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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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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人数的激增。去年十月,杨度回国时,留日学生不过五百人左右,而现在已多达一千二百余人。国内腐败的政局刺激了众多有志青年来东洋寻求救国真理,这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朝廷的鼓励。今年春天,张之洞奉朝廷之命,制定了一个奖励留学的章程。章程上说,留学回国的学生,视成绩优次,将赐以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等出身,并加以录用,授予官职。也有不少人是受这种驱使来到日本的。

  其次是留学生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无论是激烈的主张排满的革命派,还是温和的拥护光绪帝的保皇派,都肆无忌惮地集会结社,侃侃高谈自己的观点,言谈之中,洋溢着满腔救国救民的激情,就连专门为禄利或为学习某种专业技术而来的人,也不能不卷入其中,倾听别人的政治主张,发表自己的国是意见。相对于国内的沉闷而言,日本的留学生界如同一锅沸水。这个巨大的转折点就是三个多月前的拒俄运动。

  沙俄是一个掠夺成性的侵略帝国。早在十七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就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又不断强占中国边界,霸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庚子年它是八国联军之一。根据光绪二十八年签订的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第二年四月是沙俄从中国东北撤军第三阶段的最后期限。但沙俄不仅不撤兵,反而增兵南侵,又突然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要求。

  这年二月,日本东京《 时事新报 》发表号外,登载沙俄驻日公使的谈话,说什么“俄国现在政策是断然取东三省归入俄国版图”等等,此事引起了留学生的极大愤慨。四月二十九日,东京留学生界在神田锦辉馆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立即成立拒俄义勇队,当即就有一百三十多人志愿参加,另有五十多人表示愿在东京本部工作,还有十二名女学生签名参加护理事务。这些热血青年坚决表示:“誓以身殉为大炮之引信,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两天之后,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准备回国开赴东北前线。

  留学生的行动吓坏驻日公使蔡钧。他对朝廷说留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清廷与日本当局相勾结,严令解散了学生军。此事对日本留学生刺激很大。本来大部分留学生只想拒俄,并非要革命。现在朝廷将拒俄与革命混为一谈,倒使不少学生清醒过来:不革命则无以拒俄。于是以黄兴、陈天华、秦力山、吴樾等人为首,在学生军的基础上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其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采取“鼓吹”、“起义”、“暗杀”三种形式与朝廷作斗争。就这样,留日学生们的政治热情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各种宣传爱国思想的报刊杂志相继诞生。

  杨度记得,他离开东京时,留学生界的报刊只有《 国民报 》、《 新民丛报 》以及他和黄兴等人创办的《 游学译编 》等三四家,而现在又冒出了《 湖北学生界 》、《 大陆 》、《 浙江潮 》、《 江苏 》等一系列刊物,还有一批以通俗语言写成的小册子,如陈天华的《 猛回头 》、《 警世钟 》,杨毓麟的《 新湖南 》,宋教仁的《 灭汉种策 》,秦力山的《 革命箴言 》,朱德裳的《 中国魂 》等等,在留学生中广为散发,影响极大。

  杨钧和代懿到达东京后,经过一段短暂时间的日文补习,分别进了弘文学院和陆军学校。杨钧很用功,半年后便能用日语谈话了,空余时练字治印。他的治印技艺很快传遍了留学生界。知道哥哥要来,他在饭田町为哥哥找了一间寓所。

  寓所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头名叫田中龟太郎,老太太叫和子。有一个独生子叫田中君代。田中君代的太太是横滨一个富商的女儿,于是他住横滨协助岳丈经营商务。田中龟太郎十分喜爱汉学,尤嗜好中国的书法篆刻。他能讲中国话,因治印与杨钧认识,结为忘年交,情愿以半价出租给这位小友。

  杨度住进龟太郎的家,见两间房子收拾得整整齐齐,老两口慈祥和气,又看到他们的书房里悬挂着中国字画,书架上摆着不少中国线装书。田中龟太郎时而用日语,时而用汉语与他谈话,杨度心里高兴,仿佛此处就是家乡似的。

  下午,田中龟太郎用中国传统饮食招待杨度兄弟和代懿。饭后,杨度将母亲亲手做的布鞋交给弟弟,把杨庄母子的合影交给代懿,又把那包豆豉紫苏姜分成两半,一人拿一半。二人接过来自故国亲人的礼物,欢喜无尽。三郎舅说了一个通宵的话,从家事说到国事,从中国说到日本,一直到窗口发白才躺下睡觉。

  杨度重到日本的消息,很快便在东京留学生界传开了。去年杨度在日本弘文学院求学时,留学生们认为他是一个勤勉聪慧的书生。许多留学生半年尚未入日语之门,杨度三个月便过了语言关,然后便是整日整夜地啃着日文原版书籍。历史、地理、哲学、文学、法律,什么书都读,且过目不忘,令同学们钦慕不已。除开读书外,大家并未见他参加多少政治活动,都以为他是专门做学问的书呆子。谁知毕业前夕,他却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一人与嘉纳反复辩难,竟然使得这位日本教育界的权威语塞。仿佛一匹骤然冲出的黑马,令东京留学生界刮目相看。然而,正当大家都想与他结交时,他却突然回国了。不久,《 游学译编 》出版,刊出了杨度洋洋万言的序文。文章从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达尔文、斯宾诺莎谈到孔子、左丘明、司马迁、孔尚任、李鸿章、黄遵宪,从欧洲说到美国,从日本说到中国,论学术,论教育,论军事,论实业,论理财,论内政,论外交,论历史,论地理,论时论,论新闻,论小说,学问之渊博,见解之深刻,议论之犀利,爱国情感之深厚,为留学生文章中所罕见。大家这才认识到貌似书呆子的杨度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胸中仿佛蕴藏着古今中外的一切学问。弘文学院的人以做他的校友而自豪,外校的人以不识他而遗憾。朝廷开经济特科为日本留学生界所瞩目,且应试人中也有回国的留日生,当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的消息传到东京时,大家又为之惊叹,不久“梁头康足’的消息也传进来了,大家愈加看出了朝廷的卑鄙。现在,杨度避难再来东京,寓居异国的留学生们谁不想见见他?短短几天里;饭田町田中寓所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许多人是第一次见面,大有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味道。杨度慷慨豪放,热情坦率,给初次见面的人很好的印象。

  黄兴、刘揆一这两个老友也来了。还带来了一个广东人胡汉民。杨度见此人很有才气,极乐意与他交朋友。四人在一起畅谈了半天。黄兴还在弘文学院继续学业,刘揆一到东京后换了几所学校,后来也进了弘文学院,与胡汉民同班。他们建议杨度再进弘文学院。究竟在日本学什么好,杨度一时尚未拿定主意,想想弘文学院情况熟悉,暂且挂个名字在那里也好,就答应了。

  留学生对读书大多很随便,学校管束也不严,杨度在弘文学院挂名后,便在饭田町寓所贪婪地阅读这几个月来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

  十月,梁启超从美洲游历回到横滨。梁启超自戊戌政变时逃到日本,已经整整五年了。当年出逃的那些惊险情景,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每当他闭目略作休息时,那一幕幕的场面便会不期而然地浮现在眼前。

  八月初六这天,梁启超在谭嗣同的房间里说话。那时,梁住粉坊琉璃街新会邑馆,谭住半截胡同浏阳会馆。两地相隔很近。他们几乎天天见面,谈新政,谈学问,遇到意见相左时,两人都会大声激烈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常常弄得面红耳赤,但彼此之间从不存芥蒂。这天的谈话没有争吵,近日政局的种种恶象,使他们对变法的前途怀着深深的忧虑。正说着话,谭嗣同的仆人神色慌张地破门而入,急促地说:“三公子,大事不好了!外面的人都在说,皇上被太后抓起来了,南海会馆已被抄,幸而康先生已去上海,不然就要抓起杀头了!”

  谭、梁一听,知道西太后已先下手,新政彻底失败了。梁启超赶紧起身说:“复生,事情已万分危急了,我与日本使馆代理公使林权助有一面之识,我们赶快到日本使馆去,请求他们保护。”

  谭嗣同面色不改,仍坐着不动。

  “快走吧,抄了南海会馆就会马上来抄浏阳会馆,晚了就逃不成了。”梁启超抓起谭嗣同的手催道。

  谭嗣同似乎早有预料似的,慢慢地说:“我一直想救皇上,看来皇上已不可救了。现在要救南海先生,也没有办法救。我活在世上,已没有事情可做了,只有等死。”

  梁启超急道:“哪有等死的道理!留得人在,自有成功的一天。快走吧,复生!”

  谭嗣同依然平静地说:“你说的有道理,对天下事,应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心。但我早已作了打算,我愿意一死殉皇上,殉国家。中国变法从来未有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

  梁启超深为谭嗣同以死殉国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他紧握着好友的手说:“这样的话,让我和你一起流血吧!”

  “不!”谭嗣同坚决反对,“你赶快到日本公使馆去,伊滕博文这些日子正在北京观光。他是个大英雄,对我们的事业向来是支持的。你请他致电日本驻上海领事,赶快救南海先生!”

  梁启超答应了一声,便离开浏阳会馆,来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这时已是午后两点钟,代理公使林权助正和来华旅游的前任首相伊滕博文饭后聊天。林权助得知有一个中国青年匆忙来访,便出门相见。见面之后,才知是梁启超。他见梁面色苍白,一脸悲壮之色,知有大事,忙领他进了后面的一个房间。梁启超开门见山地说:“请给我一张纸!”

  林公使拿出一张纸来,又递给他一支自来水笔。梁启超接过纸笔,刷刷写下: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有二事奉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

  林公使笑着说:“梁君,出了什么事,这样严重?你不要写了,就用口说吧,我可以与你用中国话交谈。”

  慌急之间,梁启超竟一时忘记了林公使是个中国通。他拍打着脑门说:“我糊涂了!”

  林公使用玻璃杯子端了一杯白开水过来,梁启超喝了两大口说:“公使先生,中国出了大变故,太后囚禁了皇上,抓捕新政官员,我也马上就会被抓,最迟三天内就会被杀头。我的生命早就献给了我的国家,杀头毫无所惜,现在只是请你出面解救皇上,保护皇上龙体不受伤害。康有为先生目前正在上海,请你电告贵国驻上海领事馆,想法搭救康先生。我要求的就是这两件事,恳请你们帮忙。”

  林公使并不知道中国出了这等大事,惊诧之余,果断地表示:“可以。梁君,你说的这两件事,我决意承担。不过,你为什么要去死呢?你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变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一定救你!”

  梁启超听了这几句话,悄悄地流下了两滴感激之泪,说:“好,谢谢你了,伊滕博文先生那里,也请公使代我转达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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