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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第一次翻译村上春树的作品是什么时候，在怎样的情景下，是因为喜欢他的作品还是事出偶然？为何一发不可收拾？
《 挪威的森林 》是我翻译的第一部村上作品，是1989年的事了。当时我正在做关于中日古诗比较研究的课题，对流行小说没多大兴致。翻译村上是一位老先生推荐的，可以说出于偶然。翻译村上既成全了我，又耽误了我——使我失去了成为一个可能不错的学者的机会，而沦落成为一个翻译匠。开句玩笑吧，一旦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只好一本接一本译下去。事到如今，“林家铺子”也不是我想关就能关的了。当然也乐在其中，这是实话。
村上春树已经五十开外，而他的读者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为何有此反差，你在翻译作品时能感觉到这种差距吗？有情感上的代沟吗？
这恐怕同他心态的自我定位有关系。事实上作家的年龄同作品主人公的年龄未必有直接关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儿童文学作家。我在翻译时也并未感觉出这种差距，更没有情感上的代沟。我固然是半大老头了，但我每天都和年轻人打交道，无论教的学生还是来信的读者都是年轻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年轻者自然也就年轻了，尽管是错觉，但活在这样的错觉中又有什么不好呢！
作为一个翻译家，您认为您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贡献——莫如说是最大的快乐——就是自己笔下的文字有幸使一两代读者的心弦发生过美妙的震颤，有幸丰富和拓展了一两代读者的精神花园。如果说我的大半个前半生还做过一点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民众的事情的话，这起码算得上一件。
村上春树这些年的作品应该有一个发展和变化吧，这种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是怎样的，您认可他的发展和变化吗？
他最主要的变化，在于他完成了从一个作家向知识分子的蜕变。即从一个基本只关注个人内心感觉的内向型作家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主要表现是开始以知识分子应用的良知和批判意识介入社会和历史问题，甚至把笔锋指向日本那段为不少日本人遮遮掩掩的历史。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有《 奇鸟行状录 》、《 地下 》、《 海边的卡夫卡 》和《 天黑以后 》。这当然是可喜的变化。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不能算是伟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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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没有村上春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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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翻译家，您认为翻译一部作品，翻译家有多少发挥的余地？
有人把翻译比做踩着钢丝跳舞。这就是说，翻译家终究受制于人，受制于原作，自己发挥的余地是很有限的。翻译家不同于作家，作家的笔下是自己熟悉的东西，不熟悉的可以不写，而翻译家笔下是别人熟悉的，不容回避。对此我也曾半开玩笑地说过自己的译文92％是原作者的，8％是自己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8％的空间也是近乎无限的，因为一个词、一句话的译法有近乎无限个选项。而最恰当的又只有一个。好的翻译家就是要在一瞬间从无数个选项中捕捉最恰当的一个，一瞬间完成由无数到一的操作过程。
您自己写小说或者别的文学作品吗？
小说写不来，因我不善于虚构。散文随笔之类倒不时鼓捣一篇，用来在报刊上开专栏。现在正抓耳挠腮凑字数，以便出一本散文集什么的。搞翻译好比把脑袋移在别人肩上，那当然不够开心，所以要重新搬回自己的肩上——出一本只写自己一个人名字的书，不甘心一辈子尾随一个日本人身后。
中国的诸多作品都是由文学家翻译出来的，诸如杨绛、傅雷等，这和他们的文学素养有很大的关系，在我国，单纯从事文学作品翻译的好像很少，翻译界的现状是怎样的？
不讳地说，译作越出越多，精品越来越少。换句话说，搞翻译的人多，翻译好的人少。这大概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老一辈因为年龄的关系退出了，像我这样的中年人因为历史原因又溃不成军，而年轻人、尤其外语出身的年轻人中文功底又较差；二是翻译稿酬较低，执行的仍是多年前的标准，每千字20～80元，单纯搞翻译无法养家糊口；三是翻译成果未得到普遍认可。比如在大学，译著不被视为高档次成果，甚至根本不被承认。说得痛快点，傅雷译的《 高老头 》不算成果，研究《 高老头 》的算成果；曹雪芹的《 红楼梦 》不算成果，刘心武的《 红楼梦解谜 》算成果。也就是说，鸡不算成果，鸡蛋算成果。如此这般，还有多少人有心思搞翻译呢？
（ 2006年4月 采访者邹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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