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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色神甫长袍（4）
我向您保证，这真的很棒：说得上是一幅培根的画。在我父母家的厕所里，一直挂着一幅培根的画作，画中画的是一个正在上厕所的人，样子看起来很挣扎，没有什么特别而吸引人的地方，而这就是培根画作的格调。我有时会去想，解手时总能看到这幅画，难道不会影响到方便时的从容与安静吗？不过还好，在这里，每个人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马桶，因此我从来都没有抱怨过。但是当看到戴安娜·巴多瓦兹扭到了脚踝，却仿佛全身都脱了臼，她的膝盖、胳膊，以及头部，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角度，而最独特的是她的马尾辫子却是处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的景象时，这立刻让我想起培根的画。就在那短短的时间里，她就像是一个断线的木偶，身体肢解得走了形，也就在那千分之一秒的瞬间（因为整个过程发生得太快，可是我现在很注意人体运动，所以在我眼中动作都是放慢的），戴安娜就像是培根画作中的人物，这也使我明白，原来这么多年以来一直留在厕所当中的这个东西只是为了让我去很好地欣赏这一奇特的动作。接着，戴安娜跌到了两条狗的身上，而这使得一切都变得迎刃而解，雅典娜被压在下面，从而也逃脱出涅普顿的魔爪，而另一边的安娜依莲娜就更是手足无措了，一边想要帮戴安娜一把，一边想方设法地把她的宝贝狗从好色怪物涅普顿的下面拯救出来。而涅普顿这个家伙，对女主人的大声喊叫和痛苦状完全无动于衷，还在继续往它的玫瑰牛排方向靠近，但正在这时，米歇尔太太从小屋走了出来，而我也抓住了涅普顿的链子，带它远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可怜的涅普顿，它真的很失望。它坐下来，开始舔起自己的生殖器，嘴里还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这更增加了戴安娜的失望感。这时，米歇尔太太给紧急救护中心打电话，因为戴安娜的脚踝肿得像个西瓜。接下来，米歇尔太太又把涅普顿带到了她那里，安娜依莲娜·默里斯则陪在戴安娜身边。而我，回到了家，心里一直在想：没错，这真的是一幅培根的画作，这是否值得让我继续活下去呢？
我觉得还不能：因为涅普顿不仅没有得到她的点心，而且连散步都不可能了。
现代精英的先知
8。 现代精英的先知
今天早上听着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竟然惊奇地发现自己并不如自己原先认为的那样。直到现在，使我产生对文化的广泛兴趣的归结于我无产阶级自学者的处境。正如我所提到过的，只要有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我便会将生命中的每一分钟用于读书、看电影和听音乐。可是这种对文化产物的痴狂对我来说似乎犯了一个品味上的错误，就是将名著和其他不为人知的作品兼收并蓄。
尽管在图书的选择上会很杂，但也许我在阅读的领域兴趣并不是很广。我看的书籍是关于历史、哲学、经济、政治、社会、心理、教育、心理分析等方面的，当然还有文学。历史是我感兴趣的，而文学占据了我的一生。我的猫叫列夫，因为那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字，我的前一只猫叫唐戈，因为那是法布里斯·戴尔司汤达的小说《帕玛修道院》的主人公。－－译注的姓，我的第一只猫叫卡列尼娜，因为那是安娜的姓，但是我只叫她卡列，那是为了提防有人戳穿我的秘密。当然，除了对司汤达的作品有特殊的偏爱之外，我更倾向于1910年之前的俄国文学，我自认为曾痴迷地读过许多世界文学名著。要是人们好好想想就会想到像我这样一个乡下女人，一辈子都只会在格勒内勒街七号当门房。人们本应该想到，在这种命运下的人只会看芭芭拉·卡特兰德芭芭拉·卡特兰德（Barbara Cartland，1901…2000），英国言情小说家。－－译注写的书。我确实对侦探小说有无法自制的爱好冲动－－但是我却把我读的小说当作是一种上游文学。某些时候，放下康奈利康奈利（Michael Connelly，1956…），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家，畅销作家，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最喜欢的推理小说家。其代表作是曾获得爱伦·坡奖的最佳处女作奖的《黑色回声》，以及具有阴郁风格的《诗人》。－－译注或是曼凯尔曼凯尔（Henning Mankell，1948…），欧洲推理小说大师。他的《韦尔德探案》系列推理小说风靡世界各地，其中《无脸杀手》曾获1991年瑞典犯罪小说奖和斯堪的纳维亚犯罪小说作家协会奖，《死亡错步》则荣获2001年英国犯罪小说作家协会“金匕首奖”，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三十多种语言。－－译注的小说去给贝尔纳·格勒利耶或是萨比娜·帕利埃开门，都是件极为痛苦的事情。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与反狙击小队、爵士乐爱好者、警察哈里·博斯哈里·博斯是康奈利系列侦探小说中的主人公。－－译注的想法并不吻合，尤其是当她们问我：
“怎么垃圾的臭味都飘到院子里啦？”
贝尔纳·格勒利耶和古老的银行世家的女继承者会为同样平淡无奇的事情感到忧虑，而且两人都不约而同地不懂得疑问句中动词前人称代词的使用，这使得我对人性产生了新的思考。
电影方面，跟看书正好相反，我的兴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我喜欢看美国大片和作家派文艺片。其实，我长时期陶醉于美国或是英国娱乐电影，当然也有某些严肃题材的艺术电影，那得用美学的眼光去审视，而用情感的眼光只能欣赏娱乐电影。格林纳威格林纳威（Greenaway，1942…），英国威尔士前卫导演，被公认为最具野心且具争议性的导演。主要作品有：《情欲色香味》、《八又二分之一女人》、《枕边禁书》。－－译注的电影令我折服，令我饶有兴趣，当然也会令我呵欠连天，而每当看到邦妮·布鲁美国导演维克多·弗莱明（Victor Fleming，1889…1949）执导的影片《乱世佳人》中的人物。－－译注夭折后，麦丽和嬷嬷爬到白瑞德家楼梯上的镜头，我都会哭得像个吸水海绵，而《银翼杀手》美国导演雷德利·斯科特（Riddey Scott，1937…）导演的影片。－－译注则是美国商业系列片中的佼佼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认为有一种必然性，那就是第七艺术，画面优美，内容震撼，但却枯燥乏味；而商业电影即便庸俗肤浅，但却甚得人心，感人至深。
对了，例如今天，一想到买给自己的礼物就会坐立不安。虽是长期的忍耐，但终究是满足了自己推迟已久的重看1989年圣诞节时就看过的电影的愿望。
红十月号（1）
9。 红 十 月 号
1989年圣诞节的时候，吕西安病得厉害，我们尚不知死神何时会降临，并被病兆的必然性，以及我们自己所羁绊，彼此之间被这种无形的镣铐所束缚。当疾病进入一个家庭时，它不仅仅是控制了病人的身躯，而且还在每个人心中编织出一张阴暗的埋葬希望的大网。这样一张如蛛网般轻薄的丝线将我们的计划和呼吸缠绕在一起，疾病，日复一日，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当我从外面回来，便会有种进入到地下墓室的感觉，我总会感到浑身发冷，那是一种无法平复的阴冷感觉，直到吕西安病逝前的最后几天，当我睡在他的身边，仿佛感到他将我的体热慢慢地吸走。
疾病是在1988年春天诊断出来的。这场整整折磨了他十七个月的疾病，最终在圣诞前夜夺走了他的生命。老默里斯夫人向居民发起一项募捐，人们把漂亮的花圈放在我的门房前面，上面系着一条没有任何署名的带子，唯有她来参加了我丈夫的葬礼。她曾是一位虔诚、冷漠、傲慢的太太，但是在她严厉并有些粗暴的外表下却隐藏着某些真实的东西，在吕西安死后一年，她便接着去世了，我常常会想，她是这样一个好人，我可能会想念她吧，尽管十五年来，我们彼此从未讲过一句话。
“她到最后都没能让她的儿媳妇消停，愿主保佑她安息，她是个好人。”曼努埃拉又说道－－她对小默里斯太太有着拉辛式的厌恶－－这句话可作为葬礼的悼词。
除了科尔纳利娅·默里斯，除了她的面纱和念珠，吕西安的病痛对别人来说是不值一提的，或许是因为生命的微不足道，以及丧失金钱和交际的氧气。富人们似乎认为这类小人物是无法体会到强烈的人类情感的，而且也是特别的冷漠无情。既然我们只是门房，死亡对我们来说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这对富人来说，便成了极不公平的事情。一个过世的门房，只是日常生活中一个小小的空洞，这种生理的必然是不需要和悲剧联系到一起的，对于每天在楼梯或者是在门房室门口和他相遇的房主们，吕西安只是一个回到他从来没有到过的一种虚无当中的不存在体而已；或是一只动物，因为他只是一个残存的生命，既无奢华排场，也无谋生伎俩，毫无疑问，在死时也应该只体会到劣等的反抗。和每个人一样，我们忍受痛苦的折磨，随着痛苦慢慢侵蚀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灵也会被盛怒所压抑，在一片死亡所带来的恐惧之中，我们慢慢地分解腐烂，而这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任何一位房主。
一天早上，那是圣诞节前的三个星期，我提着装有萝卜和为猫咪准备的牛肺的草制提包回到家中，见到吕西安穿戴整齐，看样子是准备出去。他甚至还戴上了围巾，站着正在等我。我看着这个因从卧室走到厨房而体力不支、面无血色的他，看着这个几星期以来都没能脱掉在我看来如同丧服般睡衣的他，今天却反常得很，他双目明亮，模样顽皮，冬大衣的领子被拉起，遮住了红得出奇的面颊，他反常的样子使我几乎晕厥过去。
“吕西安！”我惊呼道，并快步冲到他跟前，撑住他，扶他坐下，为他脱下衣服，而且我还知道，疾病教会了我这些过去从来都不会的动作，在最近这段时间里，这些动作竟然变成了我唯一会做的事情，我把提包放下，搂住他，让他紧紧地靠着我，还有好多好多，此时我已开始喘着粗气，心脏奇怪地膨胀着，便站着歇了歇。
“时间刚好，”吕西安对我说道，“电影是一点开始。”
在电影院大厅的高温下，我几乎落泪，我从未有过如此这般的幸福，这是好几个月来第一次我握着他温热的手。我知道只有出乎预料的力量之汇聚才能将他从床上扶起来，并有力气给他穿上衣服，期盼着出门，渴望再次享受这种夫妻间共处的快乐，而我也知道这是他时日不多的征兆，是生命终结前的回光返照，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并不重要，我只是想要享受这难得的时刻，这挣脱疾病枷锁的时刻，这两双手紧握的时刻，这令彼此都感到快乐的令人震撼的时刻，因为，感谢老天爷，这是一部我们俩都能分享快乐的电影。
我觉得他在电影结束后就过世了。虽然他的身体又撑了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