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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就这样说定了。”孙中山举举茶杯，做了一个祝贺的姿势。“皙子先生，除调停南北合作等事外，我还想委托你做一件事。这件事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什么事？”
“我想请你写一部中国通史。你的学问文章是当今所公认的，你研习佛经已经多年了，可以暂时停一下，腾出时间来继续两司马的事业。研究中国的历史，无论对于学术而言，还是对于现实的革命斗争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由你来做这件事，是最合适的了。”孙中山说到这里，起身走进客厅左侧一间小房子，从里面拿出一叠装订成册的书稿来，说，“这是一本新疆游记，作者名叫谢彬，字晓钟，是你的同乡，湖南衡阳人。他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在新疆阿尔泰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写了这部三十万言的大书，送给我看，要我给他作篇序言。我翻看了一下，的确写得不错。我们中国尚有不少类似阿尔泰这样资源丰富而未开发的地方，若都加以开发，中国一定会很快富裕起来。我经常对我们党内同志说，有志之士，应当立心做大事，不可立心做大官。谢晓钟写了这部好书，就是做了一件大事，他本人亦可称之为有志之士。若你写出一部中国通史，做的事就比谢晓钟的事更大了。”
孙中山这番话给杨度很大启发。早在日本留学时代，梁启超就说过，一部二十四史，等于帝王将相的家谱，要不得，中国的历史应该重新写过。是的，现在有时间了，何不就来做做这件事呢？他从孙中山手里接过书稿，边翻边说：“我早就有写中国通史的念头了，经你这一提醒，我想是应该抓紧时间做了。”
孙中山说：“你先翻翻这部书稿，过会儿，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
“谁？”
孙中山微笑着伸出一个手指来：“一个极为优秀的革命家！”
孙中山说完上楼去了。宽敞的客厅里一时没有别的客人进来，杨度边喝茶边读《新疆游记》。
“皙子，我来向你介绍一下。”
杨度正读得起劲，孙中山陪着一个陌生人来到他的身边。
“这位是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守常先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又是我党的重要干部。”
“久仰，久仰！”杨度习惯性地两手抱拳，说着客套话，注目看着这个被孙中山称作“优秀革命家”的李大钊：壮实的身躯，宽厚的肩膀，国字形脸上最突出的部分是上唇那一道浓密粗黑的胡须，细长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白边镜片，既宁静文雅，又锐气四射。
“杨先生，我对您心仪已久，今日能由孙先生的介绍认识您，真是荣幸。”李大钊的北方土音浑厚温和，显示出一种宽阔的胸怀和坚强的自信力。
“不敢当，不敢当。杨某乃负罪之人，蒙孙先生不弃，特从苏州来上海与老友叙叙旧。能在此见到守常先生，对杨某来说才是荣幸。”
李大钊和孙中山对视一眼，都哈哈大笑起来。
“坐吧，坐吧！”孙中山说，“你们都是豪杰之士，都是我的朋友兼战友，你们好好聊聊。我还有几封急信要写，暂时就不陪了，晚上都在我这里吃饭，吃西餐。”
李大钊说：“孙先生，您忙您的吧，我陪皙子先生说说话。”
说完一转脸对杨度说：“杨先生，您可能不知一道，我曾经做过您的部下，只不过您没有直接领导过我罢了。”
“什么，你做过我的部下？”
李大钊微笑着说：“杨先生曾经是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我曾经做过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部主任。编辑部主任不是干事长的部下吗？”
“原来这样！”杨度笑道，“守常先生哪年去的日本？”
“一九一三年。”李大钊扶了扶眼镜，说，“那时刚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很想出洋多见些世面，于是这年秋天去了日本，进的是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一九一六年回的国。您是我们留学生的前辈，我在日本，常听老留学生谈起您，还跟他们学会了您作词的《黄河歌》。”
李大钊这几句话很让杨度欣慰。他浅浅地笑了一下说：“在北京时，有朋友对我说，北大有个李教授常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影响很大，可惜我没有读过，想必这就是你了。”
李大钊说：“正是我。我读过不少杨先生的大作，知道您十多年前就对社会主义进行过研究。如果杨先生不嫌浅薄的话，回北京后，我给您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
“好哇，我一定好好拜读。”
“杨先生在北京的住址是……”李大钊边说边掏出自来水笔和小本子。
杨度心里想，这是个实在人。便说：“西城区槐安胡同五号。”
李大钊一迅速在小本子上写着，又问：“杨先生什么时候回北京？”
杨度想了一下说：“春末吧，在苏州过了冬天再回北京。”
“好！”李大钊收起小本子，说：“初夏时我来槐安胡同拜访您。”
“欢迎，欢迎！”杨度对李大钊已很有好感，他的欢迎出自真心。
“刚才孙先生告诉我，正是因为您的成功周旋，才使得陈炯明的狼子野心未能实现。孙先生说杨先生是个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我很敬佩杨先生这种光明磊落、说到做到的政治家品格。”
杨度说：“守常先生言重了，我算不上政治家，孙先生才是真正的政治家。”
“孙先生的确是个伟大的政治家，我们都很尊敬他。”李大钊面容凝重地说，“我不久也会到广州去，参加孙先生领导的改组国民党、筹办军官学校等事情。”
啊，杨度顿时明白了，原来孙中山说的，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都有一番大的举动，就是指的这个。他对革命事业的前途抱着极大的信心，也就是因为得到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持的缘故。瞬时间，杨度对眼前这个温文尔雅的学者革命家涌出了敬意。
为了寻求中国的出路，为了使中国早日强盛，今日的佛门居士曾为之进行了二十余年的艰辛探索。君宪救国之路诚然已走不通了，但共和救国之路也并没有出现坦途。推翻满人皇帝之后的短短十年间，光北京城里的大总统就走马灯似的换了五六个，至于主持国事的总理，更换之快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中央政府没有权威，二十多个省各自为政，国会成了议员们拉帮结派的场所，宪法则成为互相攻击的口实。连年战争的结果，不仅把国家的元气耗尽，害得人民痛苦不堪，更豢养了数以百计的大小军阀，而这些军阀又成了战争频仍的根源。共和十年来的中国，其政局之混乱，与历史上任何一段乱世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酿成这一切的原因究竟何在呢？中国还有希望吗？这个疑问，孙文学说似乎不能透彻回答，佛学禅理更没有具体说明，被孙先生寄与重望的这个优秀革命家，在这方面一定有令孙先生折服的高论，应该向他请教。
“守常先生，中国的现实，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满意的。然而，中国又不能让它这样由于自相残杀而被外人灭亡掉。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
透过薄薄的无色玳瑁片，李大钊用深邃睿智的目光将前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重新认真打量一眼，心里想：世人都说杨度颓废了，消沉了，看来不是这样。他的胸膛里跳动的仍是爱国的赤心，他的血管里流动的仍是救世的热血。孙先生委他为个人特使，的确是深切了解后的慎重决定。中国的革命事业仍需要杨度。要帮助他，要将他的思想从佛学内典中解脱出来。李大钊想到这里，异常郑重地对杨度说：“杨先生，您是我的前辈，从个人来说，我只能是您的学生，没有资格来对您侈谈这么重大的问题。”
“守常先生客气了。”杨度望着这个年轻的革命家，笑着说，“韩退之说得好：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李大钊说：“我之所以愿意回答您的问题，其原因就在这里。我这些年来得到了一些‘道’，但这不是我个人探索到的，是别人教给我的。您若有兴趣深入研究，以后回到北京，我会常来拜访您，送给您一些书籍，那时我们再作深谈。今天，我只简单地说几句。”
李大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茶杯后，他正襟危坐，双目平视，不疾不徐地说：“孙先生是一个令人尊崇的革命家。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坦荡无私的政治家品德，令我们钦服不已。不过，孙先生在他几十年的奋斗生涯中，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唤起民众。”
杨度的心震了一下。孙中山的学说包罗万象，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广泛持久，这个年轻的革命家居然能不假思索地指出其所忽视的一面，可见他对孙中山有深入的研究，同时也对中国有深入的研究。他专注地听下去。
“长期来，孙先生比较多地在社会中上层进行革命活动。在武装方面，他又较多注目于旧式军队和江湖会党。当然，这些方面都不能放弃。但社会最基本、最重要、最广大的部分是民众。历来都认为是帝王将相，是英雄豪杰创造历史。其实不然，历史是广大民众创造的。”
“历史是广大民众创造的”，李大钊这句话如同千钧棒槌重重地敲击着杨度。湘绮师的帝王之学，自己过去的君主立宪，究其本质，都可以说是英雄创造历史的观念。对面这位优秀的革命家的确凭借的是另一种崭新的理论，不可等闲视之！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我们进行的这场革命，必须要在扫荡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封建思想及一切封建余毒的基础上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前几年，北京的青年学生提出要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比较集中而形象地揭示了这一点。中国的中上层社会、旧式军队、江湖会党受封建陈旧一套影响最深，要在他们中间反封建反陈腐最为困难，而中国广大的民众受此毒害较少。所以中国革命要取得真正的完全的胜利，必须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联合民众，依靠民众，舍此别无他路可走。康梁变法失败的关键就在这里，孙先生的革命未成功，其关健也在这里。这半年来，我向孙先生反反复复讲这个道理，孙先生终于明白过来，决定一旦回广州，即从宣传民众依靠民众这一点入手，彻底改组国民党，打开大门，让广大民众进入这个政党，一洗官僚政客的腐败堕落。同时，重新组建一支来自民众的崭新军队。这个军队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全部由富有革命朝气的青年民众充任，一洗中国军营中的种种陈规陋习。有了新的政党和新的军队，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是指日可待的。”
吐故纳新，弃旧图新，以釜底抽薪的办法彻底破除旧式观念旧式制度，走依靠广大民众的道路来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这或许是苦难深重的中国的真正出路。
杨度正在沉思着。突然，孙中山的秘书兴高采烈地走进客厅，扬起手中的一张纸说：“广州急电，陈炯明下野，洪兆麟宣告脱离，并欢迎孙先生回粤！”
李大钊和杨度一齐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