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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传-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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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圈其实并不圆满,因为霍拉斯·本博和威廉·福克纳之间至少有一点十分重要的区别。琥珀花瓶代替霍拉斯实有而不准占有的姐妹,福克纳的花瓶则代替一个他从未有过的姐妹。在这层意义上,霍拉斯更接近埃尔默,福克纳更接近《蚊群》中的戈登。埃尔默比霍拉斯胆小,他用“像怀孕的女人身体、又像男人阴茎的两性兼备的”一管管油彩工作,他创造的形象代表他“既害怕又渴求”的东西。
    他既追求又躲避“一个朦胧的形体”,形体的原型是他的妈妈和一个名叫佐爱蒂的姐妹。埃尔默的艺术和霍拉斯的一样,用以在想象中占有那不准他染指,他也害怕与之发生性关系而占有的人。
    霍拉斯以姐妹的名字呼唤琥珀花瓶时,说出了埃尔默藏在心里的话。可是,他和埃尔默一样,以间接占有或思想占有为逃避昆丁的命运的途径,埃尔默和霍拉斯都藉艺术而求得满足,抚慰一种失望而不致带来内疚从而导致另一种失望的满足。
    《蚊群》中戈登的“理想女性”的原型是谁,始终不明,虽然他的艺术显然是为了创造她、占有她。对戈登来说,情欲和审美不可分,对埃尔默和霍拉斯也一样。
    道生·费尔柴尔德说,男人写作总是“为了某个女人”,即使不是“血肉之体”,至少也是“情欲的象征”。反正“是女人”。埃尔默和霍拉斯在艺术中追求一个有实体的人,他们借艺术来满足对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的爱。戈登则以艺术为达到理想的途径。这个理想是什么,始终不明,只知其为女人,只知其代表亨利·詹姆斯所谓的美丽的思与欲的轮回和回避。
    霍拉斯通过艺术表达对一个实有其人的女性的爱,戈登则以短暂地追求一个长得像他意中人雕像的女性来表示他对意中人雕像的爱。霍拉斯是一个失败的二流艺术家,戈登则是献身的艺术家,区别在于戈登把艺术和一生都献给一个完美地存在于思想和想象中的人。
    写完《军饷》、开始《埃尔默》和《蚊群》前不久,在去欧洲途中,福克纳告诉斯普拉林说,他认为爱和死“是世上仅有的无法逃避的两大冲动”,反复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同艺术的关系。霍拉斯称之为娜西莎的琥珀花瓶,他称之为“你这个沉静的、未经糟蹋的新娘”。“有这么一个故事,”福克纳说:“一个罗马老人的床头柜上永远放着一只心爱的第勒尼(4) 古花瓶,他不断亲吻它,把边缘都慢慢磨损了。我也为自己做了一只花瓶,但我知道不可能永远呆在里面,也许躺在床上观赏更好些;肯定这样更好些,因为难免有一天,写作的狂喜消失,愿意写的心情和值得写的东西消失。想想自己死去时能给世人留下些什么固然美好,但是造一个能带着它死去的东西岂不更美好!?”这段话中,花瓶变成了凯蒂和《喧哗与骚动》,变成了他为之创作小说这个宽敞空间的“美人”,变成了她在其中找到表现、保护和私密宁静的小说。花瓶的双重性包含许多内容:艺术家可以退遁其间的避风港或庇荫;他可以献身侍奉的理想女性;死后可以传诸后世的艺术品;至少可以盛放那表现为艺术家的自我的骨灰瓮。如果是一张可以亲吻的嘴,那末嘴就是他在其中找到庇护的世界;如果说是一个可以钻进去的娘胎,那末娘胎便是苦恼的心灵在其中找到暂时庇荫和永久表现的瓮。
    在所有小说中,福克纳对《喧哗与骚动》的情意最深。写作此书不仅重新予以他生活的目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有事做”)和希望(“相信它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也予以他一种“具体的、生理的、但又朦胧而难以描绘的感情”。写作时体验到狂喜,特别是“热切、快乐地相信笔下的白纸不会辜负或破坏他的期待”。《喧哗与骚动》既是一则如福克纳亲口说过的“阴森森的疯狂和仇恨的故事”,写作时又那样呕尽心血,体验到狂喜之说不免令人诧异。但是,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找到了在《蚊群》中希望找到的工作:“组成这个世界的种种司空见惯的偶然——爱、情、生、死、性与愁——以完美的比例合在一起而呈具灿烂永恒的美”。在随后几年中,他一直把这部(他的第四部)小说,说成是伟大的失败、是他的理想的不完美的实现。为了继续努力,追求他那“尽善尽美的梦”,他需要希望,也需要不满足。如果说失败可能把人逼至绝望,成功也可能使人丧失目的。“一本书就足以使人丧失目的,不论你涂了多少字。一本完美的书,就是你要的一只瓮或一个形体。”
    他曾写信给马尔科姆·考利说:“作为个人,(我)希望从历史中除名、取消。”
    他要自己的著作成为他的生命留下的唯一痕迹。这些话既表示希望隐姓埋名,又暗示他同艺术的关系。他认为,真正的他是以不同方式、既朦胧又明确地表现在虚构小说中的自己。在这层不寻常的意义上,他的小说带有深刻的自传性质。他的一个兄弟曾经写道:“我看从来没有人像比尔那样把自己和著作等同起来……有时简直分辨不出哪一个是比尔,是他本人,哪一个是小说中人。然而,你确知二者是同一个人,是不可分割的一体。”福克纳知道,人物、“那些阴影般、但是栩栩如生的形体”正是探索、投射和表现他的公开生活和私生活的媒体。至少有过一次,他动情地问,究竟是他“创造了小说中的世界,还是小说中的世界创造了我”。
    间接的媒体和间接的表现,同不完美的成功一样,意味局部的完成,包含几种涵义。福克纳需要从侧面写凯蒂,需要把这部小说称作一系列半途而废的不完美的行动,使它同整个复合体挂钧。他介绍《喧哗与骚动》时说的话,一半是对认识论的赞美,一半是承认美是难得的;值得一睹、值得认识、值得一写的东西决不能直接或充分地让人见、识、写。但是,强调间接和不完美也是一种策略,籍以走近禁区、说禁说的话和做危险的事。对埃尔默·霍奇来说,他的姐妹佐爱蒂和她身后的“朦胧的女人、朦胧的母亲”就是“他思想深处的朦胧的形体”,是他既害怕又渴求的一切东西的核心。由于“做那唯一能令人满足的行为”不仅有危险而且遭禁止,因此既不能成为他的目的,又必须成为他的目的。埃尔默的生活和艺术成了粗陋的模拟手段。《喧哗与骚动》则相反,不仅是揭露的艺术也是隐藏的艺术,是延宕、回避和取消的艺术,特别在涉及凯蒂之处。予以她表现机会的作品同时也予以她庇荫、甚至私密性。福克纳认为从侧面写不仅更富激情,还给他更广阔的天地。对他来说,欲念和犹豫几乎触及一切,使他的想象既是影射又如幻觉,使他的艺术突出地成为推论和猜测的艺术。
    在《坟墓里的旗帜》中,福克纳巧妙地掌握素材,加以拆开重建。在《喧哗与骚动》中,他掌握童年时期的痛苦和遭窒息的爱、童年的失落和空缺、遭禁止的欲望和需要。在《喧哗与骚动》中看到的失落是由于父母的懦弱和不称职、父母的冷酷、谴责和弃绝。作者在迪尔西这个人物身上再创造他从小求得依靠的爱之港,在凯蒂身上创造了他渴求的爱之港;前者是纯粹的母性,后者是奇怪的混合。在他从未有过的姐妹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姐妹,也是母亲(她对本吉扮演母亲的角色),也是情人(禁止实现的一种可能)。小说的中心人物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就像福克纳写作时体会的感情一样,是“具体的、生理的也是朦胧的”。即使在走近她时,也不得不躲避她,在揭示她时不得不隐藏她。作者在凯蒂身上创造了一个与她的生活世界完全吻合的人物:她和《喧哗与骚动》一样,既是向后看和逃避的产物,又超越了向后看和逃避。
    1928  年9 月,福克纳已完成《喧哗与骚动》的初稿,开始打字。满心以为自己的书“再也不会出版”,所以不打算交给出版商,他要自己装订。9 月末,收到一纸《萨托里斯》的出版合同。被利弗赖特退稿的那部小说,哈库特布雷斯公司准备出版,至少出其中的一部分。福克纳当即打点《喧哗与骚动》的初稿和未完成的打字稿,前往纽约。他有一笔预支稿费300 元可以过日子;他有莱尔·萨克森、比尔·斯普拉林和本·沃森等朋友家可以去拜访;在纽约和牛津一样可以修改和打字。
    他在莱尔·萨克森的公寓里住了几天;后来自己租了一个房间,可以工作。本·沃森删改《坟墓里的旗帜》时,他修改《喧哗与骚动》。他平时修改已很认真,这部书更是全力以赴。有时朋友们一连几天看不见他的人影。
    修改时,专注和深情丝毫不衰。后来说:“我干得太卖力了,甚至怀疑自己会不会把不该写的也写了进去。”这也说明他对出版萌生了希望。虽然如此,他对自己的朋友们仍说没有把握,不想再抱什么希望,免得再失望。他写信给巴玛姑姑说:“这是我读过的书中最糟糕的一本,恐怕再过10  年也不会有人愿意出版。”然而,从他的修改,显然看出他在努力提高小说的可接受性,不一味追求合自己的口味。他增加了斜体字段落,表示时间上的跳越;增加了一些补充说明的段落;把过门和影射点得更清楚。
    修改完毕,福克纳在打字稿上注明日期“1928  年10  月于纽约”,然后交给本·沃森。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紧张而满意的劳动。后来他说:“我写《喧哗与骚动》可谓呕心沥血。”起先他很兴奋,对本·沃森说:“朋友,你读读这部稿子,真他妈的(不错)。”但是,他久已知道,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沮丧和死寂、后悔和内疚;第二天“醒来时感觉百无聊赖”。写《喧哗与骚动》不止是一次深入想象王国之旋,也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心;再要从中走出来,几无可能。他害怕辛苦到达的终点,害怕“切断供应,堵塞源泉”。
    也许像普鲁斯特(5) 和里尔克(6) 一样,福克纳知道“大功告成的感激”意味着沉默,也许不止是沉默,还有退稿和惩罚。其后日子里的所作所为也确实给他带来了沉默和惩罚。
    朋友们习惯了他的工作方式,因此不注意他是否露面。一天晚上,两个朋友,吉姆·迪瓦恩和雷恩·斯凯尔斯,路过他的住所,发现他人事不省地躺在地上,身旁撒满了空酒瓶。他们把这病弱人带回家去,加以护理。这类事到他晚年屡有发生,有时几乎无缘无故,有时由于接到痛苦的任务或者处境不愉快,多半发生在长时间写作以后。《蚊群》中有一个人物说过,人们寻求并找到的“无限幸福……要靠酒精之类的外在媒介”。福克纳的醉乡之旅未必产生如此奇效,但是他显然需要酒精。
    小说的结束往往带来世界的末日,世界的末日意味着最后审判;因此他需要并寻求一个缓冲。
    他可以重新提笔以后,在迪瓦恩、斯凯尔斯和另一个朋友三人合租的公寓里住了几天,搬出去同一个画家雷恩·克伦普同住,他已过够了孤独的生活。二人同在公寓里工作,都很勤快,一个作画,一个写书。福克纳对《喧哗与骚动》的前途始终感到忐忑不安。好在利弗赖特已同他解约,哈库特布雷斯已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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