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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墨家的开山祖是墨翟。考察一下儒家之道流传下来而墨家之法废弃不用的原因，是因为儒家的道理可行，而墨家的主张难从。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墨家主张薄葬而又信奉鬼神，道理互相矛盾违背了实际情况，当然难以顺从。矛盾到何种程度呢？假如鬼不是死人的精神变的，即使尊崇它，它也不会知道。现在墨家认为鬼确实是死人的精神变的，优厚死人的精神而薄待死人的尸体，这是对死人的精神优厚而对死人的尸体薄待啊。薄厚不相称，表里不一致，那么鬼就会生气而降下灾祸，即使尊崇精神变的鬼，鬼最终也会因为薄待了尸体而怀恨。人之常情是想往优厚而憎恶薄待，鬼神的心也同样如此。采用墨子的主张，侍奉鬼而祈求福，恐怕福极少来而祸反而常来了。以一种情况来推论其它各种情况，墨家的主张，大都属于此类自相矛盾的情况。所以墨家的主张废弃而不流传，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原文】
83·2《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诸家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时，陈元、范叔上书连属（11），条事是非（12），《左氏》遂立。范叔寻因罪罢。元、叔天下极才，讲论是非，有余力矣。陈元言讷（13），范叔章诎（14），《左氏》得实，明矣。言多怪（15），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返也（16）。《吕氏春秋》亦如此焉。《国语》（17），《左氏》之外传也（18）。《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19）。
【注释】
《春秋左氏传》出于孔壁，本书《佚文篇》说同，恐非事实。
孝武皇帝：汉武帝。本书《正说篇》作“景帝时”。有关史书记载亦互有出入。穀梁寘（hì志）：即穀梁赤。胡毋氏：胡毋是复姓，这里指胡毋子都，汉景帝时，因精通《春秋公羊传》，当过博士。《汉书·儒林传》：“胡毋生，字子卿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
《礼记》：是汉儒解释《礼经》（即流传至今的《仪礼》）的一部著作，因为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所以王充说它“造于孔子之堂”，有掌握孔子的思想已达到登堂入室地步的含意。二书：指《礼记》和《史记》。
不相合：指与《礼记》、《史记》不相符合。
诸家：指《左传》之外的其他解释《春秋》的各家。
远不如近，闻不如见：《左传》杜预疏引《严氏春秋》引《观周篇》：“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太平御览》卷六一六引桓谭《新论》：“刘子政、子骏、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诵读。”
光武皇帝：汉光武帝刘秀。
（11）陈元：汉光武帝时曾任郎官。范叔：应为“范升”，下并同。范升：汉光武帝时曾任议郎，博士。陈元与范升议立《左氏》博士事，并见《后汉书》本传。
（12）事：这里指立《左传》博士一事。《左传》只在西汉末和新莽时立过博士。新莽灭亡后，《左传》博士也被废除。汉光武帝，又议立《左传》博士，陈元很赞成，而范升则极力反对，两人接连上书朝廷，辩论是非。
（13）讷：疑当作“纳”，形近而误。陈元言纳：《后汉书·陈元传》：“建武初，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诣阙上疏争之。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事，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
（14）诎：同“黜”。排斥，摒弃。
（15）言多怪：指《左传》中记有许多关于占卜、占梦的事。
（16）返：疑当力“反”。涉违字而误。不语怪力：见《论语·述而》，全文是“子不语怪、力、乱、神”。
（17）《国语》：相传为左丘明著的一部国别史，内容以记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各国贵族官吏、政客的言论为主。
（18）《左氏》之外传：相传《左传》和《国语》都是左丘明所著，前者被认为是解释儒家经书《春秋》的，所以又称《春秋内传》，后者被认为是补《左传》之不足的，所以又称《春秋外传》。
（19）实书：疑当作“宝书”，古称良史为宝书。
【译文】
《春秋左氏传》，大约是出现于孔子住宅的墙壁中。汉武帝时，鲁共王拆除孔子的教授堂用来修建宫室，得到失传的《春秋》三十篇，这就是《左氏传》。公羊高、谷梁置、胡毋氏都讲解《春秋》，各立门户，自成一家，只有《左氏传》比较接近《春秋》的本意。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礼记》出于孔子后学者之手，太史公是汉代通晓古今的人，左氏的说法与《礼记》和《史记》是相合的，而公羊高、谷梁置、胡毋氏的说法则与这两部书不符合。再说其他各家距孔子的时代较远，时代相距远的不如近的，传闻的不如亲眼所见到的。刘子政欣赏《左氏》，他的童仆妻子都能诵读《左传》。汉光武帝的时候，陈元、范升接连不断地上书，陈述立《左传》博士一事的是非，于是《左传》博士就设立了。不久范升由于犯罪而罢了官。陈元、范升是天下最上等的人才，辩论是非，力量绰绰有余。陈元的建议被采纳，范升的奏章被否定，《左氏传》符合《春秋》的本意，这就很清楚了。《左传》记了许多怪事，稍为与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相违背。《吕氏春秋》也是这种情况。《国语》是《左氏传》的外传。《左氏传》解释《春秋》经，辞语还比较简略，所以又选取《国语》的辞语去充实。这样说来，《左传》和《国语》是世间儒生的两本宝贵的书籍。
【原文】
83·3公孙龙著《坚白》之论，析言剖辞，务折曲之言，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齐有三邹衍之书，瀇洋无涯，其文少验，多惊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纵，无实是之验；华虚夸诞，无审察之实。商鞅相秦，作《耕战》之术。管仲相齐，造《轻重》之篇。富民丰国，强主弱敌，公赏罚，与邹衍之书并言，而太史公两纪，世人疑惑，不知所从。案张仪与苏秦同时，苏秦之死，仪固知之。仪知各审，宜从仪言，以定其实，而说不明，两传其文。东海张商亦作列传（11），岂《苏秦》商之所为邪（12）？何文相违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13），自黄帝转相生（14），不更禀气于天（15）。作《殷本纪》（16），言契母简狄浴于川，遇玄鸟坠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纪》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17），见大人迹，履之则妊身，生后稷焉，夫观《世表》，则契与后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玄鸟、大人之精气也。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记不别。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玄鸟之卵；出于野，履大人之迹，违尊贵之节，误是非之言也。
【注释】
公孙龙（约前320～前240年）：战国后期名辩思想家（逻辑学家），字子秉，赵国人，比惠施稍后。曾说燕昭王、赵宣惠王偃兵，被平原君奉为上客，鼓吹“名辩”。在思维逻辑上，其基本命题为“别同异”，着眼于“别”而不在于“合”。从严格区别事物共性和个性出发，把“同”与“异”的矛盾绝对化。认为思维中的一切属性可以脱离本质而存在，从而提出了“离坚白”、“白马非马”等命题。著有《公孙龙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十四篇，宋代时已亡七八篇，今存六篇凡一千九百余字。《坚白》：《公孙龙子》中的一篇。
较：通“校”。考校，研讨。
三邹衍：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当作“三邹子”。三邹子：指邹忌，邹衍、邹姡В际瞧牍恕Ｗ藜稍纹胪醯南啵胱扪堋⒆迠＇都是阴阳五行家。
瀇（wǎng往）洋：汪洋。
《耕战》：指《商君书》中的《耕战篇》，今传本作《农战》。
《轻重》：指《管子》中的《轻重》甲乙等篇。
邹衍之书：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邹衍的著作有《邹子》、《邹子终始》，今皆佚失。据文意，此文疑当作“与公孙龙、邹衍之书不可并言，而太史公两纪”。“公赏罚”为“公孙龙”之误，又误夺在“与”字上，脱“不可”二字。
张仪：参见11·3注。苏秦参见11·3注。
各：疑当为“秦”之误字。
两传其文：指司马迁在《史记》中保存了有关苏秦之死的两种说法。《苏秦列传》说苏秦在齐当客卿，齐国大夫同他争宠，派人把他刺死。《张仪列传》说，苏秦在齐做官，与燕国通谋破齐，事情败露后，被齐王车裂而死。
（11）东海：郡名，在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张商：汉无张商补《史记》者，“张商”当作“冯商”。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续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又据《汉书·艺文志·春秋家》记载，汉成帝时，有长安人冯商曾奉命续《史记》。据此，则当作“冯商”无疑。
（12）《苏秦》：指《史记》中的《苏秦列传》。
（13）《三代世表》：《史记》中的一篇，记载从黄帝到西周厉王时代的世系。（14）转相生：辗转相生，一代生一代。
（15）不更禀气于天：意思是并非另外从天承受某种神怪之物的精气而出生的。（16）《殷本纪》：《史记》中的一篇，记述商王朝的世系和大事。
（17）《周本纪》：《史记》中的一篇，记述周王朝的世系和大事。
【译文】
公孙龙写《坚白》之论，剖析言辞，致力于语句的曲折，没有在道理上进行探讨，对于治国毫无益处。齐国有三邹子的著作，内容似汪洋而无边际，书中言辞少有证据，却多有惊人耳目的言论。考察具有大才的人，大都夸张狂妄，没有真实正确的验证；浮华虚妄夸大荒诞，没有详细明察的内容。商鞅辅佐秦国，写了《耕战篇》；管仲辅佐齐国，写了《轻重篇》。他们的著作有益于使老百姓富足使国家强盛，使君王自强敌人削弱，公孙龙与邹衍的书不能与它们并称，而太史公把它们一起记载下来，让世人感到疑惑，不知道依从什么。考察张仪和苏秦处在同一时代，关于苏秦的死，张仪本来是知道的。张仪了解苏秦的情况很清楚，应该依照张仪的说法，来确定他死亡的真实情况，而《史记》的说法却不明确，记载了有关苏秦之死的两种说法。东海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