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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弥对西方记者声称做缅甸王的讲话被报纸转载，最先从仰光大学里发出“我们不做亡国奴”的吼声。爱国主义是最具煽动性和牺牲精神的民族传染病，它一经爆发出来，立刻就像九级震波一样从仰光传向全国，这一回连许多政府官员也站在学生一边。政府内阁接连开会，紧急讨论国内外严重局势。原先政府内部有强硬派和外交派之分，强硬派都是少壮军人，主张大举进剿，将国民党残军消灭或者驱逐。然而打了两次都打不赢，打不赢就说不起话，实力是政治的基础，于是外交派的主张就占了上风。外交派说，不打仗并不等于放弃主权，军事只是政治的手段，仅仅是一种而不是全部手段，所以军事应该为政治服务。这就等于给头脑简单的军人上了一课。
持外交观点的代表人物叫吴丹，他曾经是一位勤奋好学的作家和翻译家，到欧洲留过学，长期从事宣传和外交工作。事实证明吴丹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后来担任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1961年被推举为联合国代理秘书长，次年正式出任秘书长，连任三届。
于是战场转移到了联合国。时值二战之后，民族独立和反对强权的浪潮风起云涌，许多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亚非国家纷纷挣脱殖民枷锁宣告独立，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缅甸政府的代表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很快寻找到了许多同盟军。缅甸政府控告国民党军队侵略其领土，并向联合国大会提供大量有关证据：照片、图片、缴获的文件、俘虏供词，以及枪械、实物和记者报道，这些如山的铁证使得缅甸代表在联合国讲台上义正词严占据主动，未来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先生更是初露头角，成为外交战场上的巴顿将军。“入侵缅甸事件”在许多中小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因为这种以强凌弱的行为重新触动这些国家被侵略和奴役的辛酸历史。联合国辩论成了声讨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大会，国民党代表成了过街老鼠，连美国大叔站出来也帮不了忙。
几个月后，联合国以压倒多数作出决议：一切外国军队必须立即无条件撤出缅甸领土，缅甸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
我认为李弥要做“缅甸王”的狂言并非心血来潮。
一个官至云南省主席兼兵团司令的国民党封疆大吏，一个官场练达，宦海沉浮几十年的政坛老手，面对大批西方记者的照相机镜头和闪光灯，他难道不知道应该怎样说话？哪些话当说得，哪些话不当说，怎样遣辞造句，哪些话要惹大祸，他难道不知道？“出言谨慎”、“祸从口出”的古训他难道忘记了？何况外交场合不是儿戏，不是自己家里，容不得乱说一气！
但是他毕竟开口了，发出一个惊世骇俗，令全世界包括台湾为之震动的声音，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否说明他早有预谋，真的打算自立为王？将近五十年后我试图证实这个事实的时候，许多金三角老人都异口同声告诉我，都是美国人背后捣鬼，他们策反李主席，把金三角变成独立王国。我说李弥是不是被策反了？或者说李弥是不是确有此心？老人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他们生气地说：李主席是忠臣！他要是有二心，就不会赴台湾开会，就不会有后来的下场。我说：那么他为什么要对记者说做缅甸王的话呢？那不是造反吗？
老人回答不出。
于是我又产生第二个问题，李弥明知道有危险，为什么还要应召赴台？他不如干脆宣布独立，省去后来一段历史悲剧。我对这个历史人物的命运越来越感兴趣，他的初衷是什么？动机是什么？为什么突发狂言，又为什么落到后来那个众所周知的悲惨下场？个人大起大落的命运律动是时代的脉搏，我从这条脉搏中把握历史的曲折动向。
钱大宇说，他父亲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伤愈归队不久，就受到总部柳元麟将军格外青睐。外面传说他要升官，连师长李国辉也打电话来问他，他并不是柳元麟的人，在国民党军队，派系是一切仕途的通行证，所以这种从天而降的器重反而让他心里惴惴不安，有种大祸临头的不祥预感。令他惊讶的是，拉牛山大战后，勐萨变成一座大军营，到处建起仓库和营房，到处拉起铁丝网，道路有了，汽车有了，青天白日旗高高飘扬。国民党军人不再穿着破破烂烂的军装，他们换了咔其布美式军服，头戴钢盔，脚登皮鞋，个个神气活现的样子。这种繁荣景象在抗战胜利之后那几年中曾经短暂出现过，然后就昙花一现地消失了。
我从史料中知道，此时为国民党残军鼎盛时期，他们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展，北到密支那，南抵泰国清迈府，东达老挝山区，控制区域面积达二十万平方公里，超过台湾将近七倍之多！队伍剧增至三万多人，除从大陆逃出来的原国民党官兵、旧政权人员和各种汉人，连盘踞山头的土匪、土司武装也纷纷前来依附。在金三角，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为第一真理，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就向所有人展示这个无往不胜的真理力量。
钱运周当然清楚这一切强盛的根源都在于美国援助，美国佬才是这场大戏的幕后导演。他们将武器装备和各种援助包括美元秘密空运到勐杯机场，骡队马帮将这些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勐萨，运到金三角各地，就像输血一样，武装和加强着国民党残军。有了这个后台老板，怪不得李弥说话那么气粗。然而美国人越是下本钱，他们对美国依赖就越大，如此下去，不听美国人的摆布行吗？他是情报处长，美国人在背后的间谍活动自然逃不过他的眼睛，包括那个会说中国话的詹金森上尉，公然多次对他策反，说要脱离台湾，宣布独立，李主席态度怎样，李师长态度怎样，等等。他听了也不吭气，藏在心里，不敢对任何人透露。这是谋反的大事，弄不好会掉脑袋的。
钱大宇说，有一天柳长官将他父亲请去，或者说是“传唤”去进行一场非同寻常的询问。这场询问彻底摧毁了他父亲的做人信念，改变他父亲的立场乃至人生走向，很久以后我明白，这是一个军人悲剧人生的开始。钱大宇强调说，其实不是询问，也不是谈话，而是阴谋。确切地说，这场被称作“阴谋”的询问始于将近五十年前某个普通的傍晚，天空下着雨，地点在金三角勐萨。
我认为有必要介绍一下金三角第二号人物柳元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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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将帅录》载：柳元麟，浙江慈溪人，黄埔四期步科毕业，历任连长、副官、教导大队长，抗战爆发后任总统侍从室警卫团长、少将副主任、副侍卫长等，1949年春任第八军副军长。云云。我们从这段资历排列表上不难判断，这位副总指挥决非等闲之辈，他与李弥同为黄埔四期同学，后来又给李弥当副手，应该说与李弥关系很深。与李弥不同的是，柳元麟是浙江慈溪人，蒋介石小同乡，这一点对他的仕途至关重要。黄埔毕业，他先后在南京和重庆做了十四年总统府侍卫官，只是后来因为一不小心得罪某个大人物，被贬到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幸逢同学李弥重组第八军，举荐他担任副军长。我以为李弥提携同学很可能不是顾念旧情，而是一种投资眼光，因为柳元麟与南京官场关系极深，盘根错节，这恰恰是作为军人的李弥所缺少的。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冬，李弥一行被卢汉骗至昆明扣押，李弥把老婆龙慧娱和副军长柳元麟作为人质留在昆明，自己得以脱身。这件事虽然后来李弥用任命他当副总指挥予以补偿，但柳元麟内心是否耿耿于怀我们不得而知，总之通过后面事件的演变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政治动物的人是怎样为自己牟取利益的。
钱大宇的父亲，那个注定要倒霉的小小情报处长，一个校官，突然被长官叫去，卫士开了一瓶“绍兴黄酒”，长官亲自同你喝酒说话，你说钱运周能不紧张得背上出汗吗？他当然知道副总指挥的来头，但是作为下级他不大闹得清楚长官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一旦说话不慎或者说错话说漏嘴，那么他这个小人物的命运就算活到头了。
几杯酒下肚，柳长官看部下表情僵硬，汗也淌下来，手脚无处放，不像喝酒，倒像受审。他笑笑说：“钱处长，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
钱运周连忙立正回答：“报告，确实不知道，请长官指示。”
柳元麟和蔼地说：“看你紧张的，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啊？”
钱运周大吃一惊，他不知道柳长官暗示什么，是不是指他与李国辉有某种特殊关系？或者隐瞒什么情报没有汇报？李国辉是金三角元老，因为受排挤，与柳元麟关系不甚融洽，他是李的老部下，处在夹缝中的他就说不清楚。他正要解释，长官把他肩膀按下去说：“不着急，来来，喝酒喝酒。”
两人一连干了五六杯，柳元麟吩咐再开一瓶。钱运周不敢说不喝，只得硬着头皮往下灌。热辣辣的酒精顺着喉咙一路淌下去，将肠胃里的血液点燃，他觉得脸开始发烧，嘴巴控制不住，话也多起来。柳元麟又像责备又像关怀地说：“钱处长，你很年轻，又有能力，真是前途无量啊。你为什么从来不向我汇报有关美国人的情报？”
钱运周心里很清醒，他大声回答：“回长官的话，李长官下过命令，对盟军一律开绿灯，不保密。所以没有监视他们。”
柳元麟没有看他，却把玩手中的酒杯，轻描淡写地说：“钱处长，你是李师长老部下，我知道你们曾经在医院里密谋事情。是不是同美国人有关，啊！？”
钱运周脑袋“嗡”地一响，像挨了一颗炸弹，差点跌下椅子。密谋造反可是要掉脑袋的。他在医院养伤期间，李国辉来看他，确实悄悄谈起美国人策反李弥和脱台独立的事情。李国辉反对独立，但是不敢反对李弥，所以对金三角前途忧心忡忡。柳元麟居然就知道他们在医院谈话？难道隔墙有耳，还是有人出卖了他？他汗流满面，战战兢兢地分辩说：“长官，那天我、我……你知道，我受了伤，李师长来看我，不是什么密、密谋。”
柳元麟刀片一样的眼光一下子刺穿部下的心，他悲天悯人地摇摇头，盯着下级躲闪的眼睛说：“钱处长，你搞对外情报，那是打仗用的。我搞内卫情报，什么人的行动都别想瞒过我的眼睛。这一套我比你在行，懂吗年轻人？”
钱运周终于感到吃不住劲了。他是个小人物，一只蚂蚁，他怎么敢得罪柳长官，这个除李主席外的金三角最高统帅呢？他会像踩死蚂蚁那样把他踩得粉碎。但是他也不愿意背叛李国辉，那是他的人格，他的自尊，他作为人的起码精神信仰，“忠”、“义”、“信”，这些信念是军人的精神灵魂，支撑他的脊梁，使他站着而不是趴在地上做人。
但是柳长官显然不肯放过他，他温和地俯下身来威胁说：“年轻人，你不替自己前途想想，不替家庭孩子，还有你的土司岳父想想吗？……已经有人告发你，我是为你好。”
长官的话像一柄重锤，他听见“轰隆”一声，自己的脊梁骨像狗一样折断了。一个人要是中了枪弹，他还可以复原，但是如果人格被摧毁，他就再也没法站起来。这天夜晚，一头小动物被大蟒猎杀，一个小人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