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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不再是“愤青”
中国人普遍缺乏“批判性思维”的教育，对一种观点、事实，不易从两个角度去看。刚到耶鲁时，我似乎也有些“愤青”，怀揣向世界传播中国的神圣使命，每听到对中国“不友好”的声音便拍案而起，容不下相反的观点意见。
2005年，在著名的耶鲁法学院，克林顿和希拉里相爱的地方，我参与过一场关于中国法律的讨论会。发言的教授提到“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我立刻站起来振振有词地反驳：“你说得不对！美国人一向认为只有美国的民主才是民主，其实民主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那位教授认真听我说完，等我气呼呼地坐下，再继续他刚才的话题，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倒显得我十足突兀鲁莽。
后来我发现，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官方观点其实无济于事。懂语言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用他们的逻辑、概念、思维方式去介入、感染和影响他们，否则收效甚微，还会起反作用。他们可能充满同情地认为：这孩子被政府宣传洗脑了。一个最基本的技巧就是首先承认自己不足。今天的我面对种种不同声音，常用的方式就是首先客观反省当前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然后再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是我在耶鲁读书后期常用的一种沟通方式：“当您对中国怀有满腹怨言时不妨想一想，您抱怨的是哪一个‘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比克林顿还小一岁。若说稳定的、富强的中国，则应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一个刚刚成立60多年、平稳发展不到30年的国家和有着350年历史的美国相比，还是一个少年。少年就会有‘成长的烦恼’，会犯错误，会摔跤，但少年也充满活力，摔倒了还可以爬起来，继续向前走。”这样一说，那些意见相左的人也会意识到，自己看问题有失偏颇，混淆了几个“中国”的概念。
还有一个小故事，2009年1月22日，我在节目中播报国家统计局最新出炉的2008年度各项经济数据，其中GDP比上年增长9％，增幅为7年来最低，而CPI增长创12年最高。这些数据无疑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因为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进入衰退和萧条，中国的表现成为了世界心理风向标，对很多有着贸易往来的国家经济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节目结束后我以个人名义接受了BBC的电话采访。这是一个全球直播节目，覆盖面很广，据说正在非洲塞拉利昂挖钻石的工人打开短波也能收到。电话另一端除了主持人，还有一位《时代》周刊前北京分社主编。我首先陈述了我的个人观点，其实也就是刚才节目中的观点：“GDP增长9％的确不高，但是以一场百年不遇的灾难为背景，‘七年最低’说明不了什么。相对其他经济零增长、负增长的国家，中国的这个数字并不令人失望。”
主持人问我是否介意接受现场辩论，而后那位主编开始慷慨陈词：“芮先生显然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中国目前正面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大量工厂倒闭，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
我对此习以为常。西方媒体喜欢用“辩论”来吸引受众注意力，话语直接，甚至颇具挑衅意味。通过多年的历练和积累，我也自有应对方式。子曰“人不知而不愠”，这种时候首先不能生气，特别是直播节目，生气只会让自己跌份儿。
我不慌不忙地回应道：“在中国GDP增长的9％中，出口只占，说明中国出口依存度正在逐渐降低，经济越来越仰仗于内需拉动。即使2009年国际形势仍然难以扭转，中国的经济也不存在太大问题。我们的确面临诸多挑战，政府已经出台相应措施，正在积极解决。”
接下来的话开始针锋相对，我说：“您任意翻开一本经济学著作，都能查到‘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衰退’以及‘萧条’的准确定义。如果您说今天的中国陷入经济危机，显然是连最基本的概念也没搞清楚就急于和我辩论了。”
采访结束后，我自己想想都不免发笑。若怀着初到耶鲁时的愤青心态，一点就着，恐怕我会义正词严地反驳他：“如果你说我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这个星球就叫中国！”这样的“辩论”很没意思，也没有好的效果。有些“攻击”往往出于不了解，而我能做的就是用他们最能接受的方式，一点一滴改变偏见，为中国多争取一些公正积极的印象。
33、最特别的一天
2006年4月21日，在我的耶鲁记忆中是极不平凡的一天。胡锦涛主席来到耶鲁进行了公开演讲。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耶鲁，也是胡主席与美国公共社会最直接的一次接触，我有幸在现场见证了那历史性的一幕。我向莱文校长郑重推荐了邵逸青，作为四名耶鲁学生代表之一，与胡主席握手，并接受中国赠与耶鲁的1300本书籍。
之前那几天，邵逸青总来找我，和我一起吃饭、聊天。我陪他演练和胡主席见面、握手的情景，教他“胡主席，您好”的标准发音。他反复问我：“我要跟胡主席说什么，他才能记住我呢？”我告诉他：“说实话是最好的。”
“成钢，我昨天梦见过世的奶奶了。她跟我一起看中文书，还说，我们的祖先来自中国四川。”
“那你就跟胡主席这样说吧，我觉得这样说很好。”我高兴地鼓励他。
“嗯……”他想了想问我，“胡主席是哪里人？”
“安徽人。”
“那，我要不要说梦见奶奶告诉我，我们的祖先是安徽人？”
我笑了，摇头对他说：“不，就说四川人，这很真实。”
4月19日晚，胡主席抵达华盛顿，第二天一早将在白宫南草坪出席盛大的欢迎仪式。当时，我通过朋友拿到了几张最好的票，请了姐姐、姐夫和几位国内的朋友，他们听说有这个机会，都立刻放下手里的工作连夜飞过来。
当天晚上，胡主席出席了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他专设的晚宴。这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最重要的民间友好机构，成员都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界、政界人士。我作为美中杰出青年论坛的一员，有幸在晚宴中占据小小一席。那真是奇妙而难得的体验：祖国远在天边，主席却近在咫尺。
第二天，胡主席将赴耶鲁大学进行演讲。因此晚宴结束后，我带着一位朋友June又驱车赶往纽黑文，开了整整一夜。这位朋友是耶鲁大学给胡主席配的随行翻译。早在我就读外交学院的时候，她就在麻省理工学院给到访的朱镕基总理做过翻译了。她怕我开车打瞌睡，一路上不停给我讲笑话，所以自己也没有休息好。不过我们都十分亢奋。
早上，我们站在学校门口等待主席的车队。胡主席乘坐的是第一夫人的座驾，车牌号码800002。美国另一辆最好的防弹车属于总统，车牌号是800001。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美国人也喜欢8这个数字。
邵逸青那天凌晨6点就起床了。他穿了一件黑色西装，打红色领带。这并非他平时习惯的装束，但他认为这样才够庄重。他从宿舍走到校长办公室去等待胡主席，因为很多道路限行，平时2分钟的路程，他走了45分钟。在那里又等了两个小时，他终于见到了胡主席。胡主席向他和其他几名学生代表介绍中国赠送的这些书籍，有“百科全书”、“词典”和“四书五经”。邵逸青给胡主席讲了他的梦，还鼓起勇气说：“我今天特别高兴，因为我是个超级中国迷。”胡主席也很高兴，又和他握了一次手，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些细节，后来久久地留在他记忆中。
中午，胡主席在莱文校长的陪同下，来到耶鲁大学音乐厅（SpragueHall）做演讲。邵逸青也去了现场。每个学生都得到一个同声翻译的耳机，但是他没有用，他自信自己完全能够听懂。
胡主席的讲话极其精彩，我记得他说：“进入耶鲁大学的校园，呼吸着书香浓郁的空气，我不由得回想起40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度过的美好时光。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几十年，我真希望成为你们的一员。”音乐厅规模不大，美方安保人员不允许观众起立，但我还是第一个站起来为主席鼓掌，紧接着其他人也都站起来了。
演讲之后是学生提问时间。主持人便是住在我们世界学者办公楼一楼的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塞迪略。他对胡主席说：“我们一共收到78个问题，但是我不会全部问的。”我至今还记得胡主席的轻松回答：“如果问题多的话，我就不走了。”台下师生报以友好的大笑。大家表现得很踊跃，对于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主席也都一一得体地予以回答。
后来邵逸青告诉我，那次经历改变了他对中国领导人的印象。“他并不是一位生硬刻板的领袖，事实上，他非常幽默风趣。”为了这一天，他已经很多个夜晚辗转难眠。
作为唯一一个和胡主席直接交谈的学生，主席邀请他到清华大学学习一年。那天晚上，邵逸青为去世的弟弟点起一支蜡烛，与他分享这个成真的梦想。直到第二天早上，蜡烛还没有熄灭，他相信那是弟弟的灵魂和他在一起。
34、走进神秘的耶鲁社团
2006年某一天，耶鲁，纽黑文。我接到一封神秘的电子邮件。
打开附件，是一张带着奇怪水印花纹的文件，信很长。开头第一句话是：
“芮成钢先生，你已经被选择作为本社团周末晚间活动的特殊客人，希望你能按时来到我们的坟墓与我们共进晚餐并在餐后谈话。”
信的最后说，他们到时会在纽黑文某个小路口的某棵树下等我，然后一同走进他们的“坟墓”。他们在信中提出要求，无论我是否接受邀请，都永不泄露这个社团的真实身份，也不公开这封信的原件。
耶鲁有秘密社团世人共晓。秘密社团都有属于自己的独栋建筑，这些大房子风格独特，造型各异，基本上没有窗户，或窗户很小。从外面看，的确有些阴森，所以秘密社团的会员们把它们称为——坟墓（Tomb）。
我收到的邀请信，读起来虽然不是非常客气，但似乎能被邀请就是一件挺难得的事了。我想了想，还是决定去，毕竟，有历史的神秘总是难以拒绝的诱惑。
秘密社团的成员只有大三的时候才能入会。你自己无法申请，但在一个规定的日子里，秘密社团的老会员们也许会突然拍拍你的肩膀——耶鲁的学生管这个叫tap。如果你被tap，就是被社团看中，然后必须完成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经住考验，方可入会。
但这个任务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很可能就是让这个男孩戴上女人的假发，穿上恶俗的裙子，涂上口红站在马路上高唱3个小时的无聊歌曲。我曾在同一个晚上目睹多起这样的恶作剧，甚是好玩。
秘密社团其实没有那么“秘密”。马路上、宿舍楼里装神弄鬼的学生们，实际上就是在宣告他们的会籍资格。耶鲁同学之间也大都知道谁是哪个秘密社团的，只是这些会员自己故作神秘状，保持传统而已。就那么几栋没窗户的楼，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