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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不过压力过大，就躲了起来。但如果他真的出事了，我就要承担起我两个侄子的抚养责任，也要照顾好我的父母。我做好了这个打算。既然生活就是这样反反复复，我没必要悲观，平平静静地尽我的责任就好。我三十了。
哥哥失踪前的几天，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更喜欢你的小儿子啊？他又懂事又听话。你看我的两个儿子，我跟他们妈妈吵架，老大就杵在那儿绷着脸不说话，小的就会到他妈妈那边笑笑，再到我这边笑笑。你看弟弟不就是像我那个小的那样吗？”我妈妈生气地说：“我对你们都是一样地疼爱！”妈妈告诉我这件事时，我说：“他是担心你们会嫌弃他。”妈妈那边激动地说：“他是我儿子！我怎么会嫌弃！”当我三十岁时，我会想起他的三十岁，也会想起我爸爸的三十岁。我们一个个穿过这个时间的节点，奔赴未来的生活。我常常为我父母而心疼，他们养育了两个他们无法理解的孩子。他们至今在期待一个安全而平坦的人生。哥哥最后一次电话跟我说：“我在家，根本不敢看妈妈的眼睛。她的眼睛叫人害怕。”
以前没有电话时，每回收到在外读书的哥哥来信，爸爸都要回信。常常是他和妈妈在房间剥棉花，我趴在桌上拿着纸笔，他口述一句我写一句。经常是这样开头的：我儿，收到你的信了；结束的话也是固定的：钱省点花，好好读书，出来为国家社会多做贡献。妈妈会添一句：饭要吃饱！我也会添一句：带点书回来看！现在虽然我不写信了，但是我会不断发短信给他：“我想生活总是这样，坏一点，好一点，再坏一点，再好一点，好好坏坏之中，人变得坚韧起来。就这样，不至于好到哪里去，也不至于坏到哪里去。时间继续往前走，日子继续往前过。在反复折腾中，对于人生的各种境遇，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都有了丰厚的体会。领受属于我生命的独一份，并去过好它就可以了。”我希望他能看到这段话。而我最希望的是看到他回的短信：“弟弟，我没事。祝你生日快乐。”
无法隐居的人
文 / 毛利 专栏作家 @毛利
2009年，我在北京待了整整一年，到最后一个月，我觉得情况糟透了。天气太冷，脾气逐渐变坏，我和朋友在三里屯的小酒吧喝酒，已经没有任何男人给我们买酒。某一天我站上药店的体重秤才发现，男人绝不是好心肠的瞎子，我们只好寂寞地自掏腰包，互相请对方喝一轮。
圣诞节前后某天，我穿着羽绒服（暖气不足）躺在出租屋的床垫上，翻着一本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翻到第五页我决定打包行李滚出北京，也去找个地方隐居一次，彻底地，净化身心，戒掉电话网络各种不良习惯。我想象自己从那个缥缈无人的山谷中出来时，已经是个如苍井优一样明亮纤细干净的女孩，而不是眼下这副臃肿肥胖痴呆的模样。
实话实说，如果你漂亮，有人追，买得起橱窗里的名牌包，你肯定不会跟我一样想去大山里待一阵。当时我穿着羽绒服腾空一跃，先去左家庄的小百货店，买了四个蛇皮袋。一袋子书，一袋子衣服，一袋子鞋，一袋子败家玩意儿。跟室友打招呼，下个月开始不住了。再跟我妈妈打电话说要把所有东西寄回去，她大喜过望说：你要回家了？我说是的，不过回家前要先去哪儿玩一趟。
在收拾房间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发现，这个世界真是物欲横流，一个女人居然需要这么多东西，吃的用的喝的玩的，没完没了无穷无尽。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过上传说中的隐士生活——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这不是存心找罪受，而是像吃惯了红油火锅，热切地盼望着吃几顿清粥小菜。
这一次，我的背包里只有换洗内衣和洗漱工具，一条备用牛仔裤。当天晚上在网上买了一张去云南的机票，既然要住很破的房子，最好还是找个温暖点的地方。
云南冷得要命，刚到大理我就在大街上买了条披巾，不可思议的是，我在人民路碰到一个北京的朋友，我们马上跟在簋街一样，快快乐乐地点了大救驾玫瑰炒鸡蛋、风花雪月啤酒。吃完躺在客栈里，觉得屈辱万分，飞越千山万水，居然还是摆不脱脑满肠肥的宿命。
幸好客栈老板娘说鸡足山有几座小庙，的确有人在那修行。有人插嘴说，鸡足山上的庙实在太破，连电都没有，也没信号，一个女的去，有点危险。又有人说，干吗不去苍山上的无为寺？那里有一星期的武术修行班，很多外国人去，学点打坐、马步、三脚猫功夫，挺不错的。
我拎着包，在大街上找了一辆黑车，告诉师傅去无为寺。他说六十块我说四十块，最后以五十块钱成交。那天下午大理的天气好极了，晴空万里，爽朗无风，小鸟喳喳叫，想到马上要跟这个世俗的世界暂别，已经开始涤荡心灵深处的污垢。去的路上相当幽静，一条山路往上开，除了偶尔冲下来辆小面的，连个闲逛的村夫都没有。司机默默无语，我一路看着景色越变越绿，激动得努力控制住情绪。
到达无为寺，背上行囊，在后门碰到两个和尚，正从面包车上卸进口红提，我问他们武术在哪儿学，他们指了个方向。我边走边想：这群和尚吃得真好，也罢，第一次隐居不宜太激进。
庙里果然有几个外国人，一个金发姑娘热情地问我是不是也来学功夫，她说走，我带你去报名。我跟着她走在曲曲绕绕的小径上，觉得此处甚好，甚幽静，甚是适合短期休养。传说中的武术修行班放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小院里，几个外国人在里面练着马步，一个面带笑容的和尚看到我问：你是中国人吗？我点头，他随即告诉我：对不起，我们这不收中国人。
是以什么样黯然的心情离开了无为寺？现在我已经记不太清楚，总之就是又气恼又丢脸。走出庙门一看，黑车司机还在那里，我问他你怎么还在，他说这里不收中国人呐，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一路都默默无语。他说：你下山吗？我也下去，这回收你三十。
我不可能像比尔·波特写的那样，到终南山顶，找一个无人居住的茅房，就着两袋面粉过一个冬天；我也不可能像梭罗一样，孑然一身跑到湖边自己造个房子住。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跑到一个没网的地方待几天，感受下脱离世界的感觉，可我居然因为是个中国人而被拒绝了。下山后客栈老板娘听说了这个消息，立刻说，那和尚每晚都去坏猴子酒吧喝酒，你要不要过去跟他喝两杯联络下感情？没准就让你去了。不，我这辈子都不打算再去无为寺。
后来我发现想找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住着，听上去很简单，找起来真难。到处都是人，诺顿那样乡下的地方，只要有一个背包客说那里很好，马上整条街都是揣着单反的哥们。一个不太熟悉的朋友跟我说，你可以去杭州乡下，空气好极了，现在人也少。我琢磨了几番，觉得那里没准有郁达夫笔下《迟桂花》的气息，有点蠢蠢欲动。朋友说，帮你打听好了，那里的农家乐一个房间一天收三百，你是我朋友，去一个月给六千就行。
如你所知，我很穷，听到这个消息我甚至后悔放弃了北京两千块的出租屋，其实拉断网线在里面进行一番辟谷运动，没准也能收获大块大块的孤独。不过这种人出现在城市里，看上去都像标准精神病。
两年后，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那一年我无意中去了修行大本营，印度的瑞诗凯诗，大名鼎鼎的瑜伽城。大把和我一样想要由内而外洗洗肮脏心灵和肥腻身躯的闲人，聚集在那儿。没费多大工夫，就找到了一家ashram（隐修所），那里没有网，没有电视，没有信号，没有交通工具，离小镇步行需两小时。房间里只有一张床铺、一个水杯。在这里既不允许抽烟喝酒，也不允许高声喧哗，甚至连聊天都最好避免。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冥想。
冥想的内容还是人类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对禅学一无所知，正式开始修炼前，蹲在清澈的恒河边，吸了一根印度草烟。那是本地人用烟叶做的，吸着吸着想起王小波写在云南拿这种烟叶抽，一把火燎光眉毛，呵呵乐了。那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在冥想上不会有什么出息。
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我们从早上五点开始打坐，七点练瑜伽，九点散步冥想，中午休息，下午再练一堂，到晚上又是打坐冥想。我本应沾沾自喜，可是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我终于明白这次地方是对了，但时机不对。隔壁的墨西哥女人告诉我，她来这儿是因为和法国男朋友分了手，问我，你呢？我说我刚交了男朋友，他很好，在工作。
你想他吗？
想，何止想，我的每一次冥想都成了大段爱情与动作电影回放。于是这一场本该深入灵魂最深处的探寻，因为我满脑子心有旁骛，最终每一分钟，都在眼巴巴渴望回家。
修行结束的那个下午，我兴高采烈，乘了第一辆的士出山，又叫了一辆昂贵的出租车去火车站，随后飞也似的，离开了印度。我的男朋友在机场等我，问我修炼得怎么样。
那一刻我只觉得做个普通人已经相当满足，一个人若非碰到大起大落，实在犯不着跑到山里拼命冥想“我到底是谁”。爱情没收所有清高，当时我只想跟他一起吃红油火锅。
直到这份恋情褪去热情，我才又一次，像回忆亲妈一样回忆那一年在印度，早上湿冷的空气，山中宁静的小道，五平方米小屋内的独坐，林间瀑布的冥想……
不过我知道，再一次跑去隐居，只要在门口放块巧克力蛋糕，俗人立刻又能印帕撑艹隼础�
光灿烂时，星已死灭
—— 献给《今世今生》的亿万维诺妮卡
文 / 蔡康永 主持人 作家 @蔡康永
从星空开始
看见那颗星在天空闪耀的时候，那颗星可能早已在两百七十万年以前死了。因为那星的光，要跋涉两百五十五亿亿公里的路程，才能到达你的眼。当你为那星落泪、凭那星起誓的时候，那星早在整个文明开始之前，就灭绝净尽。当一个维诺妮卡领悟、看见的时候，另一个维诺妮卡早已释放过最灿烂的光芒，灭绝净尽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常常把宇宙带到我的面前。
旅程中想起
约翰·巴斯在小说《夜海之旅》里，将一枚奋力泅泳的精子当主角，夹杂在无数互相竞争的勇者之间，开始思考造物者和他们这群勇者之间的关系，他们这样想——创造我们的造物者不见得是不朽的。我们可能不只是他的使者，我们可能还是他的“不朽”。我们延续了他的生命，延续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变化形体，超越了个体的死亡。造物者和勇者，彼此创造了对方……这枚精子，越想越惑乱，有可能我在一开始游泳时，就已经灭顶了，只是我在咽最后一口气之前，幻想出这整个在夜海游泳的旅程罢了……
有时我认为：我就是那些已经灭顶的、我的朋友，活下来了的那个维诺妮卡，在电影结束以后，也会开始这样的生命，可能真的隶属于一个更巨大、浩瀚的整体。
个体的死亡，并不能臻至灭绝，而是通过死亡或变形，参与到另一个生命里去。不朽，就靠着这么无赖的手段，得以完成。
被爱情繁殖
马歇尔·埃梅在小说《分身》里，造了一个能随意复制自己的家庭主妇。
这位主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