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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的斗争，辛勤的劳作，再加上家庭生活的磨难，使莫里哀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大约在１６６５年间，他就得了肺病。１６６７年春，大病一场，几乎丧命。经过几个月的调养，虽然恢复了健康，他的体质却已相当虚弱，经常只能靠牛奶来维持生命。
灾难和病魔并没有消磨莫里哀的斗志，他始终不忘《伪君子》这一个战斗性最强的剧本。１６６７年７月，莫里哀病愈，刚刚回到剧团，就立刻着手争取《伪君子》重新上演。那时，王太后已经死去，反动势力少了一个得力的后台。莫里哀认为这是一个有利的时机，便向国王提出撤销禁令的请求。１６６７年５月间，路易十四率军去北方打仗之前，曾给以口头莫里哀传 ？６８？上的应允。莫里哀和他的剧团便立即忙碌起来，这时莫里哀从书橱里取出《伪君子》的手稿，开始修改。首先他把达尔丢夫改名为巴纽夫，接着给巴纽夫脱去僧侣的外衣，使他变成一个世俗的人。然后，莫里哀又删去许多引自经文的句子，极力设法把那些过于尖锐的地方改得平缓些，而且在结局上很下功夫。
这个结局是很精彩的。当骗子达尔丢夫，也就是巴纽夫击败了一个个诚实的人，稳操胜券的时候，当人们似乎已无法逃出他的手掌心的时候，终究出现了转机，万能的国王解救了人们。他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抓获了恶棍，这表明只要有国王在，忠诚正直的人们就完全可以安居乐业，任何骗子都逃不过国王像鹰一样锐利无比的目光。光荣归于国王。
８月５日 ，《伪君子》在王宫剧场正式上演。演出那天，剧院门口挤得人山人海。演出非常成功，博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莫里哀对剧本的苦心修改是为了争取公演，并没有削弱原作的战斗力，更没有改变它揭露教会的实质。因此，贵族、教会势力是决不甘心让他在巴黎公演的。
演出的第二天，剧院里照样挤满了观众，剧团作好一切开演的准备，舞台上的大灯也已点亮。突然，一队警察闯进剧院，宣布巴黎最高法院院长的禁令。原来国王出征之后，由最高法院院长代理国事，他便莫里哀传 ？６９？趁此方便，下令禁演《伪君子》。 警察进到剧场后，把观众统统赶走，然后封闭大门，由他们把守。一时间，剧场空空荡荡，门外墙上贴着的海报被撕得七零八落。《伪君子》的公演又遭厄运。
莫里哀当即派人去最高法院交涉，这当然是毫无成效的。 莫里哀为他的任何一个剧本， 从没有像对《伪君子》这样顽强地奋争过。他叫来他可靠的同志、学生和朋友格拉兰日和拉里利埃先生，要求他们去找一辆邮车，飞快驶往佛兰德尔，国王的大本营，第二次上书国王（《第二陈情表》）。 他向国王陈述了自己对剧本进行修改后上演，仍然遭到禁止的情况 ：“我把戏名改成《伪君子》， 把人物改成交际家装饰，然而并不见成效；我让他戴一顶小毡帽，留长头发，挽大领巾，配一把宝剑，礼服镶了花边，有几个地方做了修改，凡我认为有可能给人以轻微借口的东西，我都小心删掉，但是统统不起作用 ”，因此他请求国王支持。他还声明 ：“如果达尔丢夫之流得逞，那我就无须再想写喜剧了。”
路易十四接到莫里哀的陈情表，见到双方态度都是这样的强硬，不敢明确表态。他考虑到太后虽死，贵族、教会方面的反对势力还是不可忽视，于是推托等他回京后再来审查剧本，把事情拖了下来。
从以上种种事实来看，路易十四在一般情况下，莫里哀传 ？７０？是莫里哀及其喜剧的“支持者和庇护者 ”，但在关键时刻，他就改变了态度。在此之前，无论莫里哀对僧侣、贵族，还是对资产阶级的打击，路易十四似乎都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不予理会，甚至俨然像“一个正人君子 ”，假装维护公理，不时给莫里哀以支持。更重要的是，对路易十四来说，他进行统治的两大支柱——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任何一方面的过分强大都会削弱对方，这是对他极为不利的。因此，为了维护王权必须运用纵横如意的策略，使双方力量保持平衡。而莫里哀对这些阶级的抨击，正适应这种策略的需要。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抨击只有在一定限度内才被允许的。当路易十四认为有动摇王权基础的危险时，他那种大封建主的最高代理人的原形就毕露了。《伪君子》的演出既然激怒了整个僧侣贵族阶级，莫里哀又怎能得到路易十四的同情和支持呢？后来，仅仅由于他和宗教妥协成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才准许《伪君子》和观众见面。
请愿者怏怏而归，巴黎方面的情况已更加紧急。８月１１日， 巴黎大主教在教区里张贴告示， 攻击《伪君子》，全巴黎都在拜读巴黎大主教的告示：“据行政监事官报告：于本月５日，星期五，市内一剧院公演了取名《伪君子》的最危险的喜剧，该剧对宗教十分有害，它借口谴责伪善和伪装的虔诚，却为谴责莫里哀传 ？７１？所有真正笃信宗教的人提供了口实。……”巴黎的人们惊叹不已，争相阅读告示，莫里哀的论敌欣喜若狂。大主教深知对宗教虔诚的亵渎有多么危险，不但禁止《伪君子》演出，同样禁止当众或在某些私人集会上公开朗读或去听这个喜剧的朗读，凡违反者一律开除教籍。这纸告示的分量有多重，即使最天真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巴黎人都很清楚，《伪君子》 的官司打输了。这一下断绝了《伪君子》与群众接触的一切可能。敌人的手段又毒又狠，莫里哀气恨交加，大病一场。王宫剧场也有整整七个星期停止了演出。可是，不服输的莫里哀还想再努力一次，为自己心爱的作品争一条出路。
１６６７年年底，莫里哀重新开始写作。他始终认为自己精心创作的《伪君子》是他最成功的作品。这一出戏不能公演，他是决不肯善罢甘休的。１６６９年１月，路易十四与罗马教皇克雷曼九世决定缔结“教会和平条约 ”，教派纠纷暂时平息下来，宗教迫害也不能不有所收敛。莫里哀看准了这个时机，第三次向路易十四递交陈情表，请求撤销禁演《伪君子》的成命。路易十四批准了他的请求。１６６９年２月５日，也就是“ 教会和平条约 ”签字的当天晚上，《伪君子》终于正式公演了。
这次公演时，莫里哀索性取消第二稿中的修改，莫里哀传 ？７２？恢复了原样，主人公又叫达尔丢夫，剧名改为《达尔丢夫或伪君子》， 只是达尔丢夫的装束用了世俗的打扮而不穿僧侣黑袍。
１６６９年２月５日，《伪君子》 被禁后的第一次正式演出，如果仅仅说这出戏获得了成功，是很不够的。《伪君子》 的首场演出已成为巴黎戏剧界的一件大事，票房收入达到了从所未有的惊人数字——２８６０里佛尔。公演的第一天，无数观众涌进剧院，都想看一看这出早已闻名的好戏，结果挤破了剧院的大门。演出一直继续到复活节，真是盛况空前。
《伪君子》在演出季节共上演了３７场，因此当演出季节结束算账时，情况一目了然 ：《吝啬鬼》收入１５０００里佛尔，《恨世者》２０００，皮埃尔？高乃依的《罗多古娜》才８８里佛尔，而《伪君子》竟收入４５０００里佛尔。
从《伪君子》初稿的创作，到１６６９年《伪君子》全剧正式公演，莫里哀经过了五年的艰苦奋斗。这五年的斗争，构成了莫里哀一生反封建反教会斗争史上最精彩的篇章。
嘲弄贵族的《唐璜》
１７世纪法国专制制度的另一个主要支柱，即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所谓的第二等级）， 也是莫里哀喜剧的锋芒所向。 当时， 由于贵族不能经营工商业莫里哀传 ？７３？（国王指定他们只能在军队中服役）， 只靠世袭领地的农民的年贡来维持奢侈放荡的生活，否则就被开除出高等阶层。这时，黄金大量从新大陆涌入欧洲，币值不断跌落，使他们从农民那儿剥削来的金钱根本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大多数贵族倾家荡产了，但是，他们从来就过的是纸醉金迷的生活，又要维持贵族的排场和声势。因而，破落的贵族在穷困潦倒之际，只得出卖祖业，有的甚至流为盗匪。随着专制王权的巩固，有一批贵族投靠国王，到宫廷谋个一官半职，专吃俸禄。据说，麋集在路易十四宫廷里的贵人就有６０００之多。这种人以侍奉国王为职业，以讨取国王的欢心为能事，对上阿谀奉迎，对下作威作福。外省的贵族则是日暮穷途，连挎篮子赶集的也大有人在。这样，他们除了侍奉国王，向王室摇尾乞怜外，唯一的办法就是为非作歹、招摇撞骗、掠夺劳苦大众。因此，莫里哀对他们的讽刺也毫不留情。
《伪君子》被禁期间，莫里哀一方面努力争取开禁，另一方面，他又开辟新的阵地，写出了一系列尖锐有力的社会讽刺喜剧，向封建势力开火。
１６６５年２月，莫里哀创作演出了《唐璜，或石宴》， １６６６年６月，又再接再励，上演了《恨世者》。这两出戏，都把矛头指向了封建贵族。
莫里哀返回巴黎后所写的第一个作品就是嘲讽贵莫里哀传 ？７４？族的，不过，那时他只是针对贵族的假斯文和坏风尚，揭露得不够深刻。经过了几年的巴黎生活和实际斗争，他对贵族阶级的了解和认识已大大加深。《唐璜》 和《恨世者》， 对于贵族阶级的揭露和讽刺，不论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讲，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莫里哀以他的职务的方便，经常出入宫廷，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封建贵族。他以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一个艺术家的锐利眼光，看透了这个贵族社会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正是当今喜剧舞台上的讽刺对象。他在《凡尔赛即兴》里就勇敢地宣称 ：“侯爵成了今天喜剧的小丑，古时喜剧，出出总有一个诙谐听差，逗观众笑。同样，在我们现时出出戏里，也总得有一个滑稽侯爵，娱乐观众。”
《唐璜》是一个五幕散文体的剧本。唐璜取材于西班牙民间传说，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吸引了许多作家， 在莫里哀之前，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的剧作家都曾利用这个传说写过剧本。莫里哀则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唐璜形象，他编写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剧本，并为该剧安排了一个古怪而又荒诞的结局，莫里哀在这个传说中注入了１７世纪法国社会的现实内容。剧中描写的主人公唐璜是一个淫荡好色、无恶不作的登徒子，他的身份是朝廷贵人，但实际上是一个到处勾引妇女的“大骗子手”。 他过惯了荒淫无耻、花天酒莫里哀传 ？７５？地的生活，成了“ 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大的恶棍”。他从修道院里拐骗了一个姑娘，杀死了她的父亲。玩腻了，甩手就扔。紧接着他坐上海船，抢劫另一个女人。在海上遇了险，两个农民把他救起。转眼之间，他又去勾引恩人的未婚妻。他只顾享乐，不讲道德，只知作恶，从不悔悟。在剧本中，先后有三个人对他进行规劝（斯卡纳赖尔、 唐娜埃乐菲尔、唐路易），有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