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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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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人入教,骗财淫乱而已。
  随后,查知江苏燃灯教、龙华会俱系传自云南张保太,直隶保定唐登芳亦系该省掌教教首。四川所谓“三船”教(法船、瘟船、铁船),名虽有三,其实则一,皆奉张保太大乘教之“邪术”。今法船教首刘奇先获审拟,瘟船教首雪峰已获旋毙,而铁船首恶朱牛八,亦移咨滇省会缉。最后,遍布各地的教派皆被一网打尽。
  不应忘记,在以后的一些年代里,乾隆十一年的“邪教案”,就成为皇上脑海里一个成功的先例,尽管它不是总那么有效而可依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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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60页。
  (2) “支持”这种划分的可能还有郭成康:乾隆十六年(1751年)“圣明天子”治下的中国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时代戛然结束了,参见《乾隆大帝》,第624页;又,J.Polachek认为,1751年对清朝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刘文鹏:“《从内亚到江南——评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刘风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5页。
  (3) 据说乾隆一朝巡幸盘山共有32次,参见赵志强:《乾隆巡幸盘山浅析》(2008,未刊文稿)。
  (4)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9,英宗二十九年(乾隆十八年)正月丁卯;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24页。
  (5) 《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43,《避暑山庄百韵诗序》。
  (6) 第四次南巡(乾隆三十年)与第五次南巡(乾隆四十五年)之间相隔竟有十五年,其原因即在于皇太后钮祜禄氏在第四次南巡时已经呈现出些许倦意,皇上明确表示不再南巡。直到乾隆四十二年皇太后去世,第五次南巡才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上参见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年版。
  (7) 许指严:对于南巡之谏,皇上曾拒之以色,拒之以术,拒之以意气,拒之以不拒;前四次南巡,皆奉太后銮舆,而托于孝养,此所谓以术拒者,详见《南巡秘记》,山西古籍、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2页;据张勉治说,康熙皇帝是以“绕着走”的方式应付汉族士大夫对其南巡的谏阻的,最终借着“法祖”的名义得以实现,刘文鹏:《从内亚到江南——评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第359页;唐德刚:《满清时之南伶北上实始于清乾隆帝之南巡》。清高宗之南巡主要目的是为征逐声色的。所以回銮时曾违背了“祖宗家法”携回大批江南佳丽,并选了大批江南俊秀儿童带回北京预备训练作御用伶官,号南府子弟,参见《梅兰芳传稿》,《五十年代的尘埃》,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8) 许指严:《南巡秘记》,第19页。
  (9) 以上参见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年版,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0) 张勉治(M.G.Chang)《马背上的朝廷》,引自卫周安(Waley…Cohen)《新清史》,《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朴趾源:《热河日记》《审势编》:“东南开明,必先天下而有事情,喜轻浮而好议论,则康熙六巡淮浙,所以阴沮豪杰之心,而今皇帝踵而五巡矣”。
  (11) 据说在皇帝的南巡御制诗中,“策马”、“马上”等词语不断出现,《即事》一试中写道:“因思陆贾有名言,马上治之却又可”,刘文鹏:《从内亚到江南——评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第360~363页、第368页。
  (12) 参见刘文鹏:《从内陆亚洲走向江南——读〈马背上的王朝:巡幸与清朝统治的构建,1751—1784〉》。
  (13) 《南巡秘记》:其稽古右文,有明以来,七百年间无此盛轨,第226页。
  (14)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第七章。
  (15) 乾隆十六年二月庚戌谕。
  (16) 乾隆时人程穆衡记云:乾隆九年,讷亲奉命由山东巡阅江南、江西营伍,各督抚提镇款待过于乘舆。江南抚臣陈大受至启圣祖南巡诸离宫,修饰奉之。游宴所至之处,绮绣地衣,彩棚香灯,动接百里。广罗珍器古玩,自通衢陈设至于馆舍,过后从奴收卷一空。进食每具珍膳,多者至百余扛,宰杀每物动以千计。倾国聚观,田舍皆空。父老或释耒而叹曰:“生人大福要有分限,我侪幸未死,观此人作何结局!”(《金川纪略》)。从讷亲所经路线及督抚迎送规模来看,南巡之举已箭在弦上,讷亲不过是借阅视营伍及河工、海塘之名,为皇上首次南巡作一番实地考察。所以《南巡记》亦云,“盖南巡之典,始于十六年辛未,是即迟也”。谏阻仁宗南巡的吴熊光亦曾说:苏州虎丘“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据说,“坟堆”、“粪船”两语,即引乾隆初故相讷亲奏疏所言(《清史稿·吴熊光传》),看来讷亲对南巡的态度,即不无可疑。
  (17) 乾隆十三年九月辛酉谕。
  (18) 以上参见《南巡盛典》。
  (19) 明春恭值圣驾南巡,一切预备事宜钦奉恩旨,例应报销者俱令动用公帑。臣等督同总办司道逐一筹议:如道路、桥梁、码头、营尖、茶棚等类,系例应报部者,著动支藩库钱粮;行宫、名胜及附近上山道路,并铺垫、陈设等类不应报销者,著动支运库(两淮盐运银库)商捐银两,均经分别饬办在案。……
  (20) 《高宗实录》:此次巡幸,沿途颇有倒毙疲乏驼马,余多疮瘸羸瘠。回銮之时曾将山东标营驿站马匹通融,共抽拨马四千五十五匹换补。
  (21) 其礼仪有如:一,圣祖仁皇帝圣德如天,銮舆所届,特于会稽禹陵、江宁明太祖陵亲行奠献,允足以树无前之芳规,昭万世之法守;一,康熙二十三年圣祖仁皇帝南巡渡河,遣官祀河神,……今次皇上南巡由宿迁登舟过淮扬抵江浙,河渎、淮渎、江渎之神并应秩祀;一,御道经行三十里内先贤勋臣、名臣忠烈祠墓理应致祭。
  (22) 以上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3) 乾隆十六年二月庚寅谕。
  (24) 参见王宏钧主编:《乾隆南巡图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25) 两淮盐商,迎接圣驾,争妍斗艳,极尽铺张奢华之盛,详见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又据《扬州行宫名胜全图》载,扬州行宫共建宫殿五千一百五十四间,亭台一百九十六处,行宫内原本没有梅花,但因得知皇帝喜欢赏梅,当地人抢栽了上万株梅花;当日之奢华,又可于皇太后生日贺典见其一端: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以皇太后六十大寿在即,奉皇太后游幸万寿山。自万寿山至西直门路旁经坛、戏台等点景俱由内务府备办,自西直门外高梁桥至大内西华门十余里间,则在京王公大臣及各省督抚分段布置,张设灯彩,结撰楼阁,其中“广东所构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一亭不啻万眼。楚省之黄鹤楼,重檐三层,墙壁皆用玻璃高七八尺者。浙省出湖镜,则为广榭,中以大圆镜嵌藻井之上,四旁则小镜数万,鳞砌成墙,人一入其中,即一身化千百亿身”。一路“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方惊,右盼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当皇帝奉皇太后经过时,“文武千官以至大臣命妇、京师士女,簪缨冠帔,跪伏满途”。时赵翼在京师,曾亲往目睹,叹为“此等胜会,千百年不可一遇!”而景点之豪奢糜费,连皇太后亦不能心安,“甫入宫即命撤去”(参见《簷曝杂记》,卷1,《庆典》;《(内阁)汉文起居注》,胶片43)。
  (26) 上谕:大江南北,土沃人稠,重以百年休养,户口益增,习尚所趋,盖藏未裕,纷华靡丽之意多,而朴茂之风转多未逮。夫去奢崇实,固闾阎生计之常经,而因时训俗以宣风布化,则官兹土者之责也。凡士庶更宜各敦本业,力戒浮华,以节俭留其有余,以勤劳补其不足。将见康阜之盛益增,父老子弟共享升平之福。
  (27) 参见王宏钧:《乾隆南巡图研究》。
  (28) 《清朝文献通考》,卷50。
  (29) 谕、经史、学之根柢也。会城书院,聚黉庠之秀而砥励之,尤宜示之正学。朕时巡所至,有若江宁之钟山书院、苏州之紫阳书院、杭州之敷文书院,各赐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一部,资髦士稽古之学。
  (30) 亹,峡中两岸对峙如门的地方。钱塘江口江流、海潮出入有三个口门:位于龛、赭两山之间者称南大亹,位于赭山与河庄山之间者称中小亹,位于河庄山与海宁城之间者称北大亹。乾隆时,南大亹基本已淤,乾隆十二至二十四年间海潮主流走中小亹,塘工平稳,南北两岸少潮灾。首次南巡,接受舒赫德等建议,仅登观潮楼阅视海潮。乾隆二十四年以后,海潮主流多从北大亹出入,海宁沿海一带潮灾严重,参见张芳《乾隆皇帝和海塘》,第五次全国清史讨论会论文。
  (31) 南巡时,上曾问天台山雁荡古迹于齐召南,以未经游历对。询其故,对曰:“山势岝峉,溪深流险。臣有老母,孝子不登高、不临深,是以不往。”皇上适奉太后南来,闻言遂不复幸浙东。
  (32)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五辑。
  (33) 钱泳:《履园丛话》卷1《独力捐办御道》;以上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四章。
  (34) 乾隆十六年三月癸卯,总理行营大臣大学士傅恒等奏:粘竿拜唐阿德克新,在杭州强入民家,酗酒滋事;四月癸未又谕:朕凡巡行所至,一切桥道营盘,俱令动用官项。上年河南巡抚鄂容安办理不善,竟据士民情愿捐输准充公用,此类事亦不可免。据说,修御路即已经拆了不少民房,御路两旁凡比较破旧的民房也要拆毁。按照规定,所在州县对每间被拆瓦房发放一两银子的补助(草房半两),云云。
  (35) 参见《履园丛话》卷1《独力捐办御道》;《啸亭杂录》卷4,“黄文襄”;以致上谕,“苏州尚有称为黄老虎者”,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丙子谕。
  (36) 《清经世文编》卷20,《上两江制府黄太保书》;其实皇上对黄廷桂亦非没有看法,如乾隆十二年四月谕:“汝总以不善交结,不肯逢迎自居,此即汝巧处也”;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丁丑谕:“黄廷桂之为人,论不免谓其深刻。间或近于揣摩朕意者,容或有之;若直言极谏,则实无其事”。
  (37) 以上参见郭成康:《清史编年》第5卷。
  (38) 伪稿久已失传,《郎潜纪闻三笔》第772页云:伪稿密参在朝多人,如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海望等;另据小说家言,其首乃“为谏奏皇上节欲劳政、爱养旧臣、体恤八旗勋贵、摈弃小人、奖拔君子为治天下,臣孙嘉淦跪奏……”数语;大略指皇上用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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