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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版。随后便调至《星期六评论》周报。自从《萨托里斯》以来，福克纳的书全经他编辑。如今他走了，福克纳只好亲自看清样，在他的新编辑萨克斯·克明斯的办公室里。另外，他想找罗伯特·哈斯谈谈，请兰登书屋保管他的积蓄，定期定量给他汇去牛津，以免被家人挥霍掉。
福克纳同克明斯，哈斯合作顺利，社交活动起先也还不讨厌。除了工作、根据安排露几次面外，仍留有不少时间探访故旧，如哈尔·史密斯、吉姆·迪瓦恩和梅塔·雷布纳。一天下午，在一个鸡尾酒会上看见舍伍德·安德森，决定走过去打招呼。两人之间的不快已经淡忘，多少年来第一次交谈。交谈间，福克纳猛地觉得这位老朋友“比他写的任何东西都更高更大。我记起《俄亥俄州瓦恩斯堡》《鸡蛋的胜利》和《马和人》中的几篇。这时我意识到站在我面前的从前和现在都是一位巨人，住满矮子的这个世界上的巨人，尽管他只有那么二三下招式不愧为巨人手笔”。
这一瞬间一直清楚地印在他脑海里。
这次纽约之行虽有同安德森和解的重大收获，但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喝酒越来越多，终于喝个不停，主要是因为见到梅塔太揪心。在去纽约之前几个星期，梅塔来信说要见他。他当然同意，怀着破镜重圆的希望，岂知她并无此种打算。回牛津后，立即关在书房里写作，“聊慰破碎的心”。在纽约时，他关在阿尔贡昆旅馆的房间里，喝个酩酊大醉、人事不省。吉姆·迪瓦恩发现他多日不露面，回忆《喧哗与骚动》写完后的表现，展开搜索；找到他时，只见他身穿内衣裤、人事不省地躺在地板上，空酒瓶满地皆是。这一回，不仅虚弱无力，背上还有三度灼伤，就在腰上方，显然是长时间倒在暖气管上所致。
迪瓦恩找了一个医生和几个朋友一起护理福克纳，才康复几天，又露出情绪紧张的迹象，迪瓦恩优急万分，问他想见什么人，答曰想见朱厄尔·塞尔或者舍伍德·安德森。安德森闻悉老朋友的要求便过来，坐在他床头，轻声地闲聊。这种情景和需要，安德森从未亲身经历过，却十分理解。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一俟福克纳可以乘车长途旅行时，迪瓦恩送他回山揪别业，陪他住了几天，等他体力恢复。“我感觉稍为好了些，”福克纳写信给罗伯特·哈斯说，“背伤恐怕还要一段时间。”养伤实际所花时间比他预计更长，多次刮肉，几次植皮，感染化脓，吃足苦头，留下永远不褪的疤痕。然而，不出几个星期，他又写起小说，叫作《如果我忘记你，耶路撒冷》，后来改成《野棕榈》。
写完后，他请贝内特·瑟夫给三个人各送一份：吉姆·迪瓦恩、舍伍德·安德森和梅塔·雷布纳。
创作起先还顺利，晚上痛得不能睡时便起来写，这是《我弥留之际》以来第一次在夜间写作。虽然1938 年的速度不如1929 年，但是恢复和重新投入写作不如他担心的那么困难。“小说进行得相当顺利”，12 月写信告诉哈斯，还补充说可望于5 月完成。后来疼痛加剧、写作减慢，只得修改指标。
寄打字稿给兰登书屋时已是6 月底、不是5 月初。
小说以宁愿牺牲安全、体面和钱财，追求爱情的夏治特·里登迈耶和哈里·维尔伯恩开始。两人对生活的要求极高，伟大的挚情人多半如此，付出的代价惨重。
仿佛为了强调两人命运之悲惨，福克纳以情史的结束来开始，语言和情节痛苦、悲愤、近乎歇斯底里。夏洛特躺在密西西比河畔一间破木屋里，哈里给她打胎失事而奄奄一息。哈里束手无策，请来一位老医生，老医生非但没有救活她，还把哈里送上法庭。夏洛特和哈里不仅失去了自愿抛弃的钱财、体面和地位，还失去他们珍惜的东西：夏洛特的生命和哈里的自由。
福克纳发现复洛特和哈里的哀史后，觉得“还缺少些什么”。寻找弥补时，作出一个决定，或者说有了一个发现，把传统小说写成实验小说。他开始写《老人》，作为《野棕榈》的“对位”，倒不是要同前一篇故事唱对台，而是寻找扩大环境、控制强度的途径。按章次的单偶数交替写作两则故事，主题和叙述或平行或转位。
哈里·维尔伯恩原来在医院的井然有序、安全可靠的世界中，高个子罪犯原来在牢房的空荡荡的有限空间里。哈里接到赴宴的邀请，高个子罪犯遭到洪水，两人就此被抛出蛰居的单纯生活。两人都被古怪的女人纠缠住，进行危险的冒险。主要的纠葛和诱惑都来自女人，两个男人中的一个接生了一个孩子，一个笨手笨脚地给女人打胎。最后都进帕奇曼监狱。
高个子罪犯显然是传统式英雄，面对洪水和命运施加的种种险情，表现得智勇双全，“做了该做的，对付了该对付的”。尽管如此，他的形象仍觉矮小，主要因为他寻求的平安是空虚，他事奉的信条是单纯。年轻时看侦探杂志，种下一个错误的概念，订了一个愚蠢的计划，提着一盏邮购所的灯笼，拿着武器和手中抢劫火车。
上了侦探小说的当，后来又上了一个他企图以英雄和金钱打动芳心的早熟姑娘的当，感到幻灭、万念俱灰；只念叨着再也别卷入生活，别问津女人。一场洪水把他冲出囿禁的生活后，他表现出令人惊羡的毅力、智谋和勇气。但他仍是一门心思，所以仍回到那个监狱。帕奇曼监狱是他的耶路撒冷，他宁愿蹲在里面过幽禁的生活，一半因为他自从必须这样做，更主要是因为蹲监狱可以逃避自由带来的种种未知数，远离女人的勾引。“女人？”他说，“狗屁！”哈里和高个子罪犯一样，害怕生活和女人，不信任生活和女人。他以医院为圣殿，里面只有生活的声音和风浪的点滴影踪，因此不觉吓人。他在这世外桃源生活了27 年，从未越雷池一步。当他遇见夏洛特时还是童身，只求一天天老样子过下去。然而，除了胆小、被动外，他身上也有渴望，被全身洋溢着渴望的夏洛特一眼识破。她小时候读过许多浪漫的爱情故事，认为爱情应该“永远是蜜月，直到两人中有一个死去”；可是偏偏嫁给了一个平庸的商人。她所追求的正是哈里身上的较好的一面，所缺少的正是销魂蚀骨的壮丽的爱情，藉以超脱庸俗生活。
哈里被抛出安全的幽闭世界后，对自己的激情感到惊讶。复洛特的理想和激情比他大，当然是他跟了她走。两人离开新奥尔良的旅馆，去芝加哥、犹他和密西西比。他有过高个子罪犯那样的深刻怀疑和恐惧，也试验过隐居，如今他不要这一切。
他身上的紧张和小说中的摇摆一样，说明深刻的犹豫。
但是，他在夏洛特的敦促下所作的选择，回忆夏洛特时所坚持的选择，是宁走快乐和痛苦的大路，不走平安稳妥的小道。直到最后，尽管吃足苦头、丧失一切，他仍然相信爱情和痛苦胜过平安、体面和财富。“是的，”他说，“在有悲痛与一无所有之间，我宁愿要悲痛。”知痛才知自怜，失落后才知悔恨。但是他并不以空虚的懊丧来填补生活，也不把监狱当作耶路撒冷。他能忍受监狱不过是因为已经尝遍高个子罪犯借蹲监狱而逃避的种种人生经验。虽然两人异途同归，哈里不是出于自愿，是为爱情而犯下社会不容之罪。
《野棕榈》最终不是一部长篇小说，我们也不知如何形容它才好。福克纳认为是一部统一的著作（他构思高个子罪犯的故事，“仅仅是为了衬托夏洛特和哈里的故事”，因此把两个故事一章隔一章地写）。但这不等于说，他缀合两则故事的试验是成功的。读者多半认为不成功：一方面因为尽管有形式上的联系，两则故事互不相关；一方面因为《老人》没有《野棕榈》那样的不可知论、不如《野棕榈》那样不均衡。但是，至少还要补充两点：第一，尽管形式古怪，两则故事因对照而相映生辉。如果分开，《老人》显得冗长而不足道，《野棕榈》则过于凄戚，令人不忍卒读，乐与悲起落太大。
《野棕榈》的高浓度最好能略加稀释，《老人》的浓度则需要提高。第二，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形式，在于书中的女人，说得确切些，在于其中一个女人。
《老人》中的那个少妇呆滞而无生气，除了高个子罪犯外，谁也不会去理睬她。
夏洛特·里登迈那显然是书中最惊心动魄的角色。是她创造了与哈里共享的爱情，是她主演了两人分担的惨祸。她的需求是奢侈的，她的献身是绝对的。她可以抛弃一切，抛弃了丈夫、子女还不够，竟坚持堕掉腹中的胎儿，一切为了她所谓的“兽欲”，她称自己追求的情欲为兽欲，然而她在情欲中追求的是爱情、她渴望得到爱情。“我对你说过，”她说，“当然我想说的也许永远只是希望。”埃迪·本德伦要而得不到的满足，夏洛特不惜一切地追求。她的梦想中有埃迪喻之为雁和来自“幽冥的朦胧、高亢而野性的”情欲的呼唤，也有交合，以及某种意义上的结婚。
夏洛特当然讨厌礼教，对于心灵结合，无论多么高尚，不感兴趣。成为她生活奇迹的淫欲其实是真正的情欲。她愤怒反抗一切束缚，特别是社会和年龄——爱情的两大敌人。她理想中的交合应完美得超越欲念、平息一切情感和动作。“她不爱我了，”
哈里在一次奉命交配前的一霎那思忖道：“她其实什么都不爱。”夏洛特当然知道偷情的人是随时会被人捉奸的。她和哈里一样担心噩运。哈里预感存大祸临头，“我要出事了”。她渴望能过上由一个个永恒瞬间组成的生活，为自己和哈里寻求这样的瞬间时，显出她灵气风发的线条。
她是福克纳笔下又一个十足女性又略带阳刚之气的女人。这才是完美，不仅是“女性的原则”，是永生爱神阿芙洛狄特的肉身，也是“全能全智的爱应男女合一的倡导者”。
因此，《野棕榈》是一部大起大落的小说，讲故事的策略同样大起大落。
高个子罪犯是个“矮子”，以弃绝来对付各种欲念。哈里虽然超越弃绝而追随夏洛特，理想和勇气仍不如她。他说“她比他好，更像男人”，他配不上她，没能转移她追求纯洁情欲的坚定目标，没能在情欲的彼岸找到高个子罪犯通过弃绝追求的平安、平衡和耶路撒冷。她对哈里说：“不可能是别的，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没有舒适、保险、平安的炼狱。”最后，她的绝对需求和勇气加上哈里的犹豫和沉不住气毁了两人。
《标塔》的人物走的路相仿。舒曼、拉威恩和霍尔姆斯同夏洛特和哈里一样，舍弃世俗平凡的生活，追求冒险。舒曼和夏洛特一样付出了生命，卖艺人对性爱的追求从属于对危险的追求；在夏洛特和哈里身上则性爱至上。
两种追求在二书中都是相互关联的，都导致死亡。哈里预感大祸临头，和乔·克里斯马斯的预感是一回事（“我要出事了”），和夏洛特的最深处的直觉——
“爱即是苦、苦即是爱”——是一回事。夏洛特相信只有爱情值得献身，所以嘲笑妥协，但是她知道挚情追求的天堂总是在伤害的彼岸。
结构已不寻常，对每个主要人物的模棱两可的语气使《野棕榈》更形复杂：既同情又讽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