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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他皱起眉头，毫不顾及客人浑身湿透，用一种不大耐烦，听上去很不客气的云南话对我说道。经验告诉我，他与我绝非一路人，不是文学青年，也不是知识分子，我们彼此很陌生，也很戒备，但是我无路可走，我必须消除他的敌意，取得他的信任。
“我计划写一本书，是关于金三角的。我希望采访金三角和美斯乐的各种人物，包括蒋残匪……”我猛然省悟自己的失误，狼狈地改口说：“唔，国军，就是包括九十三师官兵在内的全部历史。”
主人没有理会我的口误，他紧盯我问：“你为什么单单对金三角感兴趣？谁派你来的？”
我暗暗笑起来，心情反倒轻松不少。我感到这位主人其实很幼稚，他对文化人基本上一无所知，所以感到恐惧。于是我平静下来，简要介绍自己身世经历，比如已经出版多部关于国民党抗战的长篇作品，不仅国内轰动，海外也多次出版，好评如潮。我父亲参加过抗战，高中未毕业就投笔从戎，参加著名的中国远征军，从印度、缅甸浴血奋战打回国内，直至抗战胜利，云云。
“……所以金三角历史，或者说九十三师历史一直为我所关注，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个分支，至今仍属空白。今天我有机会来泰国，有幸遇上你，我想这是我的运气。我的目标是进入金三角采访，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他一直抱着手臂，目光中充满警惕和怀疑，好像要看穿我是不是说谎。
“……你应当相信我，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台湾人到大陆投资做生意，天下华人是一家，还有什么必要搞对立呢？……所以我想去金三角采访，就是要把这段中国人的历史告诉所有的中国人。”我只好苦口婆心推销自己。一个不明来历的陌生人，好像突然从天上掉下来，并且来自曾经敌对的中国大陆，你有什么办法在短时间内让他消除怀疑呢？但是我在泰国停留时间短暂，如果我不能说服这位主人，得到他帮助的许诺，今后我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吗？
时间在这种僵持和生硬的气氛中飞快溜走。我偷偷看表，三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的关系没有改善，对峙依旧，主人对我依然不信任，我们的关系好像一条结冰的河流，隔着厚厚的坚冰当然什么也无法交流。主人常有电话或者什么事出去，丢下我一人独自呆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偶尔也有些穿黑衣服的人借故过来走动，一望而知是些年轻华人。我想他们该是国民党九十三师的后代吧，他们显然出于好奇，想看看我这个不速之客。但是当我向他们微笑，想同他们攀谈时，他们立刻绷紧脸走开了。我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时刻无计可施，眼看失败一步步向我逼近，我想起一个蚂蚁穿珠子的古老故事。珠子孔小，许多人穿不过去，聪明人捉来一只蚂蚁，把丝线绕在蚂蚁脚上，珠子另端抹上蜂蜜，这样蚂蚁为了吃蜂蜜就把丝线顺利地穿过去了。可是此刻我的蚂蚁在哪里呢？我简直快要痛恨起自己来，莫非我注定只能像导游卢先生所说那样，在透明的玻璃墙上撞得头破血流？
绝望之下，我决心孤注一掷，我还有个重要的背景砝码，但是我没有把握它是否有效。既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也就只好垂死挣扎，将这颗重磅炸弹扔出去。我说：“你知道我这个大陆作家为什么偏偏对金三角格外关心吗？告诉你，除了我父亲曾经当过远征军外，我母亲的姑姑，也就是我的姑婆在台湾很有名，她是蒋纬国先生的原配夫人石静宜女士。”
其实我说出这些话来实在出于无奈。我心里厌恶自己像个趋炎附势沾沾自喜的无耻小人，拉大旗作虎皮，让人感觉我像个蒋家的什么皇亲国戚。我从未见过我家族里这位著名的姑婆，她在我出世前就去了台湾并死在那个海岛上，至今台湾有静宜女子中学、静宜女子学院为证。我生在大陆，长在四川，除了家谱和血缘上的联系已经陌同路人，但是我迫不得已将显赫的姑婆抬出来，目的当然是为了敲开金三角之门。
主人果然大吃一惊，我欣喜地看到这枚重磅炸弹相当有效，将封冻的冰面炸开一个缺口。主人眼中先是闪过惊讶，嘴合不拢，然后有些茫然，显得没有主意，就是有些手足无措的样子，仿佛在考虑是否应该对我客气一些，恭敬一些。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说：“我不能相信你的话，谁证明你的话不是撒谎呢？”
我说：“你不难了解呀，蒋纬国先生还活着，石静宜的亲属还在台湾。”
他语气突然坚决起来，我看见他眼睛里敌意的城墙又筑起来，炸开的缺口渐渐又被冰面冻住。他说：“我没有必要那样做，除非你能证明自己。”
天，此刻我怎么证明自己呢？我就是把心剖开也不能使他辨别真伪，纵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啊！我仇恨地看着他，简直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这个关键时刻，我猛然想起一个人来。
我相信“灵感就是才华”之说。
我的大脑就是在这个穷途末路的时候突然爆发出灵感火花的。我想起的这个人名字叫曾焰，是位女作家，从前也是云南知青，也在边疆插队。她住在台北，我们是朋友，已经通了长达数年的书信，但是从未谋面，没有通过电话，彼此见面不相识。我是从曾焰的小说中认识她的，知道她曾经在金三角流浪达十二年，在许多著名地方包括美斯乐满星叠教过书。金三角很大，像大海，一个人的命运很渺小，像小舟，或者像稻草，我所以想起曾焰来，是因为她在金三角教过多年书。我不敢寄予希望，但是不管怎么说，曾焰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我别无选择，只好紧紧抓住它。
我说出曾焰的名字。
我看见主人粗壮的身体动了动，像一扇结实的大门受到撞击。他的表情发生戏剧性变化，先是惊讶，盯着我，嘴张开，像头面向观众的大熊，一脸的困惑表情。但是很快他就高兴起来，眼睛发亮，那张多肉和令人生畏的脸也因此变得柔和起来。他的表情像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放声大笑，笑声像风吹唢呐，中气灌得很足。他说：“哈哈，哈哈哈，是她呀——曾焰！我的老师，作家！……我为哪样不记得她？整整六年！我老爹把我们兄弟五人寄放在学校她家里念书，真是难得啊！……说实话，我今天还能认几个中国字，写几个中国字，都是曾老师教育的结果啊。”我的心先是紧张一抖，随即落回原处，快乐起来。
多年来，当我与曾焰隔着海峡在书信里架起桥梁，海阔天空地探讨问题交流体会时，我从未想到这位同龄人会在某个关键时刻充当我命运的领路人，帮助我取得打开金三角大门的金钥匙。感谢命运，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生活有时就是这样：有心栽花，无心插柳，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个共同的熟人，一个共同的朋友就像一根导线，将绝缘双方的电流接通。我的蚂蚁找到了，珠子穿过来了，坚冰裂缝，透明的玻璃墙被撞开一个洞。
这时主人主动隔着桌子伸过手来，我们的手终于跨越千里握在一起。
闸门打开，积蓄的洪水倾泄而出。接下来我提出深入金三角采访的要求，丰先生（这时我知道他姓丰）亮出他的底牌：他算得上土生土长的金三角人，国民党残军第三代，从小当兵打仗，给大毒枭坤沙当过副官。他父亲为原国民党残军第五军三十师上校师长（不是将军！），现为美斯乐自治会会长。丰先生告诉我，自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以来，在广大金三角山区已经自发形成数以百计的汉人难民村，栖息、繁衍着数百万没有国籍的中国难民。
丰先生对我说，他此生最大心愿是办好两件事：一件是为中国难民解决国籍问题，因为他们至今多数人没有国籍。另一件就是办学校。“……哪怕今后把财产变卖了，也要回金三角办学校，让我们汉人后代有机会受教育。”丰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表情沉重，像个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
我却像挨了一颗炸弹。
金三角！数百万……中国难民！丰先生千真万确是这样对我说的。我理解难民的含义，是指大陆解放时逃过国境的原国民党军队以及各种其他人员，这个庞大数字大大超越了我的想象力。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至今已经半个世纪，这些中国难民部落在金三角这片原始不毛之地怎样生存？怎样融入当地社会？他们同金三角其他民族以及历史、社会演变是什么关系？他们在金三角这个全球最大的毒品王国过去、现在和未来扮演着什么角色？……
……
我的情绪随即变得亢奋起来，就像饥饿的野狗嗅到腐尸的气味。无论如何，出人意料对作家是一个收获，“国家不幸诗家幸”，苦难是作家的养料。我觉得自己像个幸运的探宝者，远远看见星空之下的大地上躺着一块迷人的历史碎片。那碎片熠熠生辉，闪烁着令人眩晕的神秘光斑。我相信为数众多的宝藏还隐藏在厚厚的夜幕和迷雾后面。一想到这种令人陶醉的景象我就感到心跳和气促。坦白说，我的心已经像被海风鼓满的快乐风帆，期待扬帆远航，直驶神秘的金三角彼岸。我坚定地对丰先生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海峡两岸中国人错过许多彼此认识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条件成熟了，我明确表达我将在近期内采访金三角的愿望和信心。
告别时暴风雨已经过去，夜空中还在洒落着稀疏小雨。丰先生亲自派车送我，他表示愿对我今后采访提供必要帮助，至于哪些帮助他没有细说。
回到下榻宾馆已是次日凌晨，几位笔会朋友竟没有睡，正为我通宵不归着急，此情此景令我心里感动好一阵。
1998年初秋，也就是距离泰国笔会大约半月后的一天，天空淤集着厚厚的阴云。早间电视说，长江流域的抗洪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国企改革攻坚战又将拉开序幕。这天我独自一人，背负简单行囊，踏着稀疏的落叶走进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妻子把我送到入口处，她脸上每根细小的皱纹里都写满担忧，千叮咛万嘱咐就是一句话：如果采访不成也没有关系，人回来要紧。这句关爱之语令我心头布满阴霾。
空旷的停机坪，一架飞往曼谷的国际航班已经发动，我的心情也同停机坪一样空荡荡的。一位美丽的空中小姐站在舷梯旁向旅客致意，我看见她那张年轻的脸上焕发着露珠一般新鲜和晶莹的光泽。空姐轻轻对我说：欢迎您，先生。
我停住脚，问她：过几周返回还能看见你吗？
她稍稍愣了一下，很快回答：是的，我一定还在这里欢迎您。
我心中有一缕明亮的阳光透进来，心情突然变得好起来。十年前，我为写作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曾向有关部门及国外学术机构和基金会发出无数申请报告，希望获准前往缅甸印度进行实地考察，采访和收集战争素材，并期待获得部分采访经费。不难想见，等待这些报告的下场是石沉大海，我至今没有收到哪怕一个“不”字的答复。当然也不能怪别人，写作毕竟是个人的事业，谁叫你自己不具备行动的能力和条件呢？谁叫你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别人或者组织身上呢？
现在我毕竟行动起来。虽然我的脚步姗姗来迟，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