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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沂蒙把那张支票撕了，撕成碎片，顺手扔进了旁边的垃圾箱。41
胡炜告诉宋沂蒙干休所转来一封信，说老家的二爷得了重病，让他们回去看看，就是见个面也好，宋沂蒙懂得“见个面”是什么意思。
二爷是宋沂蒙父亲的二叔，年龄比宋沂蒙的父亲还小。
1942年，日寇在鲁北地区进行大扫荡，那正是环境最为残酷的时候。一次战斗，父亲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又负了伤，一路之上东躲西藏。当地老百姓的胆子小，慑于日寇和汉奸伪政权的淫威，没有人敢帮助他，更没有人敢收留他，他伤病交加，躺倒在一片乱坟岗子里。
二爷听说了这个消息，套起牛车，赶了整整一夜，硬是从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找到了父亲，拼着一条性命把他救了回来。
解放以后，父亲进京做了领导干部，特地几次写信邀请二爷到北京家里住一段时间，可都被二爷谢绝了。二爷说，娃他爹都已经是几品顶戴了，自己是个乡下老粗，没文化，身上又不卫生，怕给人家添麻烦，所以一直没来北京。
1968年，父亲靠边儿站，宋沂蒙差点就去兵团了，二爷来信说，吃那分苦干嘛？要是孩子乐意，就来家吧！有俺照顾着，还有啥不放心的？于是，十八岁的宋沂蒙背起行李就回了老家，和二爷一家住在一起。
二爷一家对宋沂蒙很好。二爷早上带他到地里学使牲口犁地，晚上骑车子带他到村子外边高粱地捉蝈蝈儿，二爷的蝈蝈儿笼子扎得可好看啦！房檐下挂了一排，二爷劳动之余，最爱欣赏蝈蝈儿大合唱。
二奶奶有肺结核病，不顾自己的身体好坏，经常给他洗衣服，还把小树上结下的大枣，一颗一颗地收集起来，放在笸箩里，吊在房梁上，凉干了，留着给他在冬天吃，说孩子没有吃过乡下的苦，吃几个枣，兴许能补养补养。
几个小叔，年纪都和他差不多，夏季，闷热的玉米地里，宋沂蒙从来不会落后，因为有小叔们帮着。后来，在原本已经十分狭小的院子里，几个小叔用了三天时间，为他盖了一间坯砖房子，让宋沂蒙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屋。在漫长而寒冷的冬季里，他们在一起下象棋，一起骑自行车到县城里去遛，还在一起谈论过女人。
二奶奶去世好些年了，小叔们还在务农，并且都成家立业，有了小孙孙，八十年代以后承包了土地，他们种了一点经济作物，粮食够吃，钱够花，日子过得还可以。村里有了电灯，有了自来水，二爷家有了拖拉机，有了电视机，正在往现代化的道路上走着。宋沂蒙也很想回去看看，可总没有机会。
胡炜对宋沂蒙说：“你必须回去看看，咱不能忘恩负义！”宋沂蒙说：“媳妇说的很对！不去是不行的，可是钱呢？万一二爷过世，农村里办个丧事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要花不少钱，人家还以为咱在北京挣大钱了，我这一回去，四邻八方的一伸手，没有万把来块恐怕过不去！咱手头又不宽裕，谁能体谅咱们？”胡炜不作声了，半天才说：“你说咋办就咋办！反正一定要对得起二爷一家！”
两口子商量着，只好拖几天再说。没想到这么一拖，老家里又一次来信说，二爷已过世了，丧事也办妥了。宋沂蒙觉得再不去不好了，就告别了妻子，独自一人回了山东德州老家。
山东德州，在河北与山东两省交界处，历史上曾划归直隶管辖，居民生活习惯、语言都与冀南地区差不多。宋沂蒙坐火车到石家庄，又换乘长途大巴到了德州，然后又找了一辆三轮摩托车，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老家宋各庄。
在一条坑坑洼洼的公路边上，宋沂蒙给了车主十块钱，然后下了车。他背着一个人造革包，进了村口，原以为进村后，老家的人会夹道欢迎一番，可是他想错了。
他走在村子里泥泞的小道上，两边人见了他，谁也不跟他打招呼。其中有的人还似乎很面熟，是侄子辈儿的还是叔叔辈儿的？记不清了。这是不是宋铁匠家里的小三？那年这孩子才十一二岁，如今都长成一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汉，比老铁匠还壮实了许多。宋铁匠的小三也认出了他，可是那目光仅仅在他的身上停留了极短暂的时间，就躲开了。
宋沂蒙心里纳闷，这村儿里的人怎么啦？
宋沂蒙进了自家那条胡同，这里变化不大，墙壁仍然是那堵墙壁，房子仍然是那些房子，小路仍然是那条小路。门敞着，他一脚踏进了二爷家的院子，二爷家里的院子还是三十年前那般模样，正房多了一些斑驳和沧桑，东屋和西屋歪歪斜斜的，很难想象这里头还住着人。惟一不同的，就是那间曾经属于自己的小屋不见了，院子里长着一棵粗大的枣树，树上结满了密密麻麻的大红枣。
啊！这是二奶为自己种的那棵小枣树！
宋沂蒙在枣树下站了好久，一个穿着一件旧蓝布制服上衣和一条的确良绿军裤、身子佝偻的老人从外边进来，宋沂蒙怔住了，这是谁？一张变形的脸颊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褶皱。他的目光呆滞，眼睑上长了一些赘瘤，嘴唇和下巴上的灰白胡子拉拉茬茬的，胳膊上还戴着孝。宋沂蒙形影绰绰地认出来，这就是大叔宋朝恩。大叔不过比自己大一两岁，怎么会老成这个样子？三十年前，宋朝恩是基干民兵，身高一米七三，整天背着大杆枪，威风凛凛的，现在却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大叔也认出了他，便咧开了嘴笑了，露出了一排稀稀拉拉发黑了的牙齿。大叔慢腾腾地说：“来啦！来了好！”宋沂蒙激动地上去拉住大叔的手，那双手粗糙、坚硬，像钢锉一样。大叔把手抽了回去，表情很不自然地说：“走，那院去吧！这里早不住人哩！”
宋沂蒙这才明白，这个曾经居住过二爷一家五口的热闹小院，后来变成二爷一个人独自居住的地方，其他人都在外面有了新住处。
早先的场院里有间磨房，一头蒙眼的灰毛驴拉着石碾子磨面，使用不起毛驴的人家，就只好人力推磨，大闺女、小小子、老婆子，推着石碾子，“吱呀呀”地响。磨房旁边，有一间泥和草糊成的小屋，里边住着一位被日本鬼子打疯了的三爷。
如今，磨房不见了，三爷也不见了，场院里盖起了好几排崭新的房子。三个叔叔辈的伙伴在这里建立了新的基业。噢！院子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井台儿，当初，这村里只有这一口甜水井，为了喝到些甜水，人们天不亮就要起来，因为这井里的水很少很少。过了这个时候，人们就不得不到一里地远的村西头去担水，那口井的水不少，可是味道却又咸又苦，宋各庄的人们就是靠这口苦水井繁衍生存。宋沂蒙想起那口苦水井，当年，他也像村里所有的男女青年一样，在那口井边挑水。
冬天，那井台儿上结着冰，铺上了防滑的干草。他还是不小心滑倒，差点儿落到井里，这时，有一个陌生的姑娘把他扶起来。他想说声谢谢，那姑娘却向他嫣然一笑，挑起担子，颤悠悠地离开。
那姑娘长得很美，高高的鼻梁，明亮的大眼睛，黑黑的长睫毛，她的头上扎着印着梅花的手巾，身材结实而苗条，她挑水的姿态优美动人，像云雾里飘逸的仙女。后来，宋沂蒙才知道这姑娘是公社武装部长的新儿媳妇，那部长的公子是个长相如鼠，品格平庸的人，记得自己当时还着实惋惜嗟叹了一番。
看见了那井台儿，让宋沂蒙回到了那难忘的冬天，想起那女郎挑水的款款倩影。
大叔让宋沂蒙进家，取来一个烟袋子递给他，憨笑地说：“抽不？”宋沂蒙不知道该站着还是该坐着，一只手拎着包，一只手赶紧摇摆着说：“不抽，不抽！”
大叔蹲在地上，只顾“吧嗒嗒”地抽着烟袋，闷着头不说话。大叔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再是那意气风发的基干民兵，也不是从前那个爱说笑话的小伙子，他沉默寡言，把满腹心事隐藏起来，让人感到深不可测。宋沂蒙寻思着说些什么好，想问问二爷的事，又怕勾起伤心事。
正在这时候，屋外传来一阵说话声和铁锹等农具的碰撞声，原来是叔婶等人从地里劳动回来了。三个婶子都是泼辣的农村妇女，有的穿得花花绿绿，有的仍然和六十年代的农民一般打扮。她们一进门就抢着拧开自来水管子用手捧着生水喝，喝完水，解了渴，才看见屋里有个生人，于是就叽叽喳喳地吵吵起来：“老大，你做啥哩？有客人来，也不招应着，抽那玩意儿作啥？”
二叔宋朝义、三叔宋朝忠都认出来了，原来是北京的侄子回来了，他们异口同声地叫声：“沂蒙是不？回家啦？”说完，弟兄仨一块儿落泪，宋沂蒙的眼眶也红红的。这三个叔叔，长得一个模样，三十年没见面，岁月无情，田间劳作，风吹日晒，都老得不像样子。宋沂蒙和他们的年龄相仿，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北京，他的生活条件都好得多，因此显得比他们哥仨年轻了十几岁。宋沂蒙见了这三个叔叔，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假若自己不去当兵，在农村里呆一辈子，也许比他们还要老。
婶子们听说是沂蒙回来了，便噔噔地跑回自己屋，纷纷拿来大枣、花生和甜瓜，一古脑儿都放在方桌上。在宋沂蒙看来，这三个婶子长的一个模样，四五十岁的年纪，动作麻利，说话爽朗，待人热情，在她们身上依稀可以看到二奶奶的影子。
几个青年男女和一群小孩也吵吵嚷嚷地进屋，这些青年和少年，穿着打扮与城里人差不多，有的还穿着料子和作工都极差的西装，敞着怀，不用说，这是叔叔们的子孙。
宋沂蒙觉得是时候了，就打开人造革包，取出礼物，准备分给他们。可是，没有等到所有人都拿到礼物，大叔就瞪着眼，在鞋帮子上磕烟袋里的灰，那些小字辈儿的，便安静下来，一个接一个地溜了出去。
宋沂蒙记得，当初在老家落户的时候，村里的人很喜欢热闹，每逢谁家里来了客人，大人小孩、男女老少挤满了一屋子，看生人跟看猴儿似的。平时，一个村子里的人见了面，总是要打声招呼，说声：吃了没？可是现在，他觉得这里的风俗习惯变了，路上人见了人也不打招呼，低着头，一擦肩就过去了，那些老套话也没有了。这次，他好不容易从北京大老远回老家，几个叔欢喜是欢喜，可是也没有太多的话，婶子们的态度虽然还热情，话也不少，可是总让人感觉有些表面化。
晚上，婶子们为欢迎宋沂蒙的到来，特地包了一顿猪肉大葱馅的白面饺子，还是家乡的风俗。天很黑了，家里人在大叔的许可下，才拉亮了电灯，又打开了彩色电视机，电视机里出现了外国老娘儿们，还响起好听的音乐，让屋里所有人的心情显得愉悦起来。大家无所顾忌、有说有笑，有的还跟宋沂蒙谈美国总统大选和港澳回归的事，这使宋沂蒙感到，现在的家乡农民，尽管与以前有着许多习惯上的相同，可是，他们不再是愚昧的，他们关心的比他们的生活范围更为宽泛。
当天晚上，宋沂蒙和几个没成家的堂弟挤在一条炕上睡觉，这感觉和三十年前大不一样。炕又硬又凉，莫名其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