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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我们学了古典数学。但是补习学校里两个都上。因为试卷上两个都有。两种都让我头疼。”
我和芙颂说好明天在这里补习数学。她一走，我就去了尼相塔什的一家书店，买了高中和补习学校用的数学书。在办公室抽着烟稍微翻了一下书后，我明白自己真的可以帮她。可以辅导她的幻想立刻缓减了那天我感到的精神压力，剩下的就是一种极端的幸福和一种奇特的骄傲。我感到幸福在我的脖子、鼻子和肌肤里就像是一种刺痛，而无法隐藏的骄傲就像是一种快乐。一方面我在不断地想着自己将会和芙颂一直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幽会*，另一方面我也意识到，只有把它看成我人生中的一件寻常事，我才能做到这点。
10。城市的灯光和幸福
晚上，茜贝尔的高中女同学叶希姆在佩拉·帕拉斯酒店订婚，所有人都会在那里，我去了。茜贝尔很开心，她穿了一条亮银色的连衣裙，外罩一件编织披肩。因为想用这个仪式为我们的做参考，所以她关心所有细节，接近所有人，不停地在微笑。
苏雷亚舅舅那个我总是记不住他名字的儿子，给我介绍为梅尔泰姆汽水做广告的德国模特英格时，我已经喝了两杯拉克酒，放松了许多。
“您觉得土耳其怎么样？”我用英语问道。
英格说：“我只看到了伊斯坦布尔。我很惊讶，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
“您想像的是什么样的？”
我们无声地对视了一会儿。她是个聪明女人，立刻明白说错话会很容易让土耳其人伤心的，她嫣然一笑，用糟糕的土耳其语说道：“你们值得拥有一切。”
“整个土耳其在一个星期里认识了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她像个孩子似的笑着说道：“警察、出租车司机、路上的孩子们都认识我。一个卖气球的人甚至送了我一个气球，还说‘您值得拥有一切！’。如果整个国家只有一个电视频道，成名就很容易了。”
不知道她在表示谦虚时，明白自己在蔑视吗？“德国有几个频道？”我问道。她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很是羞愧。我也说了一句没必要说的话：“每天上班时，我都会看见您的巨幅照片，它占满了公寓楼的一整面墙，很可爱。”
“啊，是的，你们土耳其人在广告方面比欧洲可先进多了。”
瞬间，我因为这句话感到万分开心，竟然忘了她是出于礼貌才这么说的。我用目光在叽叽喳喳、快乐的人群里找了找扎伊姆。我看见他正在和茜贝尔说话。幻想他们将能够成为朋友，让我很开心。甚至在多年后的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那种喜悦。茜贝尔给扎伊姆起了个外号，叫他“您值得拥有一切的扎伊姆”。她觉得梅尔泰姆的这个广告词很冷漠，很自私。茜贝尔认为，在许多年轻人因左右纷争彼此残杀、像土耳其这样的一个贫穷和麻烦的国家里，这样的广告词很丑恶。
一种夹带着椴树花香的春天气息，从那些硕大的阳台门外面传进来。下面，城市的灯光倒映在哈利奇湾的水面上，就连卡瑟姆帕夏、一夜屋＇1＇土耳其的穷人一般在山坡上用一夜时间盖起的房子。＇1＇和穷人街区也显得格外美丽。我在心里感到，自己拥有一个非常幸福的人生，而我今后的生活将会更加幸福。尽管白天和芙颂经历的一切让我感觉沉重，也搅乱了我的脑子，但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秘密、不安和恐惧。在这些穿着讲究的宾客里，不知有多少人内心里隐藏着奇怪的不安和精神的伤痛，但是在人群中，在亲朋好友之间，只要喝下两杯酒，你就会发现那些困惑我们的东西其实是那么无关紧要和转瞬即逝。
茜贝尔说：“你看到的那个脾气暴躁的人，就是著名的‘寒冷·苏普西寒冷·苏普西’。他会拿走、收集看到的所有火柴盒。听说他们家有满屋子的火柴盒。他们说，自从被老婆抛弃，他就变成这样了。在我们的订婚仪式上，可不能让服务员们穿这样奇怪的衣服，对吧？今晚你为什么要喝这么多酒？你猜，我要告诉你什么？”
“什么？”
“麦赫麦特很喜欢那个德国模特儿，一刻也不离开她，而扎伊姆在嫉妒他。啊，还有那个男人，据说是你那个苏雷亚舅舅的儿子……他也是叶希姆的亲戚……有什么让你不开心，我不知道的事情吗？”
“没有，什么事都没有。我甚至感觉很幸福。”
多年之后的今天，我甚至还记得当时茜贝尔说了很多好听的话。茜贝尔风趣，聪明，富有同情心，我知道在她身边不仅是在那些日子，在整个一生我都会感觉很好。夜里送她回家后，我在无人和黑暗的街道上想着芙颂走了很长时间。让我无法释怀、感到极端不安的是，芙颂第一次和我上床以及她的坚定。她没有半点扭捏，甚至在*服时都没表现出任何的犹豫……
家里的客厅里没人，有时我会看见失眠的父亲穿着睡衣坐在客厅里，我喜欢上床前和他聊会儿天。但现在他和我母亲都睡着了，卧室里传来了母亲的呼噜声和父亲的叹息声。上床前我又喝了一杯拉克酒，抽了一根烟，但躺下后还是没能马上睡着。我的眼前闪现出和芙颂*时的画面，这些画面又和订婚仪式上的一些情景混在了一起……
11。宰牲节（1）
半睡半醒之间，我想到了远房亲戚苏雷亚舅舅和他那个我总是记不住名字的儿子。我和芙颂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宰牲节里曾经一起坐车出去玩了一趟，那天苏雷亚舅舅也在我们家。一些关于那个寒冷、阴沉的宰牲节上午的画面，就像我不时看见的某些梦境一般闪现在了我的眼前，既非常熟悉又仿佛是一个奇怪的记忆。我想起了三轮自行车，我和芙颂一起上街，我们无声地看一只正在被宰杀的绵羊，然后坐车出去游玩。第二天，当我们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见面时我问了她这些事情。
“自行车是我和妈妈从家里带来还给你们的。”所有的事芙颂都记得比我清楚，“你哥和你用完后，你母亲在很多年前把自行车送给了我。但我也没法骑了，因为我长大了。所以我妈妈在过节那天把车带来了。”
我说：“然后一定是我母亲又把自行车拿到这里来了。现在我也想起来了，那天苏雷亚舅舅也在……。”
芙颂说：“因为是他要利口酒的。”
那次出人意料的乘车游玩，芙颂也比我记得更清楚。我想在这里叙述一下经她讲述后我想起的那次出游。那年，芙颂十二岁，我二十四岁。1969年2月27日，宰牲节的第一天。就像在每个节日的上午那样，我们都会在尼相塔什的家里请那些穿西装系领带、衣着讲究的亲戚们吃午饭。房门不时被敲响，新的客人，比如说我的小阿姨和秃头的姨父，还有他们好奇的孩子们来了，所有人都站起来和新来的客人一一握手、亲吻。正当我和法特玛女士拿糖招待客人时，父亲过来把我和哥哥叫到一边说：“孩子们，苏雷亚舅舅又在说‘为什么没有利口酒？’，你们谁去阿拉丁的店里买一瓶薄荷、一瓶草莓利口酒回来？”
甚至在那些年里，因为父亲有时会喝多，所以母亲在过节时禁止了用银托盘和水晶酒杯招待客人喝薄荷和草莓味利口酒的习俗。母亲是为了父亲的健康作出这个决定的。但是两年前，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当苏雷亚舅舅又坚持要喝利口酒时，母亲为了让他放弃这个念头便说：“宗教节日里怎么可以喝酒！”而这又在我们那极端基马尔主义者的舅舅和我母亲之间，引发了一场关于宗教、文明、欧洲和共和国的无休止的争论。
父亲从他那个装满十里拉的钱袋里拿出一个硬币说：“你俩谁去？”每次过节前父亲都会特意去银行破一些十里拉的硬币，为的是散发给过节时来亲吻他手的那些孩子、看门人和保安。
我哥哥说：“让凯末尔去！”
我说：“让奥斯曼去！”
父亲对我说：“亲爱的，还是你去吧，别告诉你妈妈……”
出门时我看见了芙颂。
“走，跟我去趟杂货店。”
那年她十二岁，只是一个腿像柴火棍、瘦弱的远房亲戚的女孩。除了那个绑在乌黑发辫上的白蝴蝶结和一身干净衣服，她身上就没其他引人注目的地方了。我在电梯里问了那个小女孩几个寻常的问题，这些也是多年后芙颂让我想起的：你上几年级？（初一。）上哪个学校？（尼相塔什女子高中。）以后想干什么？（无声！）
出门没走几步，我就看见在旁边那片空旷的泥地里，就在前面的那棵椴树下围了很多人，一只羊正要被宰杀。如果当时有现在的认识，我就会想到，眼睁睁地看着羊被杀掉会对小女孩产生不良影响，那样我就绝不会让芙颂靠近那里。
11。宰牲节（2）
但是，因为好奇和没脑子，我走了过去。我们的厨师贝科里和看门人萨伊姆卷着袖管，把一头绑着腿的羊推倒在了地上。羊的旁边站着一个围着围裙、拿着一把巨大屠刀的男人，但是因为羊一直在挣扎，所以那人无从下手。嘴里冒着哈气的厨师和看门人忙活半天终于让那头羊老实了。屠夫抓着羊的鼻子和嘴巴，粗野地把它的头扭到一边，然后把长长的屠刀架到了它的脖子上。一片寂静。屠夫念道：“真主最大，真主最大。”他比画了两下，随即快速将刀捅进了羊的喉咙。屠夫抽出刀时，一股鲜红的血立刻从羊的喉咙里喷涌而出。羊还在挣扎，但人们知道它快要死了。一切都是静止的。突然吹来一阵风，风在椴树光秃秃的枝条上发出了呜呜的声响。屠夫把羊的头转到一边，让羊血流到事先挖好的一个坑里。
我在人群中看见了几个神情复杂的孩子、司机切廷和一个正在祷告的老人。芙颂一言不发地拽着我的袖管。羊还在不时地抽动，但那已是最后的挣扎了。用围裙把刀擦干净的屠夫，原来是那个在警察局旁边开肉店的卡泽姆卡泽姆，刚才我没认出他来。在和厨师贝科里的目光相遇时，我明白那是我们那头节前买来、在后花园里拴了一个星期的羊。
我对芙颂说：“走吧。”
我们沉默着走回到街上。难道我是因为让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而惴惴不安的吗？我产生了一种罪恶感，但究其原因，我并不完全明白。
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他们都不是虔诚的信徒，我从没见过他们做礼拜、把斋。就像许多在共和国头几年里出生的夫妻一样，他们不是不尊重宗教，只是漠不关心。就像他们的许多朋友一样，他们把这种漠不关心解释为对阿塔图尔克的热爱和世俗主义。尽管这样，就像尼相塔什的许多世俗的中产阶级家庭一样，我的父母也会在每个宰牲节里让人杀一头羊并把羊肉分送给穷人。但无论是我父亲，还是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去管宰牲的事情，给穷人送羊肉和羊皮的事也由厨师和看门人负责。像他们一样，我也一直远离节日上午在旁边的空地上举行的这个宰杀仪式。
当我和芙颂一声不响地朝着阿拉丁的杂货店走去时，从泰什维奇耶清真寺前面吹来了一阵凉风，我的不安仿佛让我打了个寒战。
“刚才你害怕了吗？”我问道，“要是我们没看就好了……”
“可怜的羊……”她说。
“你知道为什么要宰羊吧？”
“有一天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