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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随着法国妇产科医生菲德那德·拉梅兹的《无痛分娩》一书的出版，这种变化开始了。他对公元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在俄罗斯使用的古老民间做法做了研究，精神心理预防是一种让病人精力集中、处于放松状态的疗法。这种疗法显然对减轻痛苦很有效。他还在众所周知的“拉梅兹疗法”中加入了“快速浅呼吸疗法”，这一疗法在一位旅法美籍女作家所著的书《感谢拉梅兹医生》出版后，在美国很受欢迎。当她分娩时，因受益于这一疗法而心存感激，所以写了这本书。这一做法不但让妇女们在分娩时拥有了主动权，还给了她们自信，因为她们觉得这些原理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自从医生掌控分娩过程的主动权以来，妇女们第一次开始把她们自己看做分娩过程中主动的参与者。
在公元20世纪60年代，其他的分娩思想开始出现在新思潮的变迁中。法国的医生弗莱德瑞克·勒鲍耶尔将注意力由产妇转向了婴儿。他觉得出生对于婴儿来说一定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婴儿们出生时痛苦的表情和绝望的哭泣就是最好的证明。勒鲍耶尔想为出生的婴儿们营造一个轻松温馨的环境，所以他提倡新生儿们应该在出生后马上放到母亲的腹部并温柔地给他们按摩。很早以前，人们就觉得新生儿们应该待在与他们的生长环境——子宫相仿的地方，而勒鲍耶尔的这些原理正是这一说法的延续。
勒鲍耶尔并不是第一个提倡这一观点的人。在公元1930年左右，第一位意大利女医生玛丽亚·蒙太素瑞就写过关于一个刺激性强的新环境对于新生儿的影响：
自然分娩运动（2）
他来到了这个成人世界，他那脆弱的眼睛还从未见过光明，他的耳朵以前也从未听到噪音，他的身体至今为止还从未受过伤害。然而现在并不重视他的脆弱的大人却要用那双毫无灵魂的手来抱着他。
一位法国妇产科医生米歇拉·奥顿特则将勒鲍耶尔的理论向前发展了一步，并在他所在的医院中建立了一个特别的单位。他的主要目的是使分娩过程非医疗化。他建议妇女们在分娩过程中可以选择任何她们感觉最自然的姿势，无论是站着还是蹲着。他这样完全是为了让产妇们放松下来，他还向产妇们推荐分娩池。他几乎用不到镊子、止痛剂。而且他发现剖腹产是根本不需要的，尤其是在臀位分娩这种手术中。所以现在妇女们可以在医院里分娩，在这里，一切需要的医疗技术都能为她们准备就绪，但同时也为她们营造了一种像在家里一样的轻松的环境。
从公元20世纪60年代起，英国和美国的女权主义者们主张妇女应该在分娩过程中负起责任来，从而从男妇产科医生那里夺回主动权，赛拉·奎新格在她公元1979年出版的《家庭分娩》一书中呼吁，在家里分娩应该成为妇女们的一种选择而非特例。在英国尽管只有1％至2％的分娩是在家中进行的，但在荷兰家中分娩的比例占将近全国分娩总数的一半。他们的母婴死亡率数字显示，家中分娩跟在医院里一样地安全。
尽管在过去的40年间，许多运动例如国家基金会就一直为分娩新方法而战，都提倡妇女有选择的自由，使她们的孩子享受各种助产方式和医生的干涉。但即使产妇们一再反对外部干涉，有时助产士在临床分娩过程中仍然坚持使用各种助产技术。
当一个女人在分娩过程中遇到困难，生理上的也好，与医护人员之间的摩擦也好，都会使分娩这一经历成为一件糟糕的事情，有时甚至对母婴关系起反作用。现在的母亲应该很好地感谢上个世纪科技领域的显著成功，因为这使得医生能够帮助那些有可能在分娩过程中丧命的妇女们。但各种分娩运动和女权主义组织仍然坚持认为在分娩过程中，妇女们不但应该享有“母婴安全”的权利，还应有“非暴力分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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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产士
在英国，虽然医院中的大夫和全科医生更多地参与到妇女分娩过程，但助产士仍然在护理方面起主导作用。公元1902年，议会通过了助产士法案，确定了对助产士注册和资格证的要求，并一再主张助产士应该得到监督以确保他们高效地操作。这一法案的通过为助产士的未来提供了保障，尽管全科医生们起初很担心这会减少他们参与手术过程而得到的酬劳。在公元1911年国家保险法案颁布以来，全科医生们看到，除去分娩费，他们还是收入颇丰的，这使得他们和职业医师们的收入保持平衡。
公元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助产士正规培训只是有限的三个月的课程，由中心助产士委员会提供。此后培训期不断地延长，尤其是女性助产士的培训经费也在不断增加。到公元1937年，助产士们能够得到长达两年的培训。到这个时候，地方政府承担起了为她们付薪水的责任。同时，地方政府还要为参与分娩手术的医生们付加班费。有些人觉得这使得许多妇女们不得不接受“受管理”的分娩，而这本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尽管助产士得到政府的一再保证说她们的工作会保持长期性，她们仍很失望地发现英国产科医师协会并不允许她们实施镇痛术。她们只被允许使用有关气体，而却无法提供病人所必需的各种昂贵而复杂的仪器。英国医###合会建议应当由全科医生来决定是否允许助产士来护理产妇，这样，助产士最后只能处理简单的“正常”分娩。
和英国同行相比，美国的助产士为了生存所作的斗争就相当不成功了。随着医生活动的日益增加，助产士的角色及地位迅速衰落，而这一趋势也得到了医学行业的支持。医生们在接管助产士角色后的既得利益使他们力图使产妇相信助产士是不干净的、相信封建迷信及缺乏医学知识。尽管如此，工人阶级实际上仍极大地依赖于助产士提供的服务。
随着时间的发展，美国助产士注定要消失在历史舞台上。因为她们没有接受正式的训练，并且从公元1935年起助产被视为非法活动。产妇改由受过特殊训练的产科护士来护理。
医生的成长
当专业医师试图接替助产士的工作以降低死亡率时，几乎没有或很少有为医生准备的专门培训。直到公元20世纪，分娩过程中的知识也一直是通过妇女相互学习和助产士世代相传的方式流传。但医学生们现在突然被推到实践中，要求他们能够处理产妇分娩中的问题。然而他们还缺少应有的培训，更没有实践的经验。
对于医生来说，最困难的是英国医师协会坚持由他们决定助产士应接手处理的病例，因此，医生只能处理复杂的病症。这使他们缺少从普通病例处得来的实践经验。那些由全科医生参与护理分娩的产妇，丝毫不知她们实际上处于危险的边缘。
由于那些缺乏经验且超负荷工作的医生希望在短时间内完成分娩手术，他们经常使用新药物以加速子宫的运动，以此来节省时间去帮助更多的待产者。
产钳也经常被滥用以加速分娩，有时会导致事故。道格拉斯·米勒在公元1928年的《英国医学杂志》上指出，1/10的产妇死于产钳的使用，2/3由产钳引产的新生儿会死亡。不可思议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妇的死亡数量大幅度下降。原因后来被证实是由于大量医生应征服务军队，女性助产士在这些年里几乎担当了所有的产妇护理任务。
今日的医生也参与到对产妇的护理中。“多米诺”方案的引入增加了产妇在孕期和分娩期与助产士的联系。方案允许社区助产士陪同自己的产妇入院，以此继续她们对产妇的照顾，也便于她们亲自助产以及在产妇产后短期休养后陪同她们回家。
起源于公元20世纪50年代的自然分娩运动，多年来致力于鼓励妇女重新掌握生育的主动权，许多组织机构，如国家分娩信托基金仍然在继续这项运动。
世界各地的传统（1）
以前，处在分娩阵痛期的英国妇女都由女性朋友和亲属陪产。而男性则禁止入内。只是在最近，产房内的规则才被彻底改变了。现今，父亲在产房外等待新生儿出生已不多见，除非是那些受不了惊吓的人。
在世界一些传统地区，生产时父亲的出现被认为是很有益处的。例如卡尔梅克的蒙古人，父亲和其他男性也陪同生产直到孩子即将出生。很多女性认为，男伴的陪同是一种安慰和支持，他们可以和她们共享孩子出生的过程。但是也有一些女性认为她们的丈夫在陪伴她们分娩后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她们，所以她们更倾向由女性亲属或朋友来陪伴。
在美国“导乐”作为一种陪护人员变得十分流行，这个词原是指在古希腊家庭中最重要的女仆人。她们照顾产妇并陪同她们经历分娩的全过程，并且帮助减少产妇和其他医护人员之间的交流障碍。一些产妇认为，找一个人加强医生与自己的交流是十分有帮助的。“导乐”最主要的任务是帮助产妇留下分娩的记忆，毕竟这种记忆是十分重要的生命体验。
当今全世界女性分娩的方式仍为大量的迷信做法所主导。马达加斯加的女性在阵痛开始时通常会待在与家里其他房间相隔离的房间内，由年长女性陪同生产。她们认为热量在阵痛时十分必要，所以按照传统，朋友带着买木材的钱光临。即使在一年里最热的时候，也要在屋内生火。
在印度北部的印度家庭会遵循一系列十分复杂的礼仪程序来保证生产中母子平安。每个仪式的目的都在于将神仙发怒的不祥之兆从产房驱逐出去，以保证婴儿最大限度的存活机会。分娩陪同者用卢比将产妇环绕起来，以加速分娩并消除鬼怪的威胁。这些硬币以后会赠与牧师的夫人。
婴儿一旦出生，一个女性亲属便擦洗清洁产妇的乳房，然后她们将一枚硬币放入盛有牛奶的小碟，并用草叶将牛奶洒在产妇的乳房上。按照礼节，硬币会被扔掉来代表消除不祥的影响。
人们认为平息神的愤怒才能保护母亲和孩子。在分娩后的第六天，助产婆返回产房，为女神波麻塔举行谢恩仪式，因为她们认为是她把孩子放进女性的子宫里。四片炸面包被分别摆放在摇篮的四条腿下，另有一片献给女神。一盏装满芥子油的灯被摆放在摇篮靠婴儿头的一方。两个盘子一个装上谷物，另一个装上糖和面粉。人们用母牛粪制成神像，并用一块布盖在上面。之后母亲抱着新生儿蹲在摇篮旁，接受人们向她抛撒谷物，这些谷物随后会被奉献给波麻塔，最终一切物品都要移至屋外来驱逐不祥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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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母亲产后被视为是不干净的，只有沐浴才能重获纯洁，因为流动之水被视为最佳的净化剂。之后她们方可融入社会。婴儿也被精心擦洗，用油按摩，然后用莎丽紧紧裹住。
在印度所有产后妇女都会被限制参加活动。但是每个女性不干净的时间取决于她们的社会地位。婆罗门阶级的成员最长不洁期为10天，但是地位较低的阶层可达40天。随后母亲会带婴儿去寺庙里祈福，并给孩子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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