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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名册上被勾掉。
有几个平时最要好的女同学十分挂念她，她们在校门口悄悄地等着龙桂华，等她从学校里出来，就把她围在中间，关心地问：“桂华，你分配在哪儿上班啦？”
龙桂华的心情虽然很沉重，可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乐观。她望着大教室那扇被球碰破了的窗户，那里面是一个深邃漆黑的天地，以后，她就要走进那片天地求生存，为了自己也为了妹妹们。那片天地将给她带来巨大的生活压力，里面有荆棘，有火，然而她不得不进去。
一切都发生了，无可挽回了，想到以后还要生活，她心里平静多了，于是她不假思索，诙谐地说：“二炮！”
当兵是中学生的向往，同学们还以为她到第二炮兵部队文工团当演员了，纷纷惊讶地望着她，惊讶中含着许多羡慕。龙桂华见同学们如此情状，觉得很好笑，便拍拍手笑哈哈地说：“你们以为什么呀？北京第二灯泡厂！”
龙桂华在第二灯泡厂度过了许多时光，她由一个出众的高材生变成一个辛劳的女工，然后又长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是初级品车间的工人，她用嘴去吹制灯泡儿，一个一个像梦幻一样透明而脆弱的灯泡儿产生了，包装成箱送到千家万户。女工们吹制的灯泡儿大大小小不计其数，她的同事，那些同样吹灯泡儿的女工们，经不住火的熏烤，像一朵朵鲜嫩的花渐渐凋谢了、萎缩了，可龙桂华却越来越水灵。
她长得很标致，瓜子脸，眉毛细长，眼睛弯弯，像将要蚀尽的月亮，她的身材好，皮肤又白，她的打扮与众不同，在炎热的夏季里，她经常穿着一条短裤，露着两条极富诱惑力的长腿，大冬天的时候，她却穿着一件薄薄的、紧紧箍住身子的小棉袄儿，苗条而丰满，胸脯隆起，臀部不大不小，线条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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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性格开朗大方，她在干活儿的时候话虽不多，在休息的时候却充满了欢乐。她爱唱歌，会吹口琴，还会写娟秀洒脱的毛笔字。她仿佛对所有的人都热情，有求必应，不会轻易得罪任何一个人。她会不厌其烦地帮人到食堂打饭，她会牺牲个人休息时间，陪伴同宿舍的女友逛街买东西。在男青工面前，她不拒绝殷勤，对那些开过头的玩笑，也仅仅是一笑了之。
可是，她的笑容里隐含着那么多的忧郁。龙桂华笑完了，就找个没人的地方独自叹气。她想起不少难过的事情，想着想着就落泪。她想得最多的是妈妈，在监狱里只度过了两年时光就死去的妈妈，妈死的时候一定很可怜……
她听说妈去世消息的时候，正在车间里吹灯泡，火熏烤得她汗流满面，眼睛都红了，流下了泪，她随手抹去了汗水和泪水，然后又莫名其妙地笑了一回，妈妈的去世仿佛并不突然，她在梦里梦见许多回了。那天晚上，她躲在被窝儿里流泪，枕巾湿了一大片。从那天起，她就开始失眠，每天晚上都是她最难熬的时候，夜很黑很长。
龙桂华刚过二十岁就匆忙结了婚，和丈夫搬到了观音庙居住。丈夫是京剧团的鼓师，姓方，比龙桂华大十来岁。丈夫患有“夜游症”，犯病的时候劲头很大，院子门上的铁锁一扭就断，关也关不住他。
龙桂华不爱他，嫁给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免费听戏。她小的时候，妈常带她看戏，她只有听戏这么一个爱好，一坐到戏园子里，什么愁苦全都忘了。她常常被戏里的人物所感动，为王宝钏的坚贞而震撼，为杜十娘的命运而悲伤，为梁红玉的英武而振奋，为崔莺莺的爱情而缠绵。
后来，有人悄悄告诉龙桂华，说姓方的和观音庙饭馆里一个烙烧饼的女人关系不正常，龙桂华听了心里“咯噔”一下。
她以为别人跟她开玩笑，于是也就一笑了之。姓方的自从结婚后，一回家就泡在她的身边，五分钟一搂抱，十分钟一亲吻，夜夜不空闲，简直把她当做了宝贝，这还不够满足？
有一天，民警把姓方的扣了，大半夜里派人来通知她，说姓方的和那烙烧饼的娘们儿跑到天坛公园，钻到烂草丛里乱搞。
龙桂华满脸铁青地到派出所把丈夫接了回来，打算好好数落他一回，可姓方的却嘻皮笑脸地讲了一大套理由，他说他如何爱着龙桂华，还说老婆是老婆，婊子是婊子，男子汉大丈夫哪个不风流？
龙桂华说不过他，气得回了自己的家。姓方的多次登门谢罪，跺着脚、指着鼻子发誓，天打雷轰之类的话都冒了出来，好说歹说把她拉了回来。龙桂华很年轻，她无法知道到底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这样。从那时起，她产生了为人妻的沉重压力，她觉得女人是男人不舍不弃、随意摆弄的工具，早知道这样，当初不如不嫁人！
龙桂华心想，这回总得消停一阵子了吧？
一天夜里，龙桂华独自一人昏昏沉沉地躺着。突然，听见自家窗户“梆梆”响，她的心吓得“咚咚”直跳。
胡同对面管传呼电话的肖老头喊：“桂华、桂华，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老方快不行啦，在协和医院抢救哪！听见没有？”肖老头好一通儿喊叫，把邻居们都惊醒了，一个个都揉着眼睛从门缝儿里探出脑袋来看热闹。
龙桂华的脑子“轰”的一下涨得老大，姓方的又闹出事儿来了！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仿佛老头喊的是一个与己无关的陌生人。她咬牙切齿地骂：“要死就死去吧！”龙桂华用被子把头蒙了起来，任凭肖老头在门外不住喊叫，就是不答应。
肖老头还是在喊叫，龙桂华实在无法再躲在被窝儿里，她磨蹭了好一阵，才勉强爬了起来。她穿上件衣裳，骑上自行车往医院跑。
原来这姓方的不思悔改，又勾搭上一个剃头的女人。当晚他是在剃头的女人家里搞得有点过度，心脏出了毛病，被那女人送到医院。那女人还挺仁义，往龙桂华家里打个传呼电话了。姓方的在医院里吸了氧，吃了药就回家了，回家以后不敢言语，他知道这回闹大了，妻子一定饶不了他。
龙桂华没跟姓方的闹，她不吭声，她过够了。于是，她离开了方家，还带走了两周岁的女儿小红。她也没有回娘家，因为家里人口太多实在没地方住，她背着小红跑到厂里。车间主任很同情她，允许她在一间库房的过道儿里搭了一间木板房，娘儿俩挤在里面凑活着住。
后来，她与姓方的离了婚。
那个曾经关心过她的车间主任经常给母女两人送吃的、用的，有时还泡在木板房里不走，一泡就泡到夜里十一二点钟，周围的人们在背后开始议论，渐渐地传来了各式各样的说法。
龙桂华终于受不住，带着女儿又走了，她离开了“二泡”，成为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干什么去了，厂子里很少有人知道，人家都说龙桂华走得很远，可能已经不在这座城市里了，一个女人带着幼小的孩子肯定不容易，吃的、穿的都靠着她一个人，总之很难、很难。
她的身上一定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龙桂华被人们拥挤着上了公共汽车，宋沂蒙没挤上去，他还把自己当作一个军人，自觉地把这次乘车的机会让给别人。
44路公共汽车冒着灰白色的烟，沿着宽敞的二环路走远了，带着当年的高材生和满满的一车忙碌的人们。龙桂华消失了，那朵黄色的半只莲淹没在人堆儿里，也许在那人堆儿里还有着牡丹花、丁香花……各式各样的花儿汇合在一起，祭祀着沉重的历史。
2
宋沂蒙与龙桂华不属于同一类人，他从小在育才学校读书，那是个有着革命传统、干部子女集中的寄宿制学校。
宋沂蒙小的时候身体很弱，虽说没有啥病，可比起其他吃钙片儿长大的男孩子来，他就是个半拉子病号。他跑三十米倒数第一，跳高倒数第二，排球比赛硬是把他安排在女生一边儿，在女生这边儿他也不算主力队员，女生里有好几个要比他强壮得多。
后来，他上了普通的中学，他的老爹与育才学校其他同学们的老爹相比地位不算高，可到了新的普通学校，他居然成了名副其实的高干子弟，就这点儿特殊背景，使他在学校里获得了不少特殊的待遇。刚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成绩不错，尤其是语文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可他不言不语，不会联系群众，在学生中的威信不怎么样。有一天，年轻潇洒的班主任老师突然宣布：“由于宋沂蒙的学习成绩和家里的情况，校党支部决定让他担任少先队大队委员！”
大队委员是校级学生领导职务，应该是选出来的，老师为什么会指定他？宋沂蒙自己也糊里糊涂。可这个临时的大队委员把他从同学们中彻底孤立了出来，那段时间，没人跟他玩耍，没人诚心诚意地与他聊天，也没人到他的家里做客，他好像是其他星球上的人。那是一段最难受的日子。而且他的大队委只当了一个学期就被同学们轰下台了。自从他那次被“罢官”以后，不论何时何地，他都会牢记当年的教训，再也不轻易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干部子弟。
“根正苗红”的宋沂蒙，无论到了哪儿都有着那么点儿特殊，这大概就是人家常说的优越性。“文革”后期，学校里的同学大部分到东北兵团、内蒙兵团，或者到陕西、山西的农村插队，可是宋沂蒙却回到老家，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在那里，他天天吃窝窝头就咸菜，每天要挑几担水，没想到身体很快就壮实了起来，肩膀宽了，腿肚子粗了，整个人就像变了一个形儿。只干了一年，谁见到他都说宋沂蒙简直变成了一条“车碾汉子”。
后来，在老爹的安排下，他当了兵。在部队里，他摸爬滚打，样样不落后，手榴弹能扔四五十米，几次强行军拉练，他都走在连队的最前列，走着走着就成了连队的掌旗手，有谁相信宋沂蒙小时候是差点儿免修体育课的半拉子病号！他立功受奖、入党提干，又接受了正规的军事院校高等教育，并且当上了副团职的军官，这在原先那帮老同学中间简直是奇迹！
“口蹄疫”
宋沂蒙在部队一干就是二十年，他已经把自己和部队融为一体，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部队。可是，残酷的事实还是发生了，而且发生得那么突然。
那些天，驻地闹起了“口蹄疫”，闹得人心惶惶。天老是阴沉沉的，可就是不下雨。白杨树的叶子干得发灰，一片片无精打采地耷拉下来。灰蒙蒙的低云和远处的土山连接在一起，笼罩着整个城市。房顶上是土，街道上是土，人们的脸上也好像沾了一层土。穿过城市中心的黄河，默默地流动，没有了汹涌奔腾的巨浪，没有了喧嚣，巨大的鹅卵石孤零零地裸露在岸边，饥饿的水鸟站在上头一动不动。
人们的心里都十分紧张，据说这种病可以从兽类传染给人类，通往郊区的路上设了关卡，卫生防疫人员向过往的牲畜脚部喷药，大桥上铺满了厚厚的草垫子，草垫子上洒了呛鼻子的药水，不管是牲畜还是人都必须从上面踏一踏，汽车轱辘也得用药冲洗一遍。
外面的气氛如此紧张，部队大院里却很平静，官兵们照样工作、训练、学习，一切正常。
半个月以前，政治部副主任偶然在办公楼旁边碰见他。副主任问了他许多无关的问题，眉头一皱，忽然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