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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毕竟是个问题。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来到这个世上快四十年了，已记不清打几岁起渐懂人事，更记不准从什么时候开始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何在？生活的乐趣到底是什么？幸福如何定义？快乐与幸福存在着何种关系？多年来，马宏楠始终找不到答案。他对年龄的体会是岁数越大人越坏，懂事愈多痛苦愈深，品格益高忧思益重，道德越是低下感官越是快乐。反正他自己活了这么多年的确没有活出个什么滋味来，总的感觉是一年没有一年快乐，心情愈来愈糟糕，心肠一天比一天硬，情感一时比一时冷——有时甚至觉得人生的快乐唯童年独有。尽管童年时也挨过饿受过冻，但却不知忧不晓愁；虽说在承受父亲的老拳时也曾嚎哭过；但不一会儿脸上就会露出笑容；且异常灿烂。成年人会这样吗？在他的记忆中，命运似乎总喜欢跟他开玩笑。自己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所有的亲戚当中没有一个是当官的，也没有一家是富豪。他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考上大学借此而跳出“农门”，但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和深埋心底的自卑，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去找一个和自己相同身份的干部或者降低标准去恋爱一个工人，而是和一位地地道道的农家女结了婚。更为糟糕的是在仕途和事业中没有人能够帮他一丝半点的忙，反过来向他伸手的人已经排成了一条长龙。而马宏楠又天性豪爽，扶危济困，孝顺而顾家，没几年就欠了一屁股的债，虽然数额不大，但靠他那点工资是无法改变现状的。他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废物，没有什么特长——假如跑得快的话，还能当个运动员，说不准还能出国参加比赛；假如天生一副好嗓子，说不定也能成为歌星；假如能写得一手好字，当个书法家也是蛮不错的；假如画的好，一幅画也卖不少钱哩；假如长得酷，完全有望成为影视明星，最起码做“鸭”也能傍上几个富婆或富姐；唉！要本事没本事，要长相没长相，要特长没特长，天生就是个“绿叶”的命。因为有他这样的人存在，才衬托出别人的地位、富有、才干和英俊。
在这世上活了近四十年，不能完全说命运没有垂青过他，而是他自己没有能够把机会牢牢地抓住。在他还不到三十岁的时候，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写了一篇专业论文，结果在全国专业学会年度论文评比中获了头奖。年轻的他和政法大学的一位教授作为本省的代表赴京参加学术研讨会。当时，整个单位为之哗然。一把手说他解放战争时期扛上枪，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眼看着就要离休了还没有上北京开过会，而马宏楠才工作几年就去中央开会，了不起啊！为此还专门召开职工大会，号召全单位特别是年轻同志要向马宏楠学习。有人开玩笑说马宏楠那小脑袋还装着宝哩！当马宏楠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到北京后，他不顾天黑不听那位教授的劝阻，搭乘地铁捂着心口来到天安门广场，在国旗下边，在纪念碑前，他一个劲地问自己：“难道这就是自己从小在电影中、在电视里、在课本和画报上看到的天安门广场吗？自己梦寐以求、多年的愿望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吗？”他在天安门广场转啊转，实在累了就坐下来歇一会，接着又转；他几乎想喊，几乎想唱，甚至想做诗，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感涌上他心头。回到酒店，已经后半夜了。他还是第一次住这么高档的“旅社”，不会开灯，不会关电视，进了卫生间不知道怎么个用法；一看到漂亮风度的女服务员就会感到惶恐，一听她们纯正而流利的普通话，他就会因结巴得说不出话来。在研讨会上，面对着那些北大、清华、人民大学、政法大学的教授和中央人###制委员会的委员；马宏楠的眼睛瞪得鸡蛋样大，看着他们的脸孔和脑袋想着他们到底和常人有何区别？除此而外，他的脑中一片空白。在饭桌旁，在高级小轿车内，他总是显得手足无措、诚惶诚恐，他深深感到自己根本就和人家不是一拨人，不知怎么搞的竟坐在了一条板凳上。听人家的议论和观点，他有时反而想笑，觉得怎么和基层的实际对不上号？他想：“这大概就是超前理论吧！要么，就是自己听不懂？管他呢？这次回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北京？还不如趁此出去逛逛好哩！”故宫、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天坛、琉璃街、香山、人民大会堂等等等等。而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就是毛主席纪念堂。“这就是毛主席呀！”自己上学的第一天认识的几个字就是“毛主席万岁”。在以后的六、七年中自己不知高喊过多少次“毛主席万岁”？但毛主席才活了八十三岁就死了。公元一九七六年秋，多少人撕心裂肺的痛哭声犹如刀刻般存留在他的记忆里。凭他自己掌握的历史知识，马宏楠认为对毛主席的所有诋毁都有失公正。在他看来，个人崇拜不是搞出来的，是天长日久水到渠成的事，并非某个领导你说让大家崇拜你或者你说不要让大家崇拜你，崇拜不崇拜，这是民众自己的事，而且也经得起历史的冲涮。马宏楠不是一位历史家，也不是一个学者，但他和许多普通人一样，认为毛主席毕其一生都在为劳苦大众着想，在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从北京返回省城，他猛然感到省城的楼房怎么都在横躺着，而脑中北京的楼房都竖立着。从北京回到省城，犹如从省城回到家乡县城的感觉。难怪人们都想方设法地进北京呢？
回到单位后，马宏楠一下子成了红人。先从车间调到了机关，紧接着给领导当了秘书，后来竟有姑娘和年轻的女人给他暗送秋波，大家一致认为马宏楠前途无量。但凡是有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就有嫉妒心红眼病和派系斗争。马宏楠却傻蠢傻蠢地既不知在政治上紧跟一把手，也不晓在经济上给一把手送礼行贿，却憨不叽叽地和一个被一把手冷待自叹怀才不遇的工农兵大学出身的贾送欢科长打得火热。这位贾科长自称为“没事科”科长，有事没事总爱找马宏楠闲聊。言谈中说他是一个惜才爱才的人，并说他非常赏识马宏楠的才华和文笔；在闲谈单位的人和事时，贾科长津津乐道于谁和谁如何如何，某某和某某怎么样，张三和李四有过节，王五和马六有猫腻等等；也谈他自己的童年和家乡，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和刚工作时的情景；但言谈最多的是一把手如何如何不重用他，没有把他放在要害部位或关键科室去当科长，而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可有可无的科，光杆司令一个，既当官又当卒……经常喋喋不休，并耿耿于怀。天长日久，马宏楠和贾送欢成了无所不谈的莫逆之交。那些紧跟一把手的人就把马宏楠看成贾送欢的死党，专跟一把手做对的派系骨干。而马宏楠对这些却一无所知，只是在不长的时间连着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近二十篇学术论文，并参加了西北五省的学术研讨会和本省的学术研讨会，在本系统专业学会竟小有名气，不久便被省厅借调到省城去工作。
在此期间只要紧跟一把手或给一把手有过投资的，基本上都当上了科长或主任。
借调到省厅后，马宏楠吃苦肯干，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当省厅提拔贾送欢和其他一两个科长进入单位的领导层时，马宏楠甚感不解——贾送欢那么恨一把手，而一把手哪儿来的胸怀竟把贾送欢往上提？假如把贾送欢和一把手打个调，贾送欢有没有这样的胸怀？看来一把手还是蛮不错的嘛！但他并没有往深处思考，而是打电话把这个喜讯告诉给贾送欢。贾送欢于第二日便赶到省城，他亲自把贾送欢领到厅长兼党委书记的家门前，而贾送欢在进厅长的家门时险些跌倒。他没敢笑出声来，而是急急忙忙地离开了。
在省厅上班，交往自然多了。分配在省城工作的同学，建议马宏楠托关系花些钱借此机会留下来，因为这的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马宏楠也曾心动过，但却一时搞不到钱，托关系也无从下手。后来，单位三番五次地催着要他回厂，给省厅的电文内容是单位缺人，特别是缺少象马宏楠这样能写材料搞文字工作的人；并说省厅如果要留下马宏楠，最好是给单位另外分配一名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来。而恰在此时，马宏楠的妻子杨凤娟得重病进了医院，马宏楠急忙回乡下四处借钱在县医院给妻子治病。在妻子还没有出院时，省厅给了单位一个指标，选一名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到中央某干部管理学院带工资脱产学习两年。当时单位好多年轻人都跃跃欲试，当他们得知马宏楠报了名后，都一个一个主动放弃了。和马宏楠自小就相好的一个朋友名叫程立业，在马宏楠的村子里当村长，很有能力，开办小煤矿发了大财，在经济上对马宏楠不止一次地有过资助。事隔多年之后，他埋怨马宏楠在省厅借调时为什么不向他开口，两三万元难不住他，真是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而在当时，马宏楠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向他提起。
马宏楠读了两年大学，毕业时，由于他的毕业论文写得非常出色，一位资深教授想把马宏楠推荐到国家某某部的课题调研组去，但“父病危，速回”的一纸电文又一次让他和机缘擦肩而过。
这两年里，和他同时借调到省厅工作的几位年轻人全都留在了省城。贾送欢当了单位的副厂长后，在残酷的###中，贾送欢和单位正厂长结盟，先把他原来的政敌周民科打倒在地，周民科被贬到一个车间去当工段长；然后又和党委书记作斗争，拉派系、搞内耗，弄得全厂职工人心惶惶。马宏楠对这些一概不知，一如往常，凭着自己笔底的功夫当上了办公室主任，后来又到基建科当科长。因为当时单位正在搞扩建，而且在县城规划的十几幢家属楼马上要破土开工。基建科长这个位子不少人都在垂涎，却让马宏楠给占了。且一路看好，在不久时间里可望被提升为副厂长。这下，马宏楠客观上成了许多人特别是同龄人的障碍和对头甚至成了敌人。但马宏楠却没有意识到，心底无私不带任何目的地和人交往，以至于后来栽得那么惨。当时，只是有人对他说为什么两年前借调到省厅时单位一个劲地把他往回叫，其中奥妙是他没有很好地和一把手搞好关系，人家借故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