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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中年人，看不出具体年龄，但是我能看出他不是汉人，而像所有当地土著一样，脸很黑，皮肤粗糙，眉骨突出，嘴唇肥厚，具有掸族人或者马来人种的一切面部特征。令我惊奇的是，他竟然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还是标准的普通话！他收起枪，大约为了表示没有恶意，他口气淡淡地说：“你别怕，我到过中国，在大陆念过书。”
我几乎是挣扎着坐直身体。我说：“你为什么跟踪我？”
他在我面前盘腿坐下来，这是一片林中空地，四周树木挡住视线，所以格外幽静。他绷紧脸说：“你为什么到处打听钱运周？你跟他什么关系？谁派你来的？”
这句话使我长长松了一口气，心里变得踏实下来。他既然不是抢劫犯，不关心我的钱包和谋财害命，这就足以使我恢复信心。我试探地说：“我是大陆作家，我的名字叫邓贤，专门前来采访，计划写一本关于金三角的书。你知道钱运周的下落？或者你认识他家属？我希望采访他们。”
说实话，我不怕别人盘问，也不怕别人对我感兴趣，我怕的是人人对我摇头，吃闭门羹。我愁的就是没有人跟我谈钱运周。我听见他说：“你别自找麻烦，你这样到处打听，会对你没有好处。”
我问：“为什么？他不是金三角的四朝元老吗？”
那人脸上还是没有表情，他说：“是啊，在金三角，他是个不受欢迎的人，是败类，是钉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品。”
我从他的话中隐隐听出那么一点意思，我想他是知道钱运周下落的，不然为什么阻挠我对钱运周的采访？我还猜想，要不钱运周根本没有死，只是因为某个不为人知的重大理由隐居起来，也许就住在附近什么地方。我立刻为自己的念头激动起来。我急促地说：“你是他什么人？请相信我，我希望见见他……我将本着一个作家的良心和道德，将历史还原本来面目，你能带我去见见他吗？”
那人轻轻叹口气，他说：“你来晚了，我想他应该死去将近二十年，或者称失踪也可以。”
我不相信，反驳他说：“你凭什么这样武断？你的根据是什么？听说他太太还健在，她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吗？”
他摇摇头说：“他太太的确还在人世，但是灵魂已经跟着丈夫去了天国。”
我大吃一惊，瞪着眼睛问他：“请问你是谁？大名尊姓？你同钱……家是什么关系？”
他从腰间取下一只椭圆形水壶，我一眼就认出那是二战时期的美军水壶，因为我父亲也有一个。他仰头喝了一口，然后揩揩壶嘴，礼貌地递给我。从这个细节我看出他是个有教养的文明人。我正感到喉咙渴得快要冒烟，就接过来不客气地吞下一大口，不料竟呛得大咳，险些没咳出肺病来。原来水壶里装的全是酒。
他抬头望着我，下决心地说：“你想知道我是什么人吗？……好吧，可以这样告诉你，我有三个名字，泰国名字叫披汶·差素里，缅甸名字叫刀瑞安，中国名字是父亲取的，叫钱大宇。”
我脑子一亮，疑惑地说：“你是……”
他回答：“是的，我是钱运周的儿子。”
那一刻，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感动上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不后悔，真的不后悔，哪怕为这一刻的得到去死一百次！我快乐地喊道：“钱大宇，钱先生，你知道我为了寻找你们，跑了多少路，吃了多少苦头啊！”
钱大宇平静地说：“我读完你写的《大国之魂》，谢谢你，因为我父亲也参加过松山大血战。”
我的惊讶和欢乐别提有多大了！工夫不负有心人，我的铺垫到底见成效了。他继续说：“我还有个问题，你与台湾蒋家，有些特殊关系是真的吗？”
我的姑婆石静宜女士成为蒋家儿媳妇一事，我在书中有所提及。我点点头回答：“是真的。”
他友好地伸出手来说：“从你打听钱运周起，我就开始注意你的行踪。但愿我没有看错人……做个朋友吧。”
两个男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并且成为莫逆之交。应该说我们天生有缘分，钱大宇竟然与我同庚，我们都是1953年6月生，他比我小五天，算老弟，而我就以老哥自居。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他母亲是勐萨掸邦大土司的女儿，所以他有一半掸族血统，许多人不知道他们是钱家后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再后来我终于在他家里见到神秘人物钱运周的遗孀，那位从前的土司小姐已经白发苍苍形同枯槁，坐在竹楼前悄没声息地晒太阳，像个风干的木乃依。钱大宇悄声说，他母亲疯了许多年，对一切冷热温饱失去知觉，但是只在某个特定时间，老人会突然清醒过来。这天下午我亲眼所见，门扉吱溜响了一下，老人动了动，深陷的眼睛顿时有了生气，她开口说话了。我清楚地听见她说：“儿……你父亲……回来了？”
公元1950年旱季的一天，走马上任的国民党复兴部队参谋长钱运周接受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去做一笔报酬丰厚的大烟生意，具体说就是替一个泰国商人押运一批走私鸦片到寮国（老挝）某地，这就是后来金三角人常说的“护商”。时逢金三角一年一度鸦片收获季节，各国走私商人竞相进山来收购鸦片，然后沿着秘密商路把这些“黑金”运出山，走私到东南亚各国乃至香港、欧洲黑市上卖高价。早在一百年前，这些被称作“秘密商路”的金三角森林小道就已经存在，它们是金三角与外部世界联系的脆弱生命线。这些森林小道不仅漫长崎岖，人畜难行，马帮往往要走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而且充满各种难以想象的危险。金三角地势复杂山高林密，素以匪患深重著称，土匪强盗多如牛毛，专干杀人越货勾当，商人弄不好不仅丢了钱财，还要搭上性命，所以人们常常要花大价钱请人护商。
“护商”是一种古老的行业，中国古代称“镖局”，西方叫“保安公司”，就是专门提供安全服务的民间机构。出入金三角的商人须雇人护商，少则十几个几十个保镖，多则上百个枪手。这些人扛着火药枪或者快枪，随同马帮一道辗转于凶险莫测的山道上和热带丛林中，土匪来了则打，实在打不赢则跑，或留下买路钱，或魂断深山密林，总之生生死死没有定规。几百年来，金三角一直上演着这幕生死大剧，剧中没有不败的赢家，也没有永远的输家，人人都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的牺牲品。
台湾命令李国辉“自行解决出路”，复兴部队山穷水尽，没有军费，没有军粮，也没有枪枝弹药补充，他们到底是国民党中央军，有军纪约束，总不能像土匪那样在外国土地上到处抢劫吧？军队是政治家的工具，从前他们打仗为政治，为政权，为党派，也为民族国家，总之那些都是很伟大的责任和义务，与军人自身利益无关。现在这支军队忽然失去责任，就像马没有笼头，同时也就失去存在的理由，所以他们只好为自身而战，为生存而战。换句话说，从这时他们开始失去军队的性质，仅仅作为一支“武装”而存在。
我的朋友钱大宇的父亲钱运周受命于危难之际，商队路线将途经掸邦腹地山岳丛林，穿过掸、佤、苗、傈僳、克钦等土司头人领地，山大林密，股匪出没，专事杀人越货勾当。为了确保护商万无一失，他挑选六十名有战斗经验的官兵组成金三角第一支由正规军组成的护商队，一色美式卡宾枪，附轻机关枪多挺，迫击炮两门。如此强大火力配置，即使在当时号称精锐的国民党中央军里也不多见。钱运周换上便装，头戴斗笠，手提冲锋枪，扮演复兴部队第一号商人的历史角色。
让我们来看看这位活跃人物钱运周的历史。
钱运周，云南通海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成都分校，祖籍湖南，据说先祖因为犯下死罪流放边地，不过祖上荣辱对于后代已经没有意义。钱运周属于那种半是热血半是野心的有志青年，指望在战场上大干一番，好搏得个当将军的远大前途。他踏出校门正好赶上抗战尾声，打了一场松山大战，他因战功从少尉排长升为中尉，接下来内战开始，国民党军队像雪崩一样从东北溃退到云南。在排山倒海的历史大潮面前，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所以他像所有壮志未酬又报国无门的青年军官一样，垂头丧气又凄凄惶惶地被败兵潮水挟裹来到金三角。
一个无所作为的小人物，一支濒临绝境的小队伍，他们面对贫穷落后遍地盛开罂粟之花的金三角又能实现什么理想抱负呢？他能像拔着头发那样离开地面超越现实么？我们说时势造英雄，金三角的现实又能造就什么样的英雄呢？我们常常为历史遗憾，因为历史的必然性不仅造就辉煌，也铸就罪恶。
我们看到，五十年前一个漆黑的亚热带之夜，金三角的空气中浮动着细小蚊虫扑面的喧嚣骚动和腐叶青苔的苦涩气息，一支庞大马队悄无声息地开出小勐捧。没有灯光晃动，没有人声喧哗，林间小道像铺了一层厚实而松软的地毯，牲口蹄子踏上去几乎没有声音，只有那些沉甸甸的脚步偶尔踩断树枝发出的脆响。钱运周亲自走在队伍前面，他目光沉着，无所畏惧，那是一种职业军人才会具有的自信和坚定表情。在他身后，百余匹驮马背上驮着沉重的鸦片，士兵像黑色的影子保持沉默，脚夫粗野叱骂不听话的牲口。这条长蛇般的马帮队伍蜿蜒而行，很快被夜幕遮盖，隐没在凶险莫测的大森林深处不见了。
许多天过去了，商队竟然平安无事。
路程近半，人货无恙，没有发生预料中的大战。有零星股匪袭扰，打上几枪，眼见对方人多势众，就不敢轻举妄动。只是一天夜里遭老虎袭击，咬死一匹马，哨兵也被抓伤，让钱运周懊恼不已。为防备类似不测发生，他下令尽量赶到有人烟的村寨借宿，如无人家，则选择河谷平地宿营。在营地燃起大堆篝火驱赶野兽，脚夫把驮子卸下来堆放在中间，骡马圈起来吃草料，人围在货物四周睡觉。士兵加放游动哨，睡觉的人子弹上膛，枕戈待旦。
这天他们宿营的地方叫老扁山，是两架大山对峙的一条深沟，有座傈僳族山寨，只有十几户人家，一条溪水从寨子下面淅淅淙淙地流过。钱运周看地形险恶，跟马帮首领商量赶到垭口再宿营。但是脚夫个个走得人困马乏，一心指望赶快住下来生火吃饭，再说有那么多武装保卫，一路上平安无事，所以谁也不愿意赶夜路。脚夫都是些自由散漫的人，一辈子浪迹天涯，不受人管束，所以顾自把驮子卸下来，放了牲口吃草料，燃起火堆来烧茶煮饭，马帮首领躺在皮褥上舒服地吸大烟，一副放任自流逍遥快活的样子。这就是老百姓，你长官管得了军队，管得了老百姓么？弄得长官想发火都没有对象。
然而到了下半夜，果然出了大事，一股黑压压的土匪来袭。
这是一股自称“东掸邦自卫军”的武装土匪，有三百多人，算得上金三角一霸。匪首是个掸邦头人，人称“鸦片司令”，因在缅甸军队当过兵，受过几天军训，就效仿军队将他的部下都封了营长团长，自称总司令。这股土匪占山为王，仗着人多势众熟悉地形，常常敢对大队马帮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