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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当然有很多是优秀的，尊重而且热爱中国的朋友。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们本国的垃圾和losers。没工作，找不到对象，才到中国来凭一张洋脸混口饭吃，找找感觉。对他们的学历、品性、受教育程度，国人通常很难判断，对他们过于友好，把他们惯得越发无法无天，习惯了在中国享受特殊待遇。有时候，我们对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的确太客气了。
20、不可放低自己
几年前，我在美国大使馆还被自己的同胞结结实实恶心了一把。
那次我因公务赴美，去办签证。签证处大厅里人头攒动；几位身着美国大使馆保安制服的中国年轻人在里面来回走动。办完签证，我拿着护照准备离开，看到其中一个保安正冲着一对老人厉声讲话，或者可说“训斥”，因为他们“说话声音太大”。看老人的穿着打扮，像是来自偏远地区，要去美国看望孩子。说话声音大，的确不妥，保安应该维持秩序，但他的态度未免太恶劣。
我走过去提醒他：“请注意尊重老人。”没想到这个保安勃然大怒，觉得我挑战了他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保安的赫赫权威，冲过来用他并不被赋予的权利把护照从我手中拿走，然后强行要把我轰出去。
他说：“你给我出去，这里是美国领土！”
我告诉他：“我知道这里被理解成是美国领土，但你没有这个权利。美国使馆的规则我非常清楚，美国大使我也认识。”
但他依然咆哮，威胁我说：“如果你不出去，我就不让其他的中国人进来办签证。”
我们在门口僵持着。因为我的缘故，中国人都被拦在门外。为了不影响他们，我选择暂时让步，走了出去。但我对那一群中国保安说：“我在门口等你们解决问题，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承担。你们真不应该这样，你们是中国人吗？”
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其中一个北京本地招来的年轻保安竟然狐假虎威大言不惭道：“我们都是美国公民，你赶快给我们从美国领土上出去！”
是年少无知，还是别的什么？听到这样的话在这样的时刻从自己同胞的嘴里说出来，心痛。
我在门口站了许久，这群保安的领班才走出来，也许感觉到我不是那么好欺负吧。他开始跟我诚恳地谈条件，给我两个选择：要么走正常投诉程序——路漫漫其修远兮，不知何时才能取回护照，我会因此无法按时赴美。要么，他替我取回护照，叫出那个保安，说两句好话一笔勾销，我向他保证不通过其他渠道找他们算账。
我着急走，答应了他的条件，拿走了护照。
后来听说不少朋友在美国大使馆都有过类似的被自己的同胞们欺负的经历。始终觉得故事没有结束。只不过忙起来，也就渐渐淡忘了。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我在耶鲁校园里偶遇熟人——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他也毕业于耶鲁。这位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美国大使依然和蔼可亲，我们海阔天空地聊了一阵子。我一边和他聊，一边在心里斟酌是否单方面撕毁和保安领班达成的口头协议。想到那些去办签证而遭到轻蔑的中国父母和学生，我到底还是将那件不愉快的事告诉了他，并真诚地说：“我们不希望这些不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中国人，破坏了我们对美国的印象。”雷德说：“是的，我们也不喜欢那样。”
又过了几个月，回到北京，雷德大使和夫人邀请我共进午餐。当我拿着请柬经过大使官邸安检时，一位中国保安走过来对我说：“上次和您过不去的那位保安已经被开了。”我看了看他，似曾相识，也许也是当时那一群保安中的一位，眼睛里有一丝歉意。
我笑了笑，点点头走进去。
再后来，又去美国大使馆签证处，看到了不少新面孔的保安，也听到他们用“您”来称呼办签证的人们，态度好了许多。我也依然会去排队办签证，依然在人群中敏锐地观察不合理现象，并时刻准备着……
值得反思的是，在上海，今天仍然延续着一种“前殖民地文化”。一次我和外国朋友在上海见面，问他住在哪里，他很自然地告诉我：“FrenchConcession”（法租界）我立刻半开玩笑地阻止他：“去你妈的法租界，说什么呢？”
过去，老师告诉我们，走在街上遇到外宾，要主动用英语问好：“Hello！”“Howareyou！”那时候老外来中国都是旅游，为了不给中国人丢脸，我们都苦练口语。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很多老外来中国都是为了找工作。我是这样做的，在北京遇见外国人，首先说的一定是中文——在自己的国家说自己的语言，天经地义。如果他表示中文水平不够，我们再用英语。
WTO体制讲求“国民待遇”原则，意即一国以对待本国国民之同样方式对待外国国民，外国人与本国人享有同等的待遇。这一方面意味着我们不能歧视外国人，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意味着我们也要调整心态，不能过于“高看”外国人而放低自己。
21、选择媒体，只因加利一句话
不久前遇到达沃斯选出的“全球科技先锋”——网秦公司CEO林宇，归纳出一个“林宇公式”：Value（N）=Ability×（1＋Δ）365N。意思是，如果你在一年当中，每天让自己某方面的知识能力增加一点，不怕少，只要坚持，就会形成巨大能量，生成巨大价值。正所谓大道至简，真理看上去往往都很朴素，当你将身边的案例一一代入对比，却发现结果概莫能外。
不说他人，且说自己，十年前与十年后，确有天壤之别。十年前那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尽管英语水平不错，翻开一篇专业领域的英文报道，要想完全读懂其中含义并不容易。此后十年，读书行路阅人无数，对自己谋生吃饭的本行也算初初有了些体会。
我的大学时代在外交学院度过。如果现在让我选择，我更愿意选择一所真正的综合性大学（University）。但同时我也相信，人在某个关键点上作出的选择，会将命运引到完全不同的方向上。如果高考后我没有被外交学院提前录取，或许不会走上做媒体的道路。
那是15年前，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应邀到外交学院做一场演讲。我问他：“如果联合国安理会将成立第6个常任理事国，您认为谁最有资格当选？”他的回答出人意料：“恐怕是CNN。”
CNN（CableNewswork），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年这个世界的决策制定者们主要的信息来源之一，他们的反应速度和决策制定有相当一部分成分依赖于此。某日，假如一方地震，一方水灾，而CNN只报道前者，第二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救灾物资都会涌至那一方，而水灾处无人过问。从这个角度上看，CNN对世界的影响力不逊于一个中等国家。
那天我受到很大触动，第一次动了做媒体这个念头。
1998年，我参加了“21世纪杯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和之后的“伦敦国际演讲比赛”。大赛组委会将每个选手的演讲汇总，录成一盘磁带。中央电视台外语专题部的野露露老师和王晰老师听了以后，觉得“这小伙子还行”，于是我开始了在央视的实习。
外语专题部隶属于央视4套，是后来CCTV9英语频道的前身。当时，英语新闻只是嵌在CCTV4中的一个板块，杨福庆老师和党冰老师等共同主持，严肃正统，每人播报一段，播报结束后就用手一指对方：“YangFuqinghasmore”“DangBinghasmore”
老师们给我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工作时间没有硬性规定，更何况稿费在我这个穷学生看来，也相当可观，存上两个月就能买一部手机了。
我的任务是做独立编导，给CCTV4《中国投资指南》做英语新闻专题。我斗志昂扬，十分高产，每月能完成两个专题，每个专题时长15~20分钟。这大概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个英语财经栏目，每周播出一期。我学会了在短时间内以独特角度切入一个陌生领域，并完成命题。
1999年夏天我从外交学院毕业，正式加入了中央电视台。
签约之前还有个小插曲。我去台里的人事办公室面试，有位叫杨一龙的处长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嫌我眼睛近视，牙齿不白。我当时也自视甚高，心想自己怎么说也是刚从国际赛场上载誉归来，凭什么受你的气。多亏野露露老师及时安慰我一番，我才打消了拍屁股走人的念头。有意思的是，后来杨一龙成了我在央视最好的朋友之一。
野露露老师说：“既然来了，怎么也得干上5年，才对得起我们费这番周折吧。”
我在英语频道一干就是8年，超额完成任务，直到2008年春天调到经济频道。
加入央视的第一年，我被派到山东平阴县电视台学习锻炼，一边做记者，一边尝试做主持人。每次上镜前，都请女同事帮我打打粉底，抹抹口红，那个造型，今天想起来格外吓人，但当时不觉得。既然是下基层锻炼，少不了跑一跑田间地头。采访完当地农民，他们没什么东西可招待，就让我自己去地里挖点儿花生吃。带着泥土味儿的新鲜花生，在水里洗洗就剥开吃，挺香。县电视台条件有限，只有一支话筒，大家轮着用。出去采访还得抓点儿紧，否则回来迟了，晚上播新闻的主持人急得跳脚。
结束一年的基层学习回到央视，CCTV9英语频道正式成立。
22、直接的效果是：不再把芮念
关于频道板块的设定，大家的共识是：财经新闻不可或缺。由此就有了《财经报道》这个节目。英文名字FinancialReport是我起的，宣传片也是我做的。我成了“中国第一代英语财经主播”，定语挺多，组合在一起，还挺唬人的。
为了《财经报道》，我和同事们都付出了最多的热情和心血。第一次出镜前，李茂奇老师还翻箱倒柜，找出半瓶大宝SOD蜜给我，让我往脸上抹抹。那天的紧张和窘迫，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我的第一块直播阵地。直播对主持人的应变能力是极大考验，初期一个“乱”字便可概括全部。突然间提词器黑了，灯光暗了，稿子找不着了，耳机听不见了，都是常有的事。甚至有一天在直播进行中，演播室里一个灯从屋顶上掉了下来，我一边面不改色地继续播报，一边庆幸掉下来的不是我头顶上这个。
一段时间以后，仅仅播报新闻似乎不过瘾了，于是我们又共同参与改版。我提议植入一个访谈板块，每天采访一个人，将节目改名为《财经中国》（BizChina）。这档节目以“新闻＋访谈”“事实＋观点”为主体架构，也成为我后来做节目的一贯脉络。
采访国际政商领袖的职业生涯，就是从BizChina开始的。节目在海外播出，让我比同龄人更容易出现在一些国际化的“人才探寻雷达”上，获得一些所谓的“荣誉”，原因不外乎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