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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传-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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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他比以前更加果断更加自信了。虽然有几个短篇,如《大亨》直到他去世时还没有刊登出来,他坚持把写出来的大都寄了出去,不因退稿而踌躇。第三,他的短篇开始刊登出来,记录上的40  来篇中有20  篇在这两年内发表。
    第一炮是《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登在《论坛》1930  年4 月号上。
    这是自从《两面派》以来福克纳的短篇第一次出现在重要的杂志上;《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了《节俭》;《美国信使》录用了《荣誉》;继之,《斯克里布纳》在5 月又刊登了《干旱》。后来福克纳开玩笑说,那无数的退稿签条就是他的学艺过程。退稿签条继续收到,但已掺杂着采用通知,有几篇还带来可观的稿费。着眼商业化而构思的作品终于也开始有收益了。像《晚邮报》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节俭》这么简单的故事,福克纳得到750 元稿费,比以前的任何一部长篇小说还多。
    英国即将出版他的作品的消息,以及短篇小说零零星星的成功大大鼓舞了福克纳,他决定购置住宅,他和埃斯特尔都希望有自己的房子,而且都希望有一座气派宏伟的房子。问题当然又是钱。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名门望族留下来的豪华旧宅要价仍然不低。福克纳想出了一个唯一可行的办法:他去找布赖恩特夫妇,他们有一幢南北战争以前建造的大私邸,叫作谢戈格居,但已年久失修。他们如果卖给他,他愿意把房子修葺一番。布赖恩特夫妇在1923  年继承了这所房子以及周围的几英亩土地,但是他们住在科菲维尔附近的一座精美的庄园里。谢戈格居有时有人租用,有时空关着,听其破败下去。
    他们当然不愿坐视其倾圯,但也不等钱用,因此愿意连同4 英亩土地一起出售;所提条件,福克纳觉得尚能应付。房主同意他先付一笔押金,然后长期低息分期付清,将来还可以买下周围更多的土地——贝利树林。
    1930  年6 月,福克纳一家从舒适的公寓迁入新居。房子坐落在一条两旁雪松耸立的蜿蜒的汽车路尽头,方向朝南,白色大圆柱的门廊,十分典雅,一派富丽堂皇的气象;但是几乎不能住人,地板塌陷,屋顶漏雨,没有电,没有水管装置。福克纳决定大加修缮,还要改装现代化设备,把创作也搁在一边了。1930  年整个夏天,他一心扑在房子上,干劲不亚于创作。有些事情,如油漆、糊墙纸、装帘子、美化庭园,埃斯特尔、维多利亚和马尔科姆帮他做;重打屋基、翻修房顶之类的重活还得雇人干;有些活,如装电线、铺管子等等,必须请技工。但有不少活都是他亲自动手,有些则独自一个人干。
    翻修工程进行了好几年。第一年夏天成绩不小。随着工程的进展,帐单越叠越厚。付清欠款将是又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福克纳舍得花时间、舍得用钱。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不仅仅是一个住所。这幢房子、特别是周围的土地,象征逝去岁月的恢复。童年时代,他在屋子周围的树林里做游戏;战后他又去树林里,先带了迪安和朋友们,后来带了一支童子军。但是他寻求的还不止是自己的童年回忆,他要找回家族的历史。在他构筑的家园里,他留出一间房间给考利奶奶。后来他在献给考利奶妈的《去吧,摩西》中追述了她对他一家忠心耿耿,数十年如一日,“不遗余力,不计报酬”,特别是她给了福克纳“无限的热诚和挚爱”。福克纳需要一个佣人领班时,找回了内德·巴尼特大叔。内德大叔侍候过老上校和小上校,一直保持对家族的忠诚,珍惜家族的往昔荣华,依旧穿上长尾礼服、系绸领带,按照老规矩做事有板有眼,庄重体面。内德大叔的到来比考利奶妈更能让人猜到福克纳的追求。他和埃斯特尔快要有自己的孩子了,预产期在3 月。他希望有个女儿,打算以巴玛姑姑——老上校最钟爱的一个孩子——的名字来命名。同时,他要建立一个能令人一望而知其显赫历史的家族,也能使他自己被一致公认为这个家族的核心。福克纳的父亲当时正在建造一所紧贴大宅的小小的砖房;福克纳却在重建一座古老的大厦。恢复一座古老的庄园。他要为新家园起一个合适的名字,最后决定叫作“山楸别业”,因为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称山楸树为和平与安全的象征,是苏格兰特产,而福克纳一向把苏格兰视为他远祖的故乡。
    牛津镇人大都为福克纳的小说而惋惜,但是显然赞许他整修山楸别业的愿望。
    结婚成家进一步加深了初返牛津时产生的印象。1930  年9 月6 日《节俭》在《晚邮报》上发表,进一步保证了他重当牛津名流。《节俭》是一则平铺直叙的战争故事,为福克纳带来的当地人士的赞许远远超过《大理石牧神》和前几部小说的总和。
    写作一些讲水仙女和牧神的诗和讲变态和白痴的长篇,是一回事;写一些能让人在美容院、理发室读的短篇,是另一回事。
    再说,谁都知道《晚邮报》的稿酬高,这么一个短篇就给好几百元,到了9 月就传说这家杂志还要出福克纳的两个短篇呢!其中一篇名《殉葬》,讲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印第安人,故事很精彩。另一篇《杰姆西德院子里的蜥蜴》,写弗莱姆·斯诺普斯的故事。两篇的稿费都高达750 元,内容都是牛津镇的人所能欣赏的。
    福克纳和牛津的亲善关系没能持续很久,比他以前经历过的更加艰辛的日子还在后头。但是在新的矛盾产生以前,福克纳找到另一种方式来表示自己重登社交界。
    当地人上演《伊根下士》——一部讲第一次大战中一个爱尔兰士兵的喜剧,菲尔·斯通的弟弟吉姆饰演主角,伊根的死党、犹太人伊齐·戈尔德斯坦这个滑稽角色由威廉·福克纳扮演。有好几个福克纳的朋友参加演出,但是谁也没想到福克纳也会决定参加。然而伊齐·戈尔德斯坦这一角色既熟悉又陌生,对福克纳很有吸引力,因为它反映了福克纳在牛津的处境。
    福克纳自己说过,他在牛津既觉得舒适自在、又有点拘束。
    与此同时,哈尔·史密斯决定出版《圣殿》,引起牛津人的公愤。他以前说过,出版《圣殿》会使作者和出版者都坐牢;现在他认为这本书可能赚钱,不仅能帮助福克纳还清欠帐,也能挽救财政陷入困境的乔纳森·凯普和哈里森·史密斯出版公司。11  月,史密斯寄来校样,福克纳读后自己也觉得生气。他知道自己写这本书是出于懊丧和愤怒,当然也为了赚钱。使他吃惊的是这些动机暴露得太明显了。作品写得粗俗不堪:“我读了,写得太差了,处理方式也低级。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冲动昭然若揭,从书中每个字都看得出来,所以我说我不能让它出版。”福克纳在写给哈尔·史密斯的信中建议把这部稿子报废,但是史密斯把解决经济困难的希望押在它身上,他需要赚钱,弃之可惜。因此回信说他要出版此书,福克纳回信说,如果要出《圣殿》,必须重新写过。史密斯告诉他说,重写的话,重新排版的费用,福克纳必须承担一半。即使如此,福克纳仍然坚持要重写后才让出版。
    福克纳深知他必须“为这份权利付出代价”,但照旧开始重写起来。他不惜工本,大段大段地重写,然而丝毫没有减少小说中的恐怖和暴力场面——坦波尔遭强奸和诱奸,金鱼眼杀人害命,反而增加了私刑毒打李·古德温一节。删去和修改的部分都是些只与个人有关而与全局关系不大的材料,尤其是霍拉斯·本博这个写诗失败而当上律师的制造花瓶的工人。
    在《坟墓里的旗帜》中,霍拉斯·本博钟情于妹妹娜西莎,虽在《圣殿》中同贝尔·米切尔结婚,但仍然藕断丝连,他的妻子贝尔说,“你和妹妹相爱?书上怎么说来的?叫什么情结?”贝尔的淫欲令他反感,他既怨她性欲太强,又嫌她唾手可得。于是他缩进狂想中去,不仅想他的妹妹娜西莎,还想他的继女小贝尔。乱伦之念对他始终极有魅力,其中奥妙就在于它使贞洁与狂暴的高潮得以调和。在《坟墓里的旗帜》中,霍拉斯坐在娜西莎的床上,陶醉于“把手按在她遮住的膝盖上所引起的那种放肆的宁谧感”。和见了水仙女而想入非非的神话主角一样,他满足于这种狂热的宁静,亲昵的贞洁,它提供他在狂想中制造一种“不容置疑的高潮”所需要的经验依据。在《坟墓里的旗帜》中,他眼看着贝尔的前夫哈里·米切尔抚爱小贝尔,小贝尔则盯住霍拉斯,“那份满面春风的羞涩,令人心醉”。和《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康普生一样,霍拉斯把忍冬花的芳香同良宵、心猿意马、不能完全克制的情欲联想在一起,不过,他的对象不仅是娜西莎和小贝尔,还包括他的母亲。这类意念之强烈,竟使他的梦想比生活更加必要。有时他梦见一些东西神秘而“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有时他梦见日后会有的东西。不过,他总是从半截子经验走向想象中的实现。他想起自己感受到小贝尔的动人魅力时,就回想到“玉米棒的隐约而愤怒的骚动”,又把这些骚动同强奸坦波尔的报道联系起来。然后独自坐着,手捧小贝尔的相片(而不是那只叫作娜西莎的花瓶),仿佛看到继女遭到奸污,“赤条条仰面朝天被捆绑在一辆平板车上,在漆黑的地道里疾驶而去。”《圣殿》修订稿中的霍拉斯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仍然情感错综复杂,茫然若失,继续进行各种各样的错位和替换,继续把乱伦看作情爱的最完美形式。但是,修订稿中霍拉斯的故事大加改动,特别是一些使它成为“弗洛伊德学说”的段落,“研究一个陷于半掩半露的乱伦妄想而不能自拔,以致丧失意志,不能行动、毫无勇气的人”。
    在《圣殿》第一稿中,霍拉斯这条线同坦波尔的主线分庭抗礼;第二稿中,它不是对抗而是引申坦波尔的故事。
    从一个插曲到另一个插曲,霍拉斯看见了一个又一个受金鱼眼的变态和暴力摧残的女人,他企图为李·古德温辩护,虽然用心良苦,但是软弱无力,结果一败涂地。到头来,只好承认恶的普遍存在,也承认自己无能而感到内疚,甚至多少也意识到是种种内在力量,包括他的乱伦狂想,削弱了他的战斗力。
    在《圣殿》的修订稿中,小说成功地表现了这一切而不觉支离破碎。
    福克纳改动了霍拉斯的作用,也改动了娜西莎和小贝尔的作用。她们在《圣殿》第二稿中有着两种重要功能:说明霍拉斯的弱点的由来,也说明对南方妇女的一种看法。后者对于我们理解坦波尔和她的一生至关重要。小贝尔虽然楚楚动人,但更多的是挑逗欲念;虽然大胆,但更多的是愚蠢。她和坦波尔有一些共同之处,包括难以克制的性欲。娜西莎则相反,她体现重名誉、爱体面的品格。她认为性欲的一切表现既可厌又危险,因此始终主张克制。在娜西莎眼里,鲁比·拉玛对李·古德温的忠贞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她居然不结婚就跟人同居。娜西莎的这一判断中,我们不仅看到她崇尚克制,还看到她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社会依靠克制,特别要克制性冲动;绝无可能指望男人有足够的克制力,因此女人必须背上文明的十字架。
    娜西莎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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