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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提面命之余，老两口亲自下厨鼓捣出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我等也不客气，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师母但笑不语。这回轮到我当导师了，却是一回也不曾请过弟子，倒是弟子请了我。例如教师节那天弟子们便在堂而皇之的场所备下堂而皇之的酒席辅以堂而皇之的衣着把我请入上座。酒过三巡，二十几年前导师请吃的场景倏然掠过脑际，心中顿生感慨：前者请吃，后者吃请，同为导师，又何其不同也！
其三，彼时导师多为一方名流，今时一言难尽。如恩师王老乃国内第一部日文版《 日本文学史 》的撰著者，《 源氏物语 》如数家珍，中日古诗出口成章，讲演用词之优雅，纵日本学者也自叹弗如。以至八方学子，不畏北国严寒，趋之若鹜，一时将才云集，军容整肃，极斯界师门之盛。嗣后兵发四野，镇关守隘，挽斯时疲敝之势。吾国倭文教育，先师功莫大焉。而今我这个导师则每每捉襟见肘——至今未能构筑自成一体的学术大厦，如何能为弟子们遮风蔽雨！自己尚在茫茫学海中左右彷徨，如何能为弟子们指点迷津！当然，彼时日语硕士点全国不过三家，如今遍地开花，不想滥竽充数也难。毕竟，学位授予点可以两年通过一批，而学问绝非两年就能收割一茬。
其四，仍以我们师生为例，人格魅力亦不可同日而语。吾师作为“满洲国”精英留日八载而归国即从事反满抗日活动，被关东军抓进监狱；光复后为国民党接收要员而暗中帮助共产党，又被国民党投入牢中；十年浩劫期间拒绝“检举揭发”不屑与龌龊小人为伍。一生以追求正义与真理为己任，温文尔雅而铁骨铮铮。而每有地震水灾之时，必去邮局汇款相助。临终对一直守候在床前的我的留校师弟（ 师母已经去世 ）立遗嘱曰：住房交还学校，藏书赠与图书馆，存款捐给“希望工程”。开学术会议时同门师兄弟相聚，每次提起恩师，即使聚饮欢笑之时，亦无不正襟危坐，满座肃然，心驰神往，高山仰止，导师之人格力量，乃至于此。人格光度，师乃中天皓月之辉，吾辈无非萤火之光。每念及此，深感愧为人师、愧为导师，愧为先生弟子。
恩师于1994年4月乘鹤西归，尔来十余年矣。黄海夜雨，灯火阑珊，四顾苍茫，音容宛在。惟追思先师之恩德以自勉，不入于俗流，少误人子弟，如此而已。
课堂上的眼神
大半生过去了。大半生的大半都在上课。七岁上学开始上课，上到研究生毕业；毕业后又上课，上到现在。准确说来，前者应为听课，后者应为讲课或授课。但汉语大多一词多义，都叫上课。也好，师生一样：上课、上课。这么着，没有人没上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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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老师给自己上过课记不清了，但闭目凝神，他（ 她 ）们的音容笑貌竟那般真切，恍若昨日。老师不同，上课风格也不同。有的条分缕析头头是道，有的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有的起承转合首尾呼应，有的腾空而起绝尘而去；有的学富五车旁征博引，有的才华横溢顷刻万里；有的温文尔雅语重心长，有的雄姿英发所向披靡。听之如坐春风，如饮甘泉，如醉初醒，如雷贯耳。自己于是得以启蒙，得以积学，得以长大。可以说，没有老师上课，就没有自己。
后来轮到自己登台上课了。我当然也想来个什么风格，来个一鸣惊人。岂料，第一次登上一尺高的讲台，但觉台下几十双眼睛竟暴风骤雨一般朝自己横扫过来，脚下的台板犹如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左右摇晃，险些栽下水去。总之课没上好。后来上得多了，上得久了，台下的眼睛便不再是暴风骤雨，并开始觉得台下的眼睛其实蛮有讲究。例如本科四年，年年不同，犹四时风物，依季而变。大一新生的眼睛尚有中学生的稚气，好奇、无辜、鲜亮，如明媚的春光中初绽的花蕾；大二的眼睛专注、执著、深邃，时而划过疲倦的荫翳，如夏日正午苍翠的丛林；大三的眼睛机警、明澈、聪慧，偶尔透出一丝狡黠，如秋日晴空下的湖水；及至大四，眼睛倾向于沉思、安谧、清冷，倏尔流露些许恍惚和寂寥，如冬季万木萧萧的远山。面对这样的眼睛上课，心情也像季节更迭一样变幻不定。尤其面对大一新生，心间不由泛起欣喜和兴奋的涟漪，而教到大四毕业班，自己也往往变得寂寞和感伤。迎新和欢送毕业生之际，人们大多注意校园的彩旗和横幅，其实变化更在老师心里。这怕也是教师这一职业的宿命。
另外，作为男老师，我还必须坦率地承认，男生的眼睛和女生的眼睛、漂亮女生的眼睛和一般女生的眼睛，也会给人以不同的感觉。我有幸教过一个几乎全部由如花似玉的女孩子构成的班级。上课时，但觉秋波潋滟，星光闪烁，彩霞明灭，灯月交辉。原本口讷的我顿时文思泉涌，口若悬河，声情并茂，神采飞扬。不用说，教学效果简直好上天了。因此，一次书记去外省招生前问我有什么特殊要求时，我直言不讳：女孩子多招漂亮的来！书记是老太婆，笑道：瞧你瞧你，还教授呢！
不过也怪，如今回想起来，真正留在脑海里的却不是漂亮女生的眼睛，而是一个男生的眼睛。那是我在广州时教的一个学生，来自澳门，年龄偏大，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他是第三次听我这门课了。大概有了临时性工作，一两个星期才从澳门跑来听一次。眼神乖顺、恳切、不安，隐隐漾出自卑。一般看桌面，偶尔怯怯地看我一眼。期末考试到了。阅卷时，我特意把他的放在最后。不出所料，又没考好，或答错了或索性没答，很多空白。顶多三十分！但我没马上写在试卷上。我放下笔，走到书橱里一个他送我的澳门大三巴门模型前，站了很久。我当然晓得三十分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将第四次重修，否则只能放弃毕业证书和学位，二者都让我十分不忍。我觉得自己分裂成了两个。一个叫我高抬贵手给六十分算了，何况自己即将调离；一个叫我据实写下三十分，为了教师这一职业和教育机关的严肃性，也为了真正对他本人负责。最终，我缓缓写下“30”这两位数字。那以后没几天，我就离开了广州，北上青岛。临行前，我犹豫再三，还是把他赠送的大三巴门留在了原处。不巧的是，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每次报澳门时总是出现那个大三巴门图像。而我一看见大三巴门就想起那个澳门学生的眼睛，就产生一种负罪感。
但愿以后别再上那样的课，别再遇上那样的眼睛，但愿。
我的书房
夸张或不夸张地说，我的书房至少有二百万朋友“见过”——在拙译村上春树小说译序的最后，我总是忘不了写上“于窥海斋”四个小字。
虽然我的学问和学识未必有人称道，但我这个书房的地理位置很有可能让不少优秀同行眼睛发亮（ 世上的事总是这么滑稽和不公平 ）——位于青岛城区东部且倚山傍海。后面紧靠满坡槐树花的崂山余脉，前方不远就是烟波浩淼的东海。晴天可从书房窗口窥见红瓦楼尖之间光闪闪的一角海面，故名之为“窥海斋”，暗喻在无涯学海面前自己永远只能窥其一角。
非我刻意“忆苦思甜”，小时候穷得连个书桌都没有。我在只有五户人家（ 如今只弟弟一家了 ）的小山沟长大，写字做作业每次只能趴在柜角或炕上吃饭用的桌角。晚上点一盏火苗拧小的“洋油”灯，稍不小心头发就“吱”一声烧焦。那时脑海中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一张书桌了。用现在的话说，即所谓书桌情结。所以后来，尤其好歹当上教授住房条件改善之后，书桌情结急速膨胀成为书房情结。
数年前由广州北上青岛有了新房，装修时我断然决定把南面最大的主卧室用作书房。并为自己这个与众不同的决定兴奋了好一阵子：睡觉何必霸占最大最好的房间呢，大也好小也好熄了灯还不一个样！况且书总比床重要得多尊贵得多文明得多嘛！装修完后，我买回红木家具风格的书橱靠三面墙排列整齐，阳台玻璃窗全部内置日式细木格纸糊拉窗，窗前放置长两米宽一米铺有榻榻米的“坐榻”一张，榻前放写字台。因榻与椅高度相等，故写字台前后皆可伏案——我又为自己这个神来之笔得意忘形了许多时日。最后把书分类一本本仔细摆进书橱使其各就其位。一日环视一排排书橱一排排书，忽然像面对威武雄壮的秦兵马俑一样涌起莫可名状的感动之情。
我虽然搞日本文学，但日文书只占藏书量的约三分之一，主要是日本文学文化方面的，其中有关村上君的最全，大体囊括了他本人的书和别人研究他的书。其余全是中文。一类是美学、哲学、宗教、历史及一些杂书，另一类是文学，主要是唐诗宋词等中国古典文学、古文论、古典文学研究以及近现代文学。日文书主要是为了工作和生计，中文书则大多出于爱好和心仪。总的说来看中文的时间多得多，盖中文难于日文也。
年轻时喜读唐诗，在人生最艰难的岁月时以“仰天大笑出门去”狂妄地激励自己；人过中年则偏爱宋词，“陌上花开，应缓缓归矣”每每令我低回流连感时怀乡；时下仍在一格一格移植村上君或涂抹自家文字，抓耳挠腮之间偶为觅得一二佳句而激动不已顾盼自雄。凡此旧书新书土书洋书会师书房之内，与之朝夕相处，与之呼吸与共。风来涛声入耳，子夜明月伴窗，使我在滚滚红尘中得以保持一分心灵的宁静和纯净的遐思，保持一分中国读书人不屑于趋炎附势的孤高情怀和激浊扬清的勇气。而这是办公室会议厅酒吧咖啡馆以至度假村等别的场所难以带给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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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比中文重要？
世人大多喜欢强调自己做的活计重要。厨师说一顿美味足可以使你重新审视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理发师说改变一个发型足可以使两个星期前散伙的女友重新抛来媚眼，前天去看牙医时牙医告诉我牙痛起来足可以让你觉得名利二字多么虚幻多么滑稽多么无聊。是的，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重要的。
不过凡事皆有例外。比如我。我是教了一二十年外文的教书匠，可我总跟人家中文系一个鼻孔出气，再三告诫学生中文其实更重要，中文比外文更难学，即使对于中国人。
这还真不是危言耸听，我有证据。说来难以置信，在翻译课上，学生做的“中译日”（ 把中文译成日文 ）作业往往比“日译中”看起来顺眼。所以我宁愿相信国人有外语天赋而不相信中国人天生就会中文，不少学生译出的中文简直匪夷所思。此其一。其二，就全国范围而言翻译水平也似乎每况愈下，尤其文学翻译人才青黄不接。一方面，几乎不亚于洋人的叽里呱啦的外语交谈声讲演声一浪高过一浪；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又常常难以卒读，不知是翻译文字还是翻译文学。日前北京一位老先生打电话说请了一大帮子“海归”文学博士翻译一套名家全集，“这下可遭殃了，他们的中文是多么怵目惊心啊”！
的确，我们的中文正在风化正在荒芜。诗歌明显沦为“一个王朝的背影”，美文几乎成了又一种乡愁。昨天随手翻阅一家颇有名气的散文选粹刊物，“美丽而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