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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麦特尼特医院的让·路易·博德洛克教授也认为骨盆的大小非常重要。他发明一种能从外部量骨盆大小的方法，这为很多妇女减轻了痛苦。在这项发明之前，常规的测量方法是将测量仪插入阴道，这通常会引起极度的不适。这项新的技术不仅没有痛苦，而且保持了妇女的贞节。
公元18世纪中叶，人们意识到生育过程中使用工具可以改进手术的效果，特别是产钳的使用。威廉姆·斯迈利总是为产钳滥用带来的后果而忧心忡忡。他的伟大成就之一是完善了助产器具。他的产钳是用木头或钢制成的，外面包了层皮革。他一直坚持只有在婴儿的脑袋进入盆腔后才可以使用产钳。通过将仔细测量盆骨的措施与产钳的使用相结合能减少对孕妇及婴儿的损伤。斯迈利是第一个意识到婴儿头部转动在分娩中的重要性的人，也是第一个用产钳帮助分娩的人，更是第一个救活已经窒息的婴儿的医生，他当时使用的方法是通过银制导管向婴儿的肺里充气。
塞莫里的法国同行安德烈也很喜欢用手术工具来助产，尤其是用产钳。同时，他也注意到医生埃德蒙德·查普曼、威廉姆·吉法德和本杰明·皮尤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他们都致力于改良手术器具的原始设计。本杰明·皮尤在他公元1754年发表的《助产专论》中坚信妇女不应该躺着生产。他深信应该使用重力帮助分娩，而且拥护在阵痛时用站着、跪着或坐着的姿势分娩。在14年的助产生涯中他从未被迫切开婴儿的头颅（穿颅术），他的所有病人全都顺利分娩。
助产士（2）
其他的一些男助产士们却担心这种直立的姿势会影响分娩，如公元18世纪杰出的助产士查尔斯·怀特就认为它将引起会阴破裂及一系列可能会导致产妇死亡的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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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医院及训练医生
直到公元18世纪孕妇还是在家里接受护理。医院的开设使人们开始认识到医疗的不发达。公元18世纪的法国以最大的培训中心“迪奥旅馆”医院继续引导着欧洲的潮流。这些医学院不但培训医生，更为医学提供了科学基地，使其不再是空中楼阁。妇女却依旧被排斥在医学门外，因为医生是享有很高声誉的行业（尽管治疗还不是很有效），女性是无法担任这样的职务的。当时基督教的精神统治加深着男尊女卑的思想，加之多数人都缺乏知识，所以很少有人提出异议。
随着医疗的正式化，为了进一步改善孕妇的医疗状况，人们开设了更多的妇产医院。不幸的是那里却是最容易感染败血病的地方。病毒在蔓延着，孕妇所忍受的痛苦是惊人的。巴黎“迪奥旅馆”医院的医生研究了上千的阵痛中的妇女，发现腹膜炎是由病毒感染腹部引起的。这种痛苦严重到使孕妇忍受不了任何轻微的压力。患这种病的妇女即使康复了，也会留下心脏和肾脏上的后遗症。
直到公元18世纪末医生们才开始明白引起产后败血病和热伤风的原因，到很多年以后才有了一些治疗措施，更长时间以后才有了有效的治疗。
公元1772年欧洲最严重的一次传染病在各大医院开始蔓延，夺走无数妇女的生命。据统计，其中20％是刚分娩的妇女。同年，助产士查尔斯·怀特发表了关于妇女产后护理的书。他表示卫生条件差和发烧之间有密切关系，还描述了很多新妈妈坐月子的糟糕环境：
只要条件允许，一生完孩子，妇女就会盖很多的被子，被角都被塞到了床角，门窗之类都被严密堵死，甚至连钥匙孔都被堵上了……为了防止着凉，她们的手臂甚至鼻子都不能露出来。她们总是喝热粥来保持体温，每天就只吃这些。并且每天都保持躺着的姿势，所以粪便和恶露（分娩后的子宫阴道分泌物）都无法正常排出……这样子宫中的恶露和缝合的阴道很快开始溃烂。
怀特也提到分娩房应该有充足的新鲜空气。“妇女在阵痛期间经常在一间小屋里接待众多的好友，这时房间里又有大火炉，热量和她的阵痛会使她出很多汗，而床的热力和众多人的呼吸会让空气更差，更对身体不利。”
怀特认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生产后对产妇和器具的彻底清洁。他认为产妇应该也像婴儿一样接受清洗，而且他反对一直躺着休养，其实只要身体允许就应该尽量以直立姿势休养。不幸的是，他的思想太超前了，当时的人们还接受不了。
传染病的蔓延
苏格兰先进的医生和助产士亚历山大·戈登意识到产妇的热病是通过接生护理在产妇间传播的。他认为产妇用过的床单、衣服和床都应该用烟熏消毒以防交叉感染。戈登写道：
我虽然不能断定产后热病和丹毒（一种皮肤传染病）是完全同种类型，但我却能证明它们是伴随产生的。因为这两种传染病是同时在阿伯丁传播的，之后也一直是如影随形，同时开始同时结束。因分娩后子宫与胎盘的分离造成的很多伤口极易被病毒感染。
戈登分析了三个案例并发现了腹膜炎，总结道：
“染这种病的妇女都曾接受过医师的观察或治疗，或和以前看护过其他患有这种病的病人的护士有接触。我虽然很不情愿但不得不承认，我本身也将这种病毒传播给了无数的妇女。”这种进步思想又一次没被医学界接受，发烧症状在公元18世纪的医院里不断出现着。
虽然英国有少数医生在进行卫生方面的研究，但公元18世纪的公共卫生情况要比以前更差。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城镇拥挤不堪，却没有防止疾病的措施。动物的尸体被扔在大街上任其腐烂。水源也被污染，成了引起痢疾和寄生虫的根源。更有甚者，人类的尸体也未经火化而暴露在空气中，它的恶臭在空气中蔓延，从而引起了很多可怕的疾病，其中最恐怖的要属天花。并且根本没有治疗天花的方法，即使有患上这种病还幸存下来的人他们也会留下终身残疾。
幸好当时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女士把接种疫苗的方法引入了英国来对抗天花；这一方法从中世纪以来已为人所熟知。取少量的这种病毒注射到静脉里可以预防天花，虽然没人能解释其原因，但这确实是个惊人的发现。
约翰·普林格尔爵士是当时的一名军医，他发现地方大、通风好的军营里就很少发生瘟疫。随着此类发现的增多，公众渐渐开始关注公共卫生。从一个海军的报告里，人们又发现了营养状况和疾病的关系，营养充足的士兵就不容易患疫病。虽然公元18世纪的医疗状况没有大的改善，但公共卫生的改善使很多恶疾没有流传到下个世纪。
治疗阵痛期综合征
除了流行病的威胁，产妇有可能因为不当的接生而出现产后大出血。虽然公元18世纪产钳的应用已经很普遍了，还是有些助产士只知道拽胎儿最先露出的部位。有时助产士会尝试撑大产道，例如在产妇阴道内做深切口，但这通常会给产妇留下灾难性的后果。
威廉姆·斯迈利记录了一次难产以及那个可怜的妇女所受的巨大痛苦：
当我在24小时后赶到时，孩子的手臂已被接生婆拽了出来，我只好切下了那个肿胀的手臂，之后使用了胎儿转位法，但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我又被迫切下了胎儿的腿，终于结束了接生，又给产妇缝合了伤口。这期间这位妇女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
此外，剖腹产术是迫不得已时最后的希望，尽管在麻药还没发明前，很难有人能从这么骇人的手术中幸存，但确实有一些成功的例子。
公元1738年，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助产士就成功使用了剖腹生产术。她用一个锋利的刮胡刀在产妇的腹部划了一个很深的口子来拿出孩子。在接生后用双手把伤口合起，用裁缝用的那种针把伤口缝合，最后把蛋清敷在伤口上来医治。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公元1793年，詹姆斯医生用剖腹法救活了来自曼彻斯特的简·福斯特，不幸的是孩子没能保住。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很多妇女和孩子死于这种手术。另一种手术是使用耻骨联合切开术（把两块相连的耻骨切分开）然后使用钩子来肢解胎儿。剖腹产术看起来还不是两种手术中最邪恶的一种。
仁慈的上帝呀！请为我准备好那一时刻，
当我最需要您的保佑时，
请用您无穷的力量保佑我，
不要让我的灵魂出壳。
我所乞求的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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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您的无上爱心，
用您的最崇高的感情，
创造一切。
来吧！痛苦、煎熬，甚至死亡，
如果这是您的意愿，
我将愉快地停止呼吸，
如果这是我的宿命。
如果你想让我死去，
我将放弃我卑贱的生命，
也许这个无辜的孩子，
也会随我一同离开。
——简·凯夫，《写于孩子出生前的几个小时》，公元18世纪
虽然有偶尔成功的例子，但直到能完全控制感染病，这种手术才算真正安全。公元1772年查尔斯·怀特和公元1775年亚历山大·戈登的建议终于在公元1890年后被公众接受。而抗生素也是在公元20世纪才普及的。
我妈妈呻吟，我爸爸哭泣，
我跳进了这个危险世界里；
赤条条无力自助，嘶号着，
像魔鬼藏在一片阴影里。
在我爸爸手中挣扎着，
和我的襁褓拼命反抗着，
又被裹着，又累，我只想
在我妈妈的乳房上解气。
——威廉姆·布莱克，《婴儿的悲哀》，公元1789年
新生（1）
历经了痛苦和磨难后，这些得以生还的母亲们终于能松口气了，把注意力转向新生儿。很多母亲在孩子一出生就给孩子喂奶，但这种行为都十分小心，因为很多人认为过多的母乳喂养会产生危险。
尽管专家们大声疾呼应该母乳喂养孩子，公元18世纪的人们还是很厌恶这种方式。在《艾美利》这部小说里，哲学家让·雅克试图说服母亲们用母乳喂养她们的孩子。书中描述了他将如何喂养孩子并明确表示对那些拒绝母乳喂养的母亲们的谴责。然而，他的同情心却没有延伸到自己孩子身上，他把自己的所有孩子都委托给育婴堂抚养。
因为使用很多未杀菌以及没有消毒的牛奶，许多人工喂养的婴儿都面临着危险。选择人工哺育意味着婴儿的存活几率将微乎其微。然而尽管很多女性都能做到母乳喂养，她们却并没有打算这样做。令人震撼的是，资料显示从公元1775年到1796年，都柏林孤儿院的10000名人工哺育的婴儿中，只有45个活了下来，死亡率高达。根据伦敦死亡率统计数据，在公元1730年到公元1779年之间，在死亡的1178346人中，有526973人是死于五岁以下。
再见了我的宝贝，
也许当我忙于家务时，
我的宝贝才不会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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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却正在抽泣，
因为他渴望照顾，
哦，我怕我可怜的宝贝会死去。
——摘自《托儿所诗集》，公元1794年
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要比在城镇长大的孩子的成活率高，仅仅是因为农村的牛奶比较新鲜，尽管母亲们仍很难找到可供孩子吮吸牛奶的容器。但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