副低眉垂首大气不敢出的样子。
于是我面对左右二十枚名片默然良久。
我无意就此小题大做节外生枝，更无意挖苦国内同行的做法，何况并非假冒伪劣，再说也是工作需要。但不能不说小小名片中的确含有大约不算小的某种信息。据我所知，名片上的日本教授中有几位实际上是有行政头衔的，而且作为名校教授，其社会兼职也可想而知。可是他们不屑于把这些一一罗列在名片上。为什么呢？无非因为他们最看重“教授”二字。社会似乎也是这样。在日本看电视读报纸，国内外每有重要事件发生一般都请有关教授评论一番，其“出镜率”甚至高于各部大臣，但介绍时一般只称某某大学教授，并不提其行政头衔。校内亦是如此。“学部长”（ 院长 ）和“学科主任”为教授之间互选，不少人极力推辞而不得，甚至有人为逃避“当官”而辞职换一所学校。实际上“官”也只起协调作用，稍微大一点的事便提交“教授会”集体商议表决。也就是说，人家日本一般只在意教授这一专业技术职称。
当然不是说中国就不甚在意教授这一称谓。坊间众生忽闻某某是教授，即使不马上作揖打拱也还是要用黑眼珠多瞧上一眼的。就连政府高官据说也以自己是某某大学客座教授而兴奋得多喝半杯。校内就更不用说了，每年一次的评职称，甚至对做人的尊严都是不小的考验。得之者如释重负庆幸不枉吃寒窗之苦；未得者纵然德行再高也难免怃然良久。然而评上之后，“教授”在一些人的名片上却又谦恭得甘当陪衬，而让“官职”闪亮登场。不言而喻，大学是学府不是政府，是考场不是官场，是搞学术不是搞权术，也就是说最敢于藐视和拒斥官本位意识和世俗价值观的净土——如今莫非净土也不怎么净了不成？着实令人费解。
不管怎样，我还是比较欣赏日本教授或日本教授式的名片：简洁、干净，可以从中读出教授以至读书人特有的清高和傲骨。
教授的银两
说起教授，在坊间善良的父老乡亲眼中，想必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士，故而所赚银两亦当论斤计磅盘盈盆满。笔者既忝居教授之列，难免有时被人问起工资几何。诚实乃美德之一，遂据实以告。首先道出基本工资：一千刚刚冒头。对方摇头不信，甚至恼我戏他；继而念出工资条的实发数：三千挂零，对方仍面带困惑——“可是真的？”于是我只好亮出底牌：尚有浮动性业绩津贴若干，总共约有五千之数。对方这才信以为真，但还是说不多不多。
欲壑难填，我也觉得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不过偶尔也觉得不少，毕竟乡下的弟弟在地垄沟滚爬一年才挣这么多，还得靠老天关爱。而我一星期才屈指可数几节课，并且无非道听途说摇唇鼓舌，绝无顶风冒雨之忧汗滴禾下土之苦。晚间爬格格，抓耳挠腮的难堪固然不少，但顾盼自雄的快乐亦非没有，何况所得银两并未交给学校财务处而进了自家荷包，别太不知足。
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大学教员阵营的最高职衔，所得工资——准确说来应为收入——恐不为多。不过若以为天底下大凡冠于教授之称者都挣我这么多或这么少，那就未免落伍了。A省与B省不同，A校与B校有别，甚至同校同院同系的ABCD教授之间，也森森然分出三六九等。诸多模式，诸多规则，诸多依据，诸多计算公式，五花八门，神出鬼没，比英语不规则动词还不知繁琐多少倍，且动不动就变本加厉花样翻新。有时就连我这个圈内人也一头雾水。空口无凭，容我试举一例。
春夏之交，南下广州开会。有一场学术报告会在我曾任教一二十年的大学举行。会后在校园漫步湖畔之间，迎面碰上当年极要好的老朋友。久别重逢，分外欢喜。对方当即邀我去参观他的第二套居室，我自然乐于从命。其新居位于校园旁边的某某花园，步入俨然宾馆大厅的轩敞明亮的公用门厅，乘电梯忽悠悠悄然而上。听得一声“到了”，换鞋入室，但见宽大的沙发差不多就有我青岛居室的整个厅大，书房里古色古香的大写字台迎窗而立，齐人高的转椅刚碰一下就乖觉地转过身来，节节攀高的玻璃书橱光闪闪三面拥立，甚是威武雄壮，气势非凡。午间吃请，我问他第二套居室莫不是按揭，对曰Yes，“每月几多？”“五千。”“可有压力？”“No。”“No？”“月入一万六也。”“此非戏言？”“何戏之有！”听得我惊诧之余，一时不胜感慨。所以惊诧，因为无论我怎样细细叠加，“月入”也还不及人家的零头；所以感慨，因为我俩学历、资历大体相同。大学同是“工农兵学员”出身，研究生同是所谓“黄埔一期”，在各自疆场的战绩也当在伯仲之间。想当年出入同一校园门之时，我因搞外语热门可以“创收”，他因属历史专业无收可创，经济收入显然我多彼寡，聚饮大多由我解囊，如今我竟沦落到不及人家零头的地步！“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也巧，喝罢出门，又路遇学校党委书记。此君当年和我在同一学术团体当理事，亦是熟人。当官说官话，他开口就宣布要把我“重新引进”，我笑问莫非还让我入住故居不成？他慨然许诺“房子重新安排”。与他同行的外语学院院长闻言，即刻拉我去“饮茶”，具体落实书记旨意。
5000 ∶ 16000，孰多孰少，判若黑白。月入一万六，意味一个月即可买一万斤白花花的大米，足够一家三口吃三十年；或者买十台纯平彩电，可以连看两三代人。或者一天消费五百元月底仍有结余。借用年轻人的话说，那才叫爽，才叫酷，既爽且酷。可是非我自吹，我还真没动摇。平时优柔寡断的我，此时表现得异常坚定，颇有钞票于我如浮云的浩然之气。原因其实十分简单：若干年前挂印而去，今天若再挂印而归，去留取舍，惟利是图，岂不沦为世间笑柄！而若沦为笑柄，一万六何爽之有何酷之有！
于是我仍在此地拿朋友的小零头。
也怪，久而久之，恍惚觉得五千未必比一万六少，一万六未必比五千多。甚至，那已不是钞票，不是银两，纯属数字而已。
彼时的导师
非我炫耀，我是1982年毕业的研究生。彼时似乎尚无博士点，硕士点亦寥寥无几，偌大东北仅我的母校有研究生院。物以稀为贵，当时的硕士似乎比今天的哈佛北大博士后还抢手。当然，抢手未必意味水平高。不才如我，二十年间人世沧桑巨变，而我仍止于一介平民。两年前好歹混上个研究生导师（ 乃硕导非博导 ），或用伊妹儿跨海遥控或围坐一圈面授机宜，效果如何另当别论，表面上倒也不无风光。两年导将下来——正导也好误导也罢——觉得有若干今昔不同之处。
其一，彼时导师面对的多为男生，今时多是女娃。不是说女娃有什么不好，莫如说作为男老师面对含羞带笑侧耳倾听（ 或侧耳倾听状 ）的如花似玉女孩子，但觉赏心悦目文思泉涌，纵使平时口讷的我也能滔滔不绝两个小时。问题是学问这东西和我等男性教员不同，一般不大钟情于如花似玉的牛仔裤女孩而宁选形容枯槁的布衣书生为伴。君不见，如今女硕士女博士多如栈桥游客，而学术会议上语惊四座者却多是运交华盖的男士。女性或可德艺双馨，才貌双全则非易事。我一向以为女性长于感性而逊于理性，长于艺术而逊于学术。在此务请立志考研的男孩子多多加油。
其二，彼时导师请吃，今时导师吃请。别人如何我不敢乱说，至少鄙人如此。当年我的导师王长新先生无儿无女，视我们两男一女三个“开山弟子”为自家儿女，每每叫去家里，耳提面命之余，老两口亲自下厨鼓捣出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我等也不客气，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师母但笑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