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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先生吃得很慢，他因为中风，一只手不大灵便，慢慢往口中送饭。他说：“护商。我们为马帮提供武装保护，商人交保护费。另外我们在管区内抽取一定比例的税收。”
我停止咀嚼，说：“你们不种罂粟吗？比如贩毒，做海洛因、鸦片生意？”
丰先生显得很有准备，他稳稳地回答：“部队有时也做一些生意，比如第三军李文焕就靠做生意起家，至于他怎样做，做些什么你去问他好了。我们第五军从来不做毒品，如果有人悄悄做，那是个别人的事，不是部队行为。”
我怀疑地说：“最困难的时候，比如李国辉时代，段希文时代你们也不种罂粟，不做毒品生意吗？外面很多报刊可不是这样说的。”
丰先生放下碗筷，慢慢抬起手来抹抹嘴巴说：“外面说法很多，好像金三角人人都是毒品大王，这不是事实。其实在金三角，种罂粟很正常，甚至比种粮食还简单，因为罂粟是懒庄稼，收入高，一亩罂粟要抵十亩粮食，种粮食多辛苦，还不值钱。告诉你，我倒是亲自种过粮食，因为要吃饭，但是没有军人种罂粟。种罂粟都是山民；佤族、掸邦、傈僳族，国军坐地收税，干吗自己去种那玩艺儿？”
我心头一抖，有些茅塞顿开。我继续紧追不放说：“可不可以这样说，你们国军是靠抽毒品税养活队伍？而金三角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产地，客观上与你们国军这种刺激政策有关？”
老人面有愠色，他不快地质问：“你是什么意思？告诉你，长期以来，我们协助政府维持山区治安，查禁毒品和走私活动。政府按编制发给一定补助津贴，台湾方面也不定期给予资助。我们全体官兵转为农业生产，屯垦戍边，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
“屯垦戍边”这个熟悉名词，令我想起我曾经当知青的生产建设兵团。我说：“你们国军抽税怎样抽，护商怎样护，还有您亲自参加过护商没有？请谈谈好吗？”
丰老先生打个大大的哈欠，摆摆手说：“你刚到，先安顿休息，时间还多，以后再谈吧。”
但是我坚决地提出最后一个问题：“您认识坤沙吗？您个人认为他是怎样一个人，是十恶不赦的毒枭吗？”
丰老先生懒懒地回答：“我同张奇夫（坤沙）算老邻居吧。他坏不坏不由我说，但是我知道，他为地方上，就是掸邦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本人不吸毒，掸邦革命军也不准吸毒，三次吸毒（者）枪毙。他不是第一号毒品大王，那是政府栽赃给他，比他大的毒贩有的是，都安然无恙。外人不知道内情，都让政府蒙蔽了。前年（1996年）坤沙投降，金三角毒品并没有减少，照样生产走私，不是很说明问题吗？”
我头次听到如此高论，不禁目瞪口呆。需要补充一句，鉴于金三角国民党残军多为前李弥第八军老部下，而我曾在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中专章描写第八军血战松山的悲壮场景，所以我专门携带若干本国内和台湾版本的《大国之魂》，分别赠送当地一些重要人物以及华人会馆。我的良苦用心当然不言自明，事实证明，这个明智之举为我深入金三角采访起到不可估量的铺垫作用。
我的目光紧随五十年前李国辉的脚步移动。
当我无数次注视历史的时候，我发现李国辉身边还有一个人，这个人不可避免地落入我的视野。我看见他年轻有为，雄心勃勃，却又面目神秘，上窜下跳，常常让你看不清楚。他行踪诡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穿行于金三角历史风云之间。李国辉时代没有哪一件大事少了他的身影，他就是一度占据复兴部队参谋长高位的前情报科长钱运周。
关于这个神秘人物，我所能知道的，仅是他在八十年代突然失踪，不知去向，成为金三角无数尚未揭开的谜团中的一个。对于他的情况，包括战争年代的活动，人们缄口不言，似乎知之不多，又似乎不愿提及，好像他是个地下工作者。我猜想他们可能有所顾忌，知道也不愿说，不能说。总之他们对于我的询问态度暧昧，言语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欲言又止，有意回避，隔三岔五，顾左右而言他，好像早就统一口径，这是金三角的机密，不得向外人泄露。
我在国内查阅的史料书籍中均无钱运周这个名字，足见得他是个不入史册的小人物，一粒草芥。与大名鼎鼎的李国辉、李弥、柳元麟、段希文、雷雨田不同，历史记住并书写他们的业绩而忽略草芥的存在。可是在我采访所到之处，我明明到处看见钱运周那活跃的身影，听到他呼风唤雨仰天长啸。无论崇山峻岭，山道马帮，在金三角每处战场旧址乃至每个角落，我仿佛都能听到钱运周出生入死搏击命运的巨大回声。我私下认为这是个巴顿式的人物，或者像汉高祖麾下的大将韩信，如果缺少他，李国辉将不成其为李国辉，金三角也不成其为金三角。
我心中暗暗激动，我凭直觉感到自己正在接近一种事物的核心，这种东西往往不属于历史的范畴，但是比历史更有价值，人们欲盖弥彰的态度正好说明这一点。我通过种种努力寻找钱运周，我期待从他身上打开缺口，破译许多传奇的金三角之谜。
一个偶然机会，我听说钱运周家属还在金三角，而且就在距美斯乐不远一个地名叫做大象塘的难民村，不禁欣喜若狂。前面说过，在地域广阔山大林密的金三角，如果没有确切线索，找人等于大海捞针。顺便解释一下，所谓难民村，就是指1949年以后从中国大陆涌出的前国民党军队、政府人员及各种平民，他们中许多人至今没有国籍和身份，结庐而居，垦荒种地，受到各居住国政府严密监控。这样的汉人“难民村”，在金三角山区比比皆是，人数多达百万以上。然而大象塘并没有一家姓钱的汉人。向导小米有事留在美斯乐，即使我独自一人千辛万苦赶到这里，村自治会长还是诚恳地对我摇头，解释说汉人确实有一百多家，但是确实没有一家姓钱。我说男人死了，剩下女人孩子？会长还是摇头。我绝望地说会不会改了姓？假设钱运周老婆姓李，就将儿女都姓了李。自治会长是个老人，姓蒋，云南昭通籍，从前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参谋。他皱着眉头，表情很痛苦地将那些乡邻人家一一历数，然后以更加确定的口吻对我断然说道，汉人都跟父亲姓，这是中国人的规矩，大象塘没有一家汉人是跟母姓的。
希望破灭了。金三角地广千里，浩如烟海，你上哪里去寻找一个没名没姓的寡妇人家呢？何况钱运周是个神秘人物，不像李弥李国辉，一提起来人人都知道。但是我仍不肯死心，长期采访经验告诉我，世界上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决不要轻易放弃，哪怕看上去已经没有希望。
我索性住下来，对汉人居所进行大面积走访，尤其是那些退役的前国民党老兵。我心里怀着暗暗的期待，万一发现什么新线索，出其不意蹦出一两条大鱼也说不定！但是采访工作四处碰壁，人们对我这个大陆来的不速之客心怀芥蒂，好像有人在背后指使他们拒绝我的采访。每当我按当地习惯拎着礼物登门，他们要么闭门不出，派女人堵住门，要么装聋作哑，好像听不懂中国话的样子，再不干脆告诉我，这里从来没有姓钱的，你问也白搭。
更惊人的是，我发现有人跟踪我！不是幻觉，也不是神经过敏，确确实实有个尾巴跟在我的身后。自从进入金三角，我的第六感官就时时起了作用，就像雷达向天空发射看不见的侦察电波。我感到有双看不见的眼睛在暗中监视我，我想金三角应该如此，别人凭什么轻易相信一个外来人的话？你要是个……间谍怎么办？这样一想反倒安心，真金不怕火来炼，心中无鬼不怕半夜敲门，我索性公开自己的行动。记得一进金三角，我就提出拜会最高总指挥雷雨田将军，表明自己来意。丰老先生却搪塞说：雷将军一般不见人……以后再说吧。
问题是这次我肯定没有看错，我亲眼看见那个不高明的跟踪者！那是我从村外一个汉人家里出来，经过一片杂树林的时候，清清楚楚听见树枝折断的响声。我警觉地回头一望，就看见那个男人尾随我的身后。他是当地掸人打扮，裹着头帕，看不清他的脸。我突然记起来，这两天我常常在村子里看见这个人，他有时蹲在街上，有时出现在旅店里，只是没有引起我的警惕罢了。
他是什么人？谁派来的？雷将军？坤沙？别的什么贩毒组织或者台湾情报部门？他想干什么，监视，跟踪或者暗杀？一时间我脑子里头绪如麻，涌出种种猜测。在没有警察保护的金三角，要干掉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冒冒失失的外来人，简直比消灭一条狗，一只鸡还要容易。那么苍莽的山峦，那么深黑的箐沟，那么茂密的树林，还有那么多巡游的野兽和虫蚁，不消一时三刻你就变成一堆白骨，从这个世界上无声无息地蒸发掉，好像你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即使不说贩毒组织或者特工间谍，当地就没有刑事罪犯吗？没有抢劫、杀人、抢夺财物和谋财害命吗？在吸毒遍地的金三角，你能指望这是个没有犯罪的清明世界吗？如果你不幸被人盯上，或者你的钱包被人盯上，那也许就是你的末日到来了。总之那一瞬间我心跳加速，血往上涌，大脑一片空白，背上冷汗涔涔。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多么危险的境地中！
我努力镇定一下自己，继续往前走。这片野地距离村子约有两里多地，足够发生一件恐怖的谋杀案，我手无寸铁，要跑也来不及，喊叫也没有人听见。如果他要抢劫，我就把钱包掏出来，东西给他，如果他要杀人灭口，我只好以死相拼，作困兽之斗。我看见路边有根枯树杈，连忙拾在手中，反正今天鱼死网破，听天由命。
背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那人正在快步赶上来，我暗暗数着距离，然后猛地转过身来，高举树杈作搏斗状。我本想惊天动地地大喝一声，像平地落下一个炸雷，将那人吓破胆，因为《三国演义》中有猛张飞长坂桥一声怒喝，吓死大将夏侯杰的故事，但是我喉咙里仅仅吱溜一下就没有声气了，我脑子“嗡……”地一响，连棍子也落在地上。
因为那人手中有把枪！
金三角几乎家家有武器，这不是什么秘密，枪的作用，自卫与犯罪相等。我开始后悔没有同小米小董一道，后悔自己单独冒险，我不想视死如归，我的采访刚刚开始，这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只要那人动动手指，我这个作家就算当到头了。
我这样的大陆男人，平时自认为意志坚强，品格出众，下过乡，吃过苦，上过学，扛过枪（建设兵团），算得上优秀一族，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在关键时刻，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懦弱，多么不堪一击！我是那么怕死，不知道这该算优点还是缺点，以致于我差点被活活吓死，腿一软，竟瘫坐在地上。
时间凝固几秒钟。枪没有响，我的脑袋也没有开花。我听见一个声音平静地说：“不要害怕……我得跟你单独谈谈。”
他是个中年人，看不出具体年龄，但是我能看出他不是汉人，而像所有当地土著一样，脸很黑，皮肤粗糙，眉骨突出，嘴唇肥厚，具有掸族人或者马来人种的一切面部特征。令我惊奇的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