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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之间-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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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国际政商领袖的职业生涯,就是从BizChina开始的。节目在海外播出,让我比同龄人更容易出现在一些国际化的“人才探寻雷达”上,获得一些所谓的“荣誉”,原因不外乎此。也是从那时开始,我知道所谓“大人物”也是普通人,距离他们越近,越觉得名利不过是光环而已,人生幸福与否,重点不在于此。
 
    2003年,经济频道节目改版,我开始在一个全新节目《全球资讯榜》中兼任主持人,身份是“借调”。刚一去,就有同事善意提醒我:“小芮,你用中文播新闻时,嘴皮子显得不太自然。”这的确是个需要克服的难题。英语和中文,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咬字吞音、声音位置都不一样,气息控制、重音处理和断句习惯也不尽相同。
 
    很多观众知道芮成钢这个名字,就是从《全球资讯榜》(这个节目现在已经没有了)开始的。在这一年中,我的精力和体力透支都到达极限。每天两档直播节目,白天说中文,报道国际资讯,晚上说英文,传播中国声音,在两种状态中来回切换。这是我人生中一次重要的实践,而后至今,我将“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界说明中国”作为自己一生都要做的事,无论身在何方。
 
    我对新闻的理解如果用一句古诗来概括,应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正因如此,当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时,各个媒体因为持有不同的态度、立场、关注对象,才呈现出风格迥异的报道内容。
 
    2008年9月,雷曼兄弟濒临破产,山雨欲来,《经济半小时》和《经济信息联播》准备联手打造一个特别节目——《直击华尔街风暴》。我们的初衷是做一个负责任的电视财经媒体分内的事情,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资讯、更多的角度。意外的是,这档节目创造了很高的收视率,仅次于《新闻联播》,为央视财经频道增加了40%的观众,给中国人做了一次关于金融和经济的知识普及。
 
    对于我和我的同事,那是一段特别的日子。观众每天在荧屏中看到的是我,背后是同事的默默支持,他们每天很早就开始开策划会,24小时连轴转,很多人干脆住在台里。
 
    我的付出远远不算最多,白天做一些专访,晚上做直播,但我却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一些好处:第一,更多的人知道了我的名字,以后订机票或酒店,可以省却一些麻烦,以免被念成姓肉、姓丙或者姓内;第二,《直击华尔街风暴》102天的连续直播,对于我的专业素质,是一次强化提高。
 
    节目每天直播135分钟以上,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承担着很重的任务,不断接收和整理信息。在观众看来,似乎和录播没有太大区别,一切都早已安排好。其实就在我的正上方,导播室像厨房一样乱成一团。所有人都在焦急地大喊:“出来没有!”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请他们把门关上。好在,我有过多年直播经验,还算懂得如何自我调节,处变不惊。
 
    直播之“乱”,在于随时调整内容,比如20:45节目正式开播,但5分钟或10分钟以后播出的内容都还是未知数。镜头随时可能切到欧洲或美国,与央视驻欧洲记者站、美洲记者站、日本记者站实时连线。我们还独创了“华尔街观察员制度”。每一场直播都有惊险发生,技术问题也是在所难免。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就是世界上所有新闻媒体的工作常态。

23、幽默赢天下
跟西方社会打交道,得到他们的信任和认同,靠的是各种游说和演讲。奥巴马,五年前的一个“大居委会主任”(munityOrganizer,原意为社区活动家),五年后当上总统,一路上全凭一张嘴说。说服自己党内成员推举他,说服尽可能多的选民支持他,说服别人希拉里不如他,直到今天,还在不断说服美国老百姓相信他。
 
    西方人习惯的语言风格之一是幽默。高级的幽默需要睿智,也需要自信和气量。在华盛顿,政治圈的朋友之间开玩笑会说:“你严重伤害了我的感情。”据说这话的出处来自中国。在外交场合,我们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人的感情特别容易受伤害。
 
    几年前,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中国外交论坛”与网民交流,一位网友问他:“如果别人说你长相不敢恭维,你怎么想?”他从容回答:“我的母亲不会同意这种看法,她是一位山东农村的普通女性,曾给八路军做过鞋。她对我的长相感到自豪。”
 
    幽默的李外长,感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这个小故事后来广为流传。设想如果是在国际场合,这样的回答能给中国加多少分?
 
    前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儿子2008年5月从耶鲁毕业,他应邀出席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最后一句话挺有意思。他说:“我儿子毕业前夕,一个社团邀请他参加裸体聚会(NakedParty)。”观众大笑,布莱尔故意停顿了一下,“在这里,我要感谢耶鲁社团对他发出这样的邀请,也感谢我的儿子,因为他没有去。”
 
    陆克文也很幽默。2008年访华期间,他在北大全程用中文演讲,开场白就是:“女士们,先生们……学生们,你们为什么都在这儿呢?不上课?功课都做完了吗?”台下那些被学校组织来捧场、肩负着“提问任务”的学生哈哈大笑。紧接着他又说:“校长刚才说我能说流利的汉语,这是客气话,我的汉语越来越差。中国有个说法,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老外说中国话。”谈到即将到来的北大110周年校庆,他又有几分顽皮:“北京大学的历史真是比澳大利亚联邦的历史还要长三年。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有名的大学,别告诉清华大学。”当一位同学问他,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他更是回答得十分地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小时候,我父亲每年都订《讽刺与幽默》,我是看着它长大的。边看边笑,笑过后还有回味。于是我知道,除了拉近距离,幽默对于化解尴尬也是最好的方式。
 
    纽约有家著名的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酒店(Waldorf Astoria Hotel),国家领导人访美时经常下榻于此,1896年李鸿章访美也是在这里接受了《纽约时报》等媒体的专访,在好莱坞电影里,只要有关于纽约的场景,几乎都会出现这家酒店。
 
    一次,耶鲁CEO峰会在这里召开,云集了全美国的媒体大腕儿,比如时代华纳全球CEO、《华尔街日报》主编等。论坛主持人杰佛瑞·桑尼菲德(JeffreySonnenfeld)是耶鲁商学院副院长,也是我的老师和好朋友。他不经商量就把我也推上了台。好在美国人不讲究长幼尊卑的序列,我这个混入一群大人物的小记者,倒也不算突兀。
 
    那天的话题是媒体与经济。进行到一半时,主持人突然向台下一位美籍华人提问:“你知道芮成钢先生的老板是谁?”
 
    我愣了一下,怎么把话题扯到我头上来了?
 
    那人回答:“CCTV。”
 
    主持人步步紧逼:“CCTV的老板是谁?”
 
    “中国政府。”
 
    “你认为一个在政府掌管的媒体里工作的人,能算是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吗?”
 
    “No!”
 
    “成钢,你的同胞不认为你是新闻工作者,”他突然把矛头转向我,“对此你怎么看?”
 
    美国主持人都是这样,最会挑逗群众斗群众,而且任何夸张离谱的问题,观众也不觉奇怪。当时现场空气变得有些紧张。这时候,我当然也可以愤然离席,说你严重伤害了中国记者的感情,但是没必要。观点不一样很正常,何况他并无恶意,只是一种职业习惯而已。我想不妨先幽默一下。
 
    于是我语重心长地说:“Jeff,我这次到纽约,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不好,美元贬值,我来抄底买点儿便宜货,顺便帮你们拉动内需,没想到来帮忙也会中枪。”
 
    话音刚落,一片笑声。我再有理有据地展开我的阐述。
 
    “你是否认为我是新闻工作者并不重要。我觉得我是,我的同事和喜欢我的观众觉得我是,这就够了。正因为这样,我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过多解释,但我可以谈谈我对新闻的理解。”
 
    我决定要振聋发聩一下,开始依照我那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理论讲我对新闻的理解。我引经据典,从唐诗宋词讲到欧美文学史,从“真相”讲到“事实加角度”……我看到不少观众频频点头,说明传播效果还不错。
 
    但是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当我滔滔不绝讲完,台下又有人发问:“中央电视台是不是政府宣传的喉舌?”
 
    这个问题很难简单地用“是”或“不是”来回答。我想了想说:“中央电视台约等于共和党执政情况下的美国福克斯新闻台。”
 
    共和党是前总统布什隶属的党派。布什就任期间,福克斯新闻被部分人认为“偏向共和党”,少数美国精英阶层还会拿它开开玩笑。
 
    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但是我们比他们要好点儿。”
 
    这样一说,台下爆笑,意思也到了。

24、行动克服恐惧
一次我采访“皇家壳牌集团”时任全球CEO范德伟(VanDerVeer),一见面就对他说:“10年前我在钓鱼台国宾馆,采访过你的前任的前任的前任司徒慕德(MarkMoodyStuart)先生,他那时刚跟朱镕基总理结束会谈。”这种情况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并不少见。要不是当时石油价格剧烈波动,世界经济充满变数,面对范德伟先生我恐怕找不出什么新鲜话题,还是10年前的那点儿事。我估计他也感到意外,这小子,看起来挺嫩,还采访过司徒慕德?
 
    作为财经记者,很多财富500强公司的全球CEO连续几任都接受过我的采访。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采访大人物时,怎么消除自己的紧张感。我说,当他走进演播室,在我对面坐下来,我就请他“向左挪一点”,“向右偏一点”。等他听话地调整好位置,我也就不紧张了。这当然只是开玩笑。
 
    事实上我这人很不容易放松,特别是人多的时候,一说“上台”我就紧张,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我发现,无论面对的人多资深,多大腕儿,来到演播室,都可能比我更紧张,毕竟这不是他熟悉的环境。而这种事经历越多,经验也越多,行动是克服恐惧最好的办法。更重要的是,时间一长,学会了透过现象看本质,领导也是人,今天是总统首相,明天也许就是百姓平民,用不着因为他们的头衔紧张。
 
    在国外,资深记者都是白发苍苍。我最早当记者的时候,曾经担心自己太年轻,别人不屑于接受我的采访。所以我很注意穿着。那时很流行三粒扣西装,但我只穿两粒扣的,里面是白衬衫,打紫红色的领带,把自己打扮得跟美国共和党保守议员似的,并且刻意使用比较传统的英语措辞,借此和他们缩小年龄上的差距。
 
    在西方国家,有一种单件西装上衣Blazer非常流行,又称运动休闲西装,有很强的可搭配性。为了强调它并非套装中的上衣,它的扣子很讲究,一般是黄铜金属扣。藏蓝色Blazer可以随意搭配卡其色休闲裤或牛仔裤。在西方,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半休闲装扮,我的很多采访对象都是如此穿着。我也时常选择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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