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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额里。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与政变前那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气势大有不同。粗粗地看起来，他不大像是一个流落异邦的政治活动家，倒更像一个沉静的学者。“还是朝廷自己不争气，弃北京而逃，已是把祖宗颜面丢尽；回銮两年了，口里喊变法，其实毫无诚意。这次经济特科‘梁头康足’的笑话，很快便传到美洲，华侨们都哑然失笑，不少原来一心保皇的中坚分子失去了对朝廷的信任，都说这样的政府保它做什么！你们想想看，如此气氛下，保皇分会能建得顺利吗？许多人有钱也不愿捐。”
“卓如，听人说，你也有革命的倾向，是真的吗？”杨度问。来到日本后，无论是保皇派的还是革命派的刊物报纸，他都看。他觉得都有其道理，又都有其偏颇，他不能完全接受哪一家。梁启超是保皇派的第二号领袖，这几年来办《 清议报 》，办《 新民丛报 》，发表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文章，使得他的声望大有超过第一号领袖的势头。日本留学生界普遍认为，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他不仅与孙中山等人有往来，甚至也赞成他们革命排满的主张，说不定保皇派内部有分裂的可能。杨度很看重梁启超的思想，他觉得自己的思想体系与梁有许多接近之处。
“不错，我是觉得革命也未尝不可取。《 系辞 》上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日中国之各党各派，未必不是从各条不同道路上，向着救国强国的目标而努力。有时，我真的觉得只有排满才能彻底救国，因为现在是民族主义最发达的时代，无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要唤起民族精神，就不能不攻满洲。好比当年日本讨幕为那时最适宜的主义，中国现在可能应以讨满为最适宜的主义。满洲不排斥，则中国无民族主义可言，无民族主义，则不必再谈什么民主民权。今年四月，我在芝加哥专门给南海先生写了一封信，把这些看法直截了当地告诉了他。”
“康先生能同意吗？”代懿问。
“他当然不会赞同。”梁启超淡淡地笑了一下，顺手将一缕垂下的长发梳好，说，“南海先生接到我的信后大不以为然，他为此写了两封公开信，登在《 南洋总汇报 》上，一封题为《 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 》，一封是《 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 》。南海先生之所以要采用公开信的缘故，是因为不仅仅我梁启超有革命排满的想法，其他弟子，包括他最忠实的弟子徐勤、欧榘甲也持这种观点，他们比我走得更远，‘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南海先生认为非再次公开阐述他的观点不可了。”
“卓如，有一个问题，我想要你实话告诉我。”杨度认认真真地对梁启超说。
“什么问题值得你如此认真？”梁启超望着杨度说，“你只要提出，我都会实话答复你的。”
“卓如，你是康先生的大弟子，最了解他，康先生不愿反满，死心保皇，除开他受过皇上的非常之恩外，还有什么别的缘故吗？”杨度挺身敛容地问道，那神情，全然是一副探讨中国何去何从的严肃态度。代懿、杨钧也在热切地等待着梁启超的回答。
“南海先生不赞成革命，力主君宪，除开皇恩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怕革命排满后引起中国的混乱而导致分裂。”梁启超不愧为康有为的大弟子，他不用思索，就以非常明白的语言回答杨度的提问，“南海先生说，今日如果推翻了皇上，则必然各省都要自立，一旦自立，则必然相争，一旦相争，十八省则为十八国。这一点，南海先生说就连外国人都看得很清楚。到那时，中国则将受制于各大国。他还说过，他自长大以来所见弱小之邦被人吞灭不可胜数。比如琉球被日本所灭，安南、突尼斯、马达加斯加被法国所灭，缅甸、波斯被英国所灭，巴称尔、土尔尼特被俄国所灭，古巴、檀香山、小吕宋被美国所灭。这些都是最近二十年所发生的事。他认为凡物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如果中国分裂，则由大国变为小国，本来就不强，那就更弱了，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外国列强所吞灭，我堂堂中华民族则不复存在。这一点是南海先生所反复论述的。”
梁启超转述康有为思想的这番话，使杨度陷入了沉思。
杨钧点头说：“康有为先生的这个顾虑也不是没有根据的，自古以来弱肉强食，鲵遭鲸吞，乃理势之然。依我看，中国既要排满，又不能分裂。”
代懿也说：“重子平时不谈政治，一谈起来，便有独到见解。我完全赞同他这句话，中国要走的只有这条路：既抛开满洲人的统治，又不造成内乱。”
杨度眼一亮，觉得他们两人的话对自己有一点很重大的启示，但他一时还不能在这点启示下形成一种思想。正在这时，梁夫人笑吟吟地进来，对大家说：“你们这些男子汉大丈夫们，一谈起国家大事来就兴头十足没完没了，好像一个个都是决定国策的御前大臣似的。不管中国今后将走哪条路，你们现在都得跟着我走一条路：进餐厅吃饭去！”
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吃完饭后，梁启超说：“今天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明天还有一个人来，等他来了后我们一起去游总持寺。”
代懿问：“这人是谁呀？”
梁启超卖着关子：“我今天不说，你们去猜吧，猜中了，明天我有赏！”
夜晚，三人睡在榻榻米上，将与梁启超有往来的人，一个个地排列出来，但到底猜不出明天来横滨的是哪一个。
四 智凡带来了八指头陀的信：朵朵莲花托观音
薄薄的晨雾中，从东京开往横滨的首班列车在奔驰着。第三节车厢靠窗边的硬座席上，坐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穿着一身硬挺的黑呢制服，一行密密的黄铜大扣，从最下一颗一直扣到最上一颗，连两排风纪扣也扣得紧紧的，寸把高硬衣领托起一张清秀的面孔，头上的黑呢鸭舌帽戴得端端正正。他直挺挺地坐着，两只手掌平放在大腿上。火车在高速前进，时有晃动，他却纹丝不动，背与靠垫始终保持着三四寸宽的距离。此人尽管眉眼稚嫩，身板单薄，但看得出，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有着标准军人气质的青年。他，就是已改名为蔡锷的当年时务学堂的学生蔡艮寅。
从上车以来，蔡锷一直面无表情地闭着嘴巴，不讲话，就连与身旁的同座者都没有打一声招呼。他微微侧着头，盯着窗外飞逝的树木农田，一眼不眨，模样很是平静，甚至冷淡，其实，他的脑海里正在波浪起伏，滔滔滚滚。
五年前，正当十六岁的小蔡艮寅在时务学堂刻苦攻读新政时，政变发生了，一夜之间中国全变了样。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徐仁铸均被革职充军，时务学堂被强行封闭，提调熊希龄押交原籍凤凰县看管，中文教习唐才常逃到日本，秘密组织自立会，筹建勤王自立军。学生们风流云散。蔡锷不愿回家乡，集合五六个好朋友来到上海入南洋公学。到上海后得知恩师梁启超在日本，他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去，辗转几个月以后，梁启超居然收到了。梁知蔡是个有志少年，尽管他自己经济十分拮据，还是想方设法凑集了一百多块银元汇给蔡，于是蔡和他的几个同学得以来到日本。
那时梁启超住在东京，大家都身无分文，租不起房子，便都挤在梁的小房子里。晚上就在地板上睡觉，早上起来把被子卷起堆在角落里，生活十分清苦。但蔡艮寅和他的伙伴们心情却很舒畅。因为他们在这里可以和梁师一起，无拘无束地高谈国事，骂朝廷，骂西太后，又亲眼看到了日本国的富强，可以在它的国土上学习它的成功经验。年轻的爱国者们，心里正燃烧着烈火般的热情，充实的精神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欢悦，十倍百倍地超过了因物资困乏而产生的烦恼。后来，梁启超从华侨中为他们募得一点钱，将他们安置进了学校。蔡进了梁任校长的大同高等学校。他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常常饿着肚子勤奋钻研各门学问。蔡艮寅这种刻苦耐劳的性格，得力于贫寒家庭的磨炼。
蔡艮寅的祖父是一个老实巴交的种田人，娶妻张氏，生有两个儿子，一家四口艰难度日。有一年宝庆府遇到大饥荒，夫妻二人在挖野菜回家的路上，见一棵枯树上吊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小姑娘衣衫破碎，骨瘦如柴，他们知道这一定是受不了饥饿而上吊的。穷人心善，很是怜悯，夫妻二人便把那个小姑娘从树上放下来，打算找块破席包好埋掉。正在卷席子的时候，张氏忽然发觉小女孩胸口有一丝热气。“还没死！”张氏惊喜地对丈夫说。“赶快把她抱回家去！”丈夫说着，便把小姑娘放到背上，一步一步驮回家。张氏给小姑娘灌了口温开水，过一会，小姑娘活过来了。张氏满心欢喜，又将家里仅有的几粒米熬了一小碗粥，让她喝了。原来，小姑娘一家全都饿死病死了，她又苦又饿，没奈何寻上了短见。张氏可怜她的命苦，又想起自己家贫，今后儿子大了娶媳妇也难，于是把小姑娘作为童养媳收留在身边。五年后，让她与长子圆了房。第二年，她就给蔡家生下了艮寅。艮寅的父亲那时学做裁缝。农民饭都吃不饱，一件衣服穿几十年，裁缝的生意可想而知。家里苦，艮寅无法读书。附近有个私塾先生叫樊锥，见艮寅长得聪明伶俐，就免费让他来读。艮寅天资颖悟，过目不忘，十三岁便中了秀才。后来樊锥来到时务学堂做教习，便把他也带了过来。就这样，蔡艮寅成了梁启超最得意的弟子。
蔡艮寅来东京不久，偶尔去弘文学院，意外地发现了樊锥也在这里读书，师生异国重逢，倍加欣喜。后来梁启超迁居横滨办《 新民丛报 》，蔡、樊常常去横滨与梁聚会。庚子年，蔡艮寅应唐才常之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起义很快便失败了，唐才常惨遭杀害，蔡艮寅再次逃到日本。起义的失败，使他深刻认识到军事的重要，决定弃文习武。梁启超非常支持，向他的朋友士官学校的教务长佐滕义夫推荐。佐滕接纳了蔡艮寅，将他编进第三期骑兵科。入校前，梁启超对他说：“你现在是军人了，应该有个相称的名字。古诗说‘莲花穿剑锷，秋月掩刀环’，锷者，宝刀也，你就以‘锷’为名吧！”从那时起，蔡艮寅便改名蔡锷。
蔡锷怀着“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囷”的崇高抱负，在士官学校勤奋学习各种军事技艺，门门功课优异，与蒋百里、张孝准一起，被誉为士官三杰。上个月，他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校方奖他一枚菊花勋章。
这时，国内各省都在筹建新军，蔡锷在士官学校的杰出表现，受到了国内的重视。湖南、江西、广西、云南等省都有人来与他联系，聘请他为军事教官。旅居日本多年了，蔡锷无时无刻不想念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想念自己那些在贫困中挣扎的父老乡亲，在这里求学求知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救国救民。现在就要取道横滨回国了，满腔热血的青年志士的心潮，能不汹涌澎湃吗？
“梁先生！”蔡锷笔挺地站在篱笆墙外，轻轻地叫了一声。
“来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