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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翻译家林少华眼中的日本：落花之美 作者：林少华
写在前面
其实，无论田间的农民还是水上的渔夫，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文章，或是优美的散文，或是隽永的随笔，或是缠绵的小说，可惜限于种种条件，绝大多数人无法一一诉诸笔端，致使文章惟有自己一个读者，最终在天地间归于杳然。想来，这是一种无奈的流失，一种悲凉的缺憾。所幸我碰巧是大学里的教书匠，一周课不很多，上完课基本无人监管，得以在稿纸上大体不间断地涂涂抹抹，是谓“爬格格”。涂抹或爬出的东西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用来提职称保岗位的学术论文。此种文字虽有“八股文”之嫌，但在我这个行当里乃是关乎身家性命的头等要紧事，不耐烦或不擅长也不可视同儿戏；另一种是翻译，要让例如那位叫村上春树的日本人开口讲咱们中国话。这件活计不外乎把自己的脑袋临时安在村上君的脖子上；再一种就是自产自销的所谓原装文字了，即您手上这本小书里的散文随笔之类。因大多是为报纸副刊和杂志专栏写的，所以都不太长，一般戏称为“豆腐块”。
换言之，论文是同学术对话，最忌感情用事；翻译是同洋人对话，必须鹦鹉学舌；而散文则是同自己对话，惟求听命于心灵。因此，所得即便是不成样子的稚嫩的“豆腐块”，对自己也无疑是心爱的宝贝蛋——正应了那句俗话，孩子总是自家的好，再不好也好。
内容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乡关何处”多是对已往岁月的回眸。故乡晚空的炊烟，外婆脸上的皱纹，母亲灯下的身影，以及受业的恩师、读过的词章、儿时的梦幻……另一方面也想通过缱绻的个人情思为喧闹的现实生活多少唤回渐行渐远的童话。我总以为，没有童话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第二部分“身为教授”主要是对当下状况的质疑——大学的品格，教授的质地，英语的攻城掠地，图像的重兵压境……有的说法或许尖刻，观点或许偏激，好在今年是狗年，“每一只狗都应该叫”。毫无疑问，即使声音再动听，而若天天只听一种，也会引起听觉疲劳。和谐的前提是复数和多元。因此自己也应该叫，应该以微弱甚至走调的叫声呼唤悲悯与良知，呼唤文化乡愁。第三部分“落花之美”则是旅日期间的感悟和思考，着眼于中日文化的同中见异。樱花的开落之际，着装的藏露之间，美女的颦笑之下，细细琢磨，无不透露出耐人寻味的文化审美信息。第四部分“乐在雕虫”谈的是我的老本行翻译。译海独航，长夜孤灯，倭汉之间，踽踽远行。既无雕龙大才，遂以雕虫小技，娱己娱人，不亦可乎？第五部分自然还要谈一谈我的老伙计村上君，他是“林家铺子”的主要供货商，冷落人家是不合适的。只是，确有老生常谈之嫌，重复之处，还望宽恕。其下面的访谈录已经不是散文随笔了，但因内容相关，就顺手牵羊放了进来。
所以，这本小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散文集。非我狡辩，我本不急于结集的。但到底抵挡不住中国工人出版社潮水般的好意和盛情，加之自己终归是个不无虚荣心的俗人，就半推半就地答应下来。不管怎么说，出书并非易事，值得感谢。同时还要感谢《青岛晚报》的高伟女士、《半岛都市报》的杜晗女士和刘宜庆君、《新航空》的徐茸君、《中华读书报》的咸江南女士、《羊城晚报》的黄咏梅女士，没有以上几位当初不断的鼓励，同样不会有这本小书。
林少华
二○○六年五月二十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满目新绿槐花飘香
那橘黄色的灯光
从东京回来快一年了。无论上野公园云蒸霞蔚的樱花，还是银座女孩五彩缤纷的秀发，抑或东大校园浓阴蔽日的银杏树，都已渐渐淡出记忆的围墙，惟有那一窗灯光留了下来。
那时我住在东京郊外一个叫川越的地方。住所附近有一条河，河边有一道堤，堤上有一条路。晚饭后我常沿这条荒草路散步。那灯光就是从路旁不远处一户人家的窗口透出来的。它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周围稀疏的灯光都是清白色的，只有它呈橘黄色。那是一座独门独院的木结构普通日式民居，同其他民居之间有些距离。木格窗约略凸出，拉着米色窗帘。窗帘大概较厚，使得橘黄色灯光显得格外沉稳、静谧和温馨。初春，灯光柔柔地吻着堤坡一片鼓眉弄眼的蒲公英；盛夏，灯光轻轻地抚摸小院里几架绿叶婆娑的黄瓜；仲秋，灯光幽幽地照在门前矮柿树那金灿灿的果果上，相映生辉；寒冬时节则给晶莹莹的白雪镀上一层淡黄色的光晕，平添一丝暖意。
漫步河堤，或满天星斗，四野烟笼，或日落乌啼，夕晖敛去，或晚风送爽，皓月当空。而我的目光往往从很远的地方就擒住了那一点并不显眼的橘黄，临近了更是久久凝视不放。其实我根本不认识房子和灯光的主人，更谈不上登门拜访。可是那一窗橘黄色的灯光就是那么奇异地令我神往，撩拨我的遐思、幽情和怀想。
我猜想在那橘黄色的灯光下，早已铺旧了的榻榻米上一定盘腿坐着一位慈祥的老奶奶，正笑眯眯看着小孙儿在她膝头爬来爬去，手里拿着针线，慢慢晃着身子哼唱儿歌。于是我又联想到一位四处游历寻找幸福的西方人笔下的一段叙说：一日黄昏时分他走进一个村庄，看见一位老人正戴着花镜坐在葡萄架下的藤椅上借着夕晖看报，任凭一个小男孩趴在他背上淘气。看着看着，他忽然明白了什么是幸福——爷孙俩多么幸福啊！多么幸福的一幕啊！
也有时那橘黄色的灯光让我记起外祖母家那盏油灯。外祖母住在乡下，不通汽车，小时候和弟弟从县城步行三四十里，替母亲看望她。住了几天要走的时候，外祖母便让我们搭坐生产队进城的马车回去。动身的时候天还没亮，整个村子只外祖母家亮着灯。我和弟弟坐在马车上脸朝后看着，看着那亮灯的窗口，看着窗前外祖母矮小的身影。直到车出村爬上南岭坡路的时候，外祖母仍没回屋，就那样立在窗口灯光下一动不动朝马车这边望着。灯光越来越暗，外祖母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身影模糊了，只剩下豆粒大的灯光固执地守在迷蒙的远处……几十年过去了，外祖母早已去世。我远在外地读书，不知道她哪一天去世的，不知道她的坟在哪一块地，甚至她慈祥的面容都已依稀了，惟独曾照过她矮小身影的昏黄的灯光永远凝在了我心房深处的影壁。
后来我明白了，那橘黄色的灯光所引起的关于老奶奶的猜想、关于看报老人的联想，以及对于外祖母的回想，其实是同一回事。它可以是对往日亲情的怀念，可以是对真正幸福的向往，也可以是对当下生活的质疑。我也明白了那橘黄色的灯光未必要在日本，也可以在美国、在希腊、在青岛、在香港……可以在任何地方。
母亲的视线（1）
母亲回乡了。三弟来接，和父亲一起跟回去了。留下住了两年的房间，留下小院里精心侍弄的花草。房间里她能洗的都洗了，床单、枕巾、靠枕套。院里的花草好像刚浇过水，土湿润润的，叶亮晶晶的，花开得正艳，蔷薇、月季、矮牵牛、金盏花……
几天来我神思惚恍，做不成事。心里开了个洞，洞比预想的大，没有底，无论投进什么都不见形体，也不闻回声。父母住的房子是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租的，和我相距几站路。直到几天前那里还装满我们的说笑、我们的亲情和欢乐。而现在人去楼空。开门进去，没了厅里沙发上看电视的父亲的笑脸——沙发空了；没了从里面房间颤颤巍巍走出的母亲的身影——床铺空了，没了四下里那熟悉的特有的气味——空气空了。空了，都空了，一如我的心。转而又觉得没空，父亲从沙发站起，母亲就在眼前，气味重新聚拢……
母亲在青岛住了两年。虽然每星期只能去看望一两次，却是三十多年来和我在一起最长的两年。三十多年时间里的我，或远在岭南，关山重重，或浪迹海外，烟波迢迢，或经济上自顾不暇，穷困潦倒，或生活上风云突变，颠沛流离，始终未能实现膝前尽孝的宿愿。寒来暑往，星转斗移，我老了，母亲更老了——头发由青到白，皱纹由少到多，脚步由快到慢……这次接来，本打算让二老一直住下去。不料母亲说她到底有些想念东北那边我的五个弟、妹，一再要走。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怕我为她受累和花钱。说我熬夜挣钱不容易，当妈的不能帮着挣倒也罢了，哪能帮着花呢！我再三解释反正我是要熬夜的，钱反正是要花的，但她反正就是不信，非回乡不可。
两年相聚，母亲身上有两点让我感触最深。第一点是她对苦难的淡漠。我家过去穷，父亲挣四十七元钱且远在百里之外的公社工作，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家里只我母亲领我们六个小孩儿过。推碾、拉磨、种自留地、侍弄园子、养猪都是母亲一个人干，一年四季的衣服和鞋也要母亲一针一线做出来。一次闲聊，她说有两年因为做完我们的棉衣后再没东西没钱了，自己两个冬天没穿棉裤。那年外婆有病，要去探望都没有出门穿的裤子，只好找邻院借。我听了十分吃惊和心酸。家穷我是知道的，但不晓得穷到那个地步。东北的冬季十分了得，冰天雪地，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穿棉裤甚至都抗不住。我现在都能切实感受到夹雪的冷风从裤脚钻进来时那彻骨钻心般的冷。而母亲竟穿着单裤！借裤子外出对母亲无疑又是一种伤害。母亲是外婆的独生女，昔日家境宽裕，上过旧式学堂，人很要强。不难想见，那种情况下的母女相见会是怎样一种心境。可是，母亲现在谈起来语气是那样轻描淡写。不用说，母亲经历的苦难我也经历过一些。之于我，那段苦难好比书橱里自己分外珍惜的一本书，翻阅时我会反复审视它的质地、叩问它的含义，追寻它的投影。相比之下，母亲却把它当做一件旧物随手收进抽屉。
再一点就是母亲仍把我看成小孩子。我已年过半百了，可母亲依然一口一个孩子叫我。冬天摸我的腿，说这孩子这么冷怎么就穿一条单裤；夏天摸我裸露的胳膊，说这孩子好像有点瘦了。于是吃饭时再三叫我吃肉，为了健康而刻意不吃肉的我只好夹起一大块肉放进嘴里，她这才现出欣慰的笑。一旦我不在屋里，她就“这孩子哪去了”念叨着里里外外寻找。每次离开，母亲都从窗口、门口或从小院子门前看我，久久看我的背影，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有时还从园前慢慢挪动着看我拐过第二个路口、第三个路口。一次我走远了因忘拿东西拐回来时，发现母亲仍站在那里望着我去的方向没动。这样，每次我的背都带着她的视线离去。回想起来，母亲一直是以视线送我的。小时候带着她的视线走去课堂，上大学时带着她的视线奔赴省城，毕业后又带着她的视线远走天涯……可以说，母亲的视线从未从我的背部移开，自己也从未走出母亲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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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视线（2）
母亲回乡后，无意间我开始思索母亲为何对往日的苦难那般淡漠。我想明白了：那是因为母亲心里装着儿女，为了儿女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再大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