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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我们这个民族一向讲知恩图报，却不知何故，惟独对大自然这个无私供养我们的最大恩人恩将仇报！试想，假如天空没有飞鸟只有波音747，地上没有花木只有摩天大楼，水中没有游鱼只有塑料瓶，晚间没有星光只有霓虹灯，那将是一个多么乏味而恐怖的世界！
青岛的喜鹊
日前，弟弟从松花江畔送父母来青岛小住。岭南塞北海内海外漂泊半生，从未把父母接来身边。加之弟弟急于回去上班，于是我推开案头杂务，兴冲冲当起了“导游”。身为青岛市民，自然有义务维护青岛美好形象。灰头土脸的地方一概敬而远之，专往前海一线八大关等“花边”地带引导。导得父母和弟弟一双眼睛不够使的样子，一致称赞我“来到天下第一等好地方”。两天“误导”下来，我问他们青岛什么最好，也是因为正巧眼前有喜鹊飞过，母亲和弟弟指着喜鹊说喜鹊最好。母亲说老家那边别说喜鹊，连麻雀都没影了。几天后我去租的房子那里看父母，母亲还是喜滋滋望着草坪上树枝上的喜鹊说喜鹊好。“老家往天上看啥都没有，”母亲说，“以前啥都有。往柳条沟里一钻，扑棱棱飞起好多好多鸟。”
母亲说的情景我也深有记忆。我是东北平原边上的半山区长大的。小时候，天上不但有喜鹊、麻雀，还有乌鸦和春燕，甚至有布谷、有黄鹂、有老鹰。看见小燕子优美的身姿滑进堂屋在梁上筑巢，看见喜鹊落在房后祖父栽的杏树上“喳喳”欢叫，看见麻雀们在河边刚泛绿的柳树间往来嬉闹，即使小孩子心里也充满春天到来的喜悦。“喜鹊登枝”，既是经典的窗花图案，又是寻常的晨夕风景。
其实——也许遗传关系——我也格外喜欢喜鹊。虽然它的叫声算不得婉转，但形象绝对可爱：体态丰满匀称，毛色黑白分明，升空时长尾巴潇洒地一甩，落地行走两脚像弹钢琴，极有抑扬顿挫的韵律美。而往杏树花、樱花、槐树花之间或合欢树上一落，更是风情万种相映生辉，满怀欣喜、一缕乡愁都随之定格在那一瞬间了。我实在想不出人世间还有比这更撩人情思的美妙镜头。
说起来，我是1999年初秋从工作了一二十年的广州跑来青岛的，几个月后广州那所颇有名气的大学率先实行岗位津贴制，随即亮出劝归的“杀手锏”：你的津贴算下来每月可是四千七哟，乃外语系“首富”，立刻回头还为时不晚！你别说，这招还真灵，毕竟当时整个收入才一千挂个小零头，不由我不心动。但稍顷我以半开玩笑的语气回敬道：广州清晨能去开满槐树花的山上爬坡吗？晚间能在洒满夕晖的海边散步吗？广州有喜鹊吗？
不知青岛选不选“市鸟”，极想投喜鹊一票。在日本，喜鹊已有“县鸟”之誉——佐贺县的县鸟。说来也怪，喜鹊只在佐贺县这个小县生息，绝不飞出县界。我在与佐贺县相邻的长崎县生活了三年之久，硬是见不到喜鹊。见到最多的是乌鸦。去年在东京，东京乌鸦就更多了，郊区多，城里也多，甚至成群结队飞过银座上空，让我切切实实明白了“黑压压”一词的来源。说实话，清早一出门就有大嘴乌鸦冲你脑门“呱呱呱”三声，确乎让人扫兴。抛开民间说法不论，即使从美学角度来说，也全然比不上“喜鹊登枝”给人的感受。樱花时节去上野公园，但见白灿灿的樱花树上落了一层黑压压的乌鸦，倒也黑白分明，蔚为壮观，未尝不可以说是赏心悦目。
不过话又说回来，青岛的喜鹊队列中点缀几只乌鸦怕也不坏——就像一群眉清目秀的窈窕淑女之间有两三个魔鬼身段的非洲美女，岂不又多了一番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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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成本的幸福
我觉得世人大体可以分为三种：A？郾投入成本追求不幸的；B？郾投入成本追求幸福的；C？郾不投入成本而获得幸福的。A似乎危言耸听，其实每天都活跃在我们周围，堪称一个团体中生命力最顽强的因子。如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争名夺利损人利己的内耗即是一个显例和常例。绞尽脑汁费尽心机耍尽手段，成本不可谓不高，代价不可谓不大，到头来却使自己的灵魂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匍匐在凄风苦雨之中，非不幸而何。B最容易理解。苦读拿文凭、贷款买房子、攒钱讨老婆等等举不胜举。C则似乎有悖于常识常理。不付出代价哪有成功不投入成本哪有产出不耕耘何来收获呢？休说幸福，一个馍馍少一分钱都休想拿走。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奇妙：没钱固然得不到馍馍，但未必得不到幸福。换言之，幸福可以无需成本，可以不劳而获。
切身体会到这一点，是几年前一次因病住院的时候。那时我还在广州一所大学工作，因腿部要做个手术住进医院。当时已多少有了一点虚名，护士当中甚至有自己的读者，加之住的是本校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医生也认识，大家都很关照。但痛苦本身无论如何只能由自己一个人承受：手术后须以同一姿势卧床不动，撤掉枕头，两脚垫高，而双腿又用绷带左一道右一道缠得如大象腿一般粗，连翻身都不可能，就那样直挺挺仰卧在床上，活像木乃伊。躺一会儿倒也罢了，问题是要躺三四天。时值盛夏，窗外骄阳似火，房间里躺得我浑身冒火。真是越躺越难受，算是领教了头低脚高久卧不动是何等残酷的刑罚。以致每次听到收废品的吆喝声传来，我都打心眼里羡慕平时讨厌的收废品的人：至少他们可以用两条腿在地上自由行走，可以看到白云蓝天，可以听到鸟鸣，而那是多么幸福啊！我宁可不当什么教授什么翻译家，而去做一个能够随心所欲走街串巷的废品收购者。
后来我又遭遇了一场痛苦，一场远远大于住院时肉体痛苦的刻骨铭心的精神痛苦。一时间，汹涌袭来的近乎暴力的痛苦掏空了我的五脏六腑，掏空了我的心智，掏空了我的话语，使我久久处于半虚脱状态。凌晨梦醒，再难入梦，我几乎看得见自己干涩而忧伤的双眼在微明的夜色中往来游移。任何亲人的安慰、任何通透的哲理、任何豪放的诗句都无法使我同痛苦分开。但最终我还是摆脱至少稀释了痛苦—— 一日黄昏时分当我再次裹着萧瑟的秋风在荒凉的山路上踽踽独行时，我忽然记起了那次住院时的体验，旋即一缕绚丽的阳光泻进我阴暗凄冷的心田：至少我可以用两条腿在地上自由行走，可以看到白云蓝天、可以听到鸟鸣，而又不需要我付出代价，无需任何成本，这不是很幸福吗？我还需求什么呢？为什么还不知足呢？
从那以后，我开始分外留意日常生活中的寻常景物，或者说一些寻常景物开始给了我不寻常的感受。哪怕草地上翩飞的一只白粉蝶、树枝上颤立的一对红脑袋蜻蜓，哪怕路旁一簇不知名的野花、随风飘落的一片淡黄色的树叶，都会带给我鲜活纯净的生命体验，带给我难以言喻的喜悦，带给我宇宙的关怀和慈爱。我的心头因之涌起静谧而深切的幸福感，由衷地觉得自己的确非常幸运非常幸福。同时也使我看淡了一些事情，少了若干烦恼。原因很简单：既然无需成本的幸福就在身边，何必去追求需要成本的不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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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拾梦——我的自画像（1）
1952年秋生于东北平原一个遍地土豆花和南瓜藤的普通村落。后举家迁往半山区，在一个三面环山、只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沟长大。小山沟那杏花李花海棠花簇拥下的茅屋，那井台边随风摇曳的依依垂柳，以及松树柞树间蜿蜒伸展的荒草径，加上儿时记忆中平原上树影依稀的远方村落，构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原生风景”（ primal scene ）和永远寻觅的精神家园。日后无论在歌舞升平的广州街头，还是在灯红酒绿的扯旗山下，抑或在樱花盛开的东瀛古都，他都无法彻底流连忘返。可以说，小山沟成了他至今未能走出的心间圣地。当他发现祖籍黄海边堪可聊慰乡愁之时，毅然从广州北上青岛。
父亲是个喜欢看书买书的一般公社干部。也许受父亲影响，他自小嗜书。父亲一个现在看来并不很大的书箱，成了他一看就怦怦心跳的掏不够翻不完的聚宝盆——《 三国演义 》、《 牛虻 》、《 红旗飘飘 》、吴伯箫的《 北极星 》……而那又是何等艰难清苦的日子。八口之家，父亲四十七元工资，又远在百里之外，口粮甚至都难以购回。是书给他这个雪中拾柴归来的长子以惟一的慰藉和欢乐。去供销社直扑“小人书”柜台，去县城直奔新华书店。他是那样感激姑姑，当他手捏四毛钱对着《 林海雪原 》发呆时，是姑姑为他补上了五角。煤油灯下，他用自己裁订的纸本抄写过《 四角号码词典 》，一遍又一遍整理从书上摘下的漂亮句子。这不仅使作文成了他最兴奋和得意的语文作业，也培育了乡间少年独特的自尊、自信和执著。
“文革”开始时，他刚读完初一。两年后返乡务农。祖父胸前被挂上“还乡团长”的木牌倔强地站在一片“打倒”声中，父亲在接受内查外调。招工、参军两条出路俱被堵死，只能用月下的笛声倾诉胸间的无奈和忧伤。但即使在这样的日日夜夜，在这除了“红宝书”几乎无书可读的岁月中，他也不忍舍弃阅读的习惯。雨天不能出工时他躺在炕上背《 汉语成语小辞典 》，背“骗”来的《 千家诗 》，背当时惟一刊行的诗集《 毛主席诗词 》……收工归来途中常常一个人独坐山冈，遥望远方迷蒙的山峦和天际灿烂的夕晖，有时胸口竟涌起一股莫可言喻的激情和不合时宜的遐想。后来他明白了，那是潜意识中的文学之梦对他的呼唤，是书暗暗赐予他的慈爱。他没有因之沉沦，而挽起带补丁的裤管，迈动细瘦的双腿走出泥沼，走出棘丛，走出暗夜。而那缕夕晖，也永远凝在了他的心壁。
三年后的春寒料峭时节，善良的贫下中农出于怜爱推荐他上了大学。那是志愿栏中只能填写“一切听从党安排”的特殊年代，而党安排他学习他从未想学的日本语，他因之得知汉字原来还有另外一种几乎截然不同的读法和若即若离的含义。大学三年零八个月，他特别感激的是校图书馆外文借阅部一位文质彬彬的老头儿。每次借书，老头儿都露出拘谨而慈祥的微笑，破例允许他进书库寻找除小林多喜二等日本无产阶级作家以外的小说，使他在批孔批宋江批邓等荒唐、狂躁的嚣喧声中，得以徜徉在异国文学天地。若干年后当他重返母校攻读研究生课程，又去他熟悉的图书馆的时候，老头儿早已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