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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死人居然坐起来，一下子抱住我的头！……
……
不难想象，我当场险些灵魂出窍，心脏窒息，变成一个真正的死人。我想我决不是一个优秀的士兵，我根本不懂搏击格斗之类战术，我只是一个四肢和体力都日渐蜕化的大陆作家。所以我基本上不堪一击，眼睛一黑就被按翻在地上。我听见自己那架日本“理光”自动相机重重砸在石头上，发出一声清脆而且凄惨的破裂声。我魂飞魄散，绝望地想完了，明天一早也许满星叠居民发现河滩上多了一具陌生尸体。他们见惯不惊，见怪不怪，只有野狗将为多了一顿肥美的人肉大餐而欢欣鼓舞。但是一座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城市将因此多了一个寡妇，一双年迈老人将为失去他们亲爱的儿子而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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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我的雄心勃勃的采访和写作计划将因此化为泡影，我的写作生涯将划上一个句号，我的读者将永远看不到这本书，我的一切冒险和努力将付诸东流前功尽弃。在这片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我也许没有坟，没有名字，永远只是一个神秘的失踪者，一个谜，只有我自己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我被捆住手臂，眼睛蒙上布条，我感觉自己像只结实的粽子。我什么也看不见，任凭一些很粗重的手在我背上推来搡去。我认为这是典型的黑帮手法，为的是怕俘虏看见什么不该看见的秘密。我浑浑噩噩，大脑一片空白，只嗅到空气中散发出一股浓重的人体汗臭味，还有枪械的机油和冷冰冰的铁腥味。我猜想那是一些体格粗壮的男人，在他们眼里，我一定是个神情沮丧而又可笑的俘虏。我绝望极了，四肢痉挛，就像怕冷一样打起抖来，如果此时有人对我头上开一枪，我相信自己一定麻木不仁，一点反抗都没有。
人只有到了这个地步，才知道自己多么软弱，多么身不由己！不知过了多久，我磕磕绊绊的脚步停下来，我感到脚下被什么东西又绊了一下，很硬，可能是门槛，所以我判断被带进一间屋子。屋子的空气滞重而闷热，散发出浓重的烟草味。一双手替我解下蒙在眼睛上的布条，我终于看见一束亮光，那亮光像太阳一样刺得我睁不开眼睛。等我渐渐适应光线，周围的东西清晰起来，我看见屋子里有桌子，椅子，也有床，有家具，不像审讯室，也不是地下室，那些地方容易让人引起恐怖联想。门口站着几个人，他们背着武器，都默不作声，因为光线暗淡，看不清他们的脸。我本想问问这是什么地方，但是想到自己不会当地话，就忍住了。
屋子外面响起脚步声，一个人噔噔地走进来，带来一股外面的山风和草木气息。我猜想这人是个头目，他穿一身黑衣服，没有带枪，也没有坐椅子，而是坐在桌子上。那些带武器的人都对他毕恭毕敬，说明他的地位在他们之上。头目背对我，低头点燃一枝香烟，喷出一口烟雾，然后把脸转向我。
我觉得做了一个梦，因为事情发生太突然，太不可思议，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大真实。这是拍电影？幻觉？还是明明白白的生活？
他的脸上现出惊愕的神情，这种吃惊一点不亚于我这个绝望的俘虏，他和我的问号都写在脸上。
我们几乎同时说：“怎么……是你？”
关于这个神秘的朋友，许多性急的读者会猜测他是谁，但是请原谅我暂时不能透露他的姓名，因为这将危及和损害他所从事的特殊工作。谢天谢地，他的奇迹般出现拯救了我，使得这天晚上的惊险故事发生戏剧性转折。他居然眯缝着眼睛，用警察那样的口吻教训我说：“你怎么跑到这种地方来？要是今晚我不在你的麻烦可就大了。”
我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情报局？缉毒局？国家安全局？他根本不回答我的问话，吩咐手下人马上送我回美斯乐。我抗议说你们把我相机摔坏了，你得赔我，不过不赔也可以，你得让我重新拍几张照片。他冒火地说，你再到河滩上看看，还有什么尸体吗？告诉你，什么也没有！
我气坏了，我说你妈的还算朋友吗？这点小忙都不肯帮，你把我的计划都毁了！他也发火了，拍着桌子说你瞎掺乎什么？你知道这是多重要的行动？联合国禁毒署都来了人！……你快走吧，不要对任何人讲你看见什么，不然最好结果也是驱逐出境！
我被吓住了，驱逐出境不是好玩的事情，这才乖乖出了门，不敢再提非分要求，我自以为聪明的偷拍计划终于以失败告终。当天我即被一辆汽车送出满星叠，路过小桥的时候，明晃晃的阳光下，果然什么尸体也没有，好像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回到美斯乐，我简直累坏了，就像从地狱回到人间。焦昆见我安全归来，显得很高兴。他主动告诉我两件事：第一，坤沙确实受人爱戴。泰军进攻满星叠，许多人自动拿起枪保卫家园，当时他在大同学校教书，亲眼目睹那场壮烈战斗。
第二，坤沙被人栽赃陷害。他虽是毒贩，并不是外面传言那样，他做了许多好事，造福掸邦老百姓。这次向缅甸政府投降，换取政府向掸邦自治作出重大让步，也可以看作是某种自我牺牲，不然他本来可以稳稳当当享福，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富有的富翁之一。
我觉得有些啼笑皆非。难道我冒着危险，不远万里跋涉而来，就是为了寻找这样一个救世主么？
关于坤沙向政府投诚的原因众说纷纭，据刘舟所言，他与张苏泉女儿张××女士一直保持较为密切联系。他说，一是张家军内部权力之争，张苏泉重用汉人军官，引起掸邦军官强烈不满，以至于发生多次内讧、叛乱和哗变，直接导致张家军衰落。二是与佤邦军作战不胜，节节失利。三是国际禁毒压力增大，难以为继等等。还有一个重要的个人原因，坤沙年事已高，身体患病，所以很难说哪个原因起了主导作用，当然也很难说哪个原因没有起作用。
我个人倾向于认同刘舟的分析，焦昆认为坤沙做出自我牺牲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总之我相信反对毒品是人类大趋势，所以促成1998年春天全世界都看到的轰动一幕。
一年之后的1999年，媒体再爆一条新闻：坤沙重新出山，再登世界贩毒大王宝座。我立即向刘舟询问此消息的可靠性。刘舟断然否定道：简直是空穴来风！真不知道这种无中生有的消息如何变成新闻的？他郑重相告：坤沙已是六十七岁的老人，脑瘫中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即使有心重演二十几年前的金蝉脱壳之计，也是心有余力不足。张苏泉更是古稀之年，他是主动要求与坤沙一起软禁，相伴生死的。
我宁愿相信这样一个普遍真理：地球是圆的，人也是圆的。
第二十五章 青春似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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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数十万城市知识青年来到与金三角毗邻的云南边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他们中间，有狂热的红卫兵、干部子弟、造反派，有权力场的失意者，站错队，划错线的保守派、走资派子女，也有被打入另册抬不起头来的“黑五类”、剥削阶级子女等等，当然随波逐流的广大平民子女是大多数。毋庸置疑，那是个与压抑、绝望、躁动和贫困为伍的年代，我本人作为一名背负家庭十字架的初中生，曾经不可避免地加入放逐者的大军，成为这场轰轰烈烈又悲怆失落的中国二十世纪新青年运动的历史见证人。
在我长达七年的知青生涯中，曾经耳闻目睹不下数十起知青越境事件，这些年轻的逃亡者或公开参加缅共，或神秘失踪异国，总之他们中的多数人跨过国界一去不复返。1991年我写作《中国知青梦》，曾经大量查阅知青档案，追踪和调查有关当事人。据一位当年主管知青工作的干部回忆说，仅他任职期间，这类事件所涉及知青人数，“……大约有几千人吧。”他含含糊糊地说，过一会儿又补充道：“也许还多一些，后来回来一些人，总之弄不太清楚。”
当时云南有兵团知青和地方插队知青之分，插队知青人数更多，无人管束，他们是这类外逃和越境事件的主要制造者。一位曾经有过此类经历的知青作家在回忆文章中说：仅1969年6月，就有六百多名（插队）知青越过边境参加缅共。究竟有多少知青流落金三角并且一去不回，成为这场青春大逃亡运动的牺牲品和冒险者，未见档案数字记载。有人保守估计为七八千人，有人说应为上万人，也有人认为除去部分陆续返回国内，留在境外的实际人数不会超过数千人。
1998年我只身进入金三角，寻找这些逃亡知青的命运轨迹是我采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与其说关注知青下落，不如说重新回首青春岁月，关注自己的人生走向，要是当年我的流浪生活没有及时回头，我现在会在哪里呢？我会成为作家吗？
金三角采访千头万绪，无数困难和障碍像高墙一样包围我，令我疲于奔命。最初一段时间，我居然没有打听到一个知青的下落。问了许多当地人，他们都茫然地摇头，那种困惑的眼神，好像我在打听外星人。
但是我依然不肯放弃。
我相信这些俱往矣的老知青，如同零落成泥的花瓣，他们中间有的活着，或者生如草芥，默默无闻，或者被当地人同化，成为土著。当然许多人已经变成冰凉的墓碑，孤独的魂魄游荡在历史岁月的深处，还有的不知所终，不知所往，变成当地人口中一段传奇故事。在异国他乡，这些一度发着政治高烧和狂热迷乱的中国知青像外来的种子，被金三角土地所包容，所吸纳，所接受，一切与自然生存法则相悖的偏见、信仰、理论、乌托邦很快烟消云散，残酷的丛林社会露出真面目。金三角就是金三角，好比狼就是狼，如果你不能变成一头狼，你就将被狼群吃掉。
我渴望走进这个未知的知青世界，渴望在这里重新认识许多同龄人，他们在那个扭曲的年代走进国境另一端，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我关心的问题是，这些知青续写的人生篇章究竟是什么内容？天使，还是魔鬼？人性，还是兽性？血祭沃土，还是魂断异域？总之在金三角这个充斥着毒品、战争、贫困和杀戮的舞台上，我有理由相信他们将演出一幕幕生生死死的精彩人生大剧。
这是中国知青史上鲜为人知的特殊插曲。
结束勐萨之行回到美斯乐，我的石英手表在关键时刻出了一点问题，它一天只工作几小时，有点磨磨蹭蹭消极怠工的意思。旅店老板是个华人女孩，二十多岁，却精明能干，她热心指点我到村子拐角一个钟表匠那里给他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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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匠是个性格孤僻的人，他不喜欢说话，看上去面容枯黄，腰背佝偻，好像一阵风也能把他刮倒。我猜想他该有六十岁出头吧，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发杂乱，即使染过仍然掩盖不住刺眼的白发。在金三角，戴眼镜的人比较稀罕，不像在城市里，所以我猜想他应该有一些文化。他表情冷漠地同一个修手表的村民说着泰语，那人扔下二十铢钱，他装进衣兜又埋头工作。我站在一旁看他修表，很快我发现他衣着古怪，趿一双当地人的夹趾拖鞋，肥大短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