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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杰森·科尔曼博士的新闻终止于慕尼黑，他原本有一个细胞免疫学演讲，但因为“交通原因”取消了。斯坦利短暂地考虑给莱恩·辛克莱打电话，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注意，谁也说不清楚电话那头有谁在听。
包裹寄到后的第十一天，“另一个先生”登门造访。
他是一个人来的，灰色风衣让他看起来像个脱离了实体的瘦削影子，年龄在二十七岁到九十二岁之间，取决于用什么角度观察。在那个特定的四月下午，斯坦利认为他像个缺乏同情心的牙医助手。他把证件举到斯坦利面前，亚瑟·弗格森探员，中情局。我们能谈谈吗，没什么需要担心的，这不是一个正式的调查，只是资料搜集。谈什么？自然是关于科尔曼博士的，斯坦利先生，他已经失踪一个月了。
“失踪。”斯坦利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语，探员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并没有脱掉风衣，像一团凝结的雾霾，“怎么样的失踪？”
“‘没有人见过他’的这种失踪，”弗格森翻开一个小记事本，像是要确认一下自然界总共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失踪，“慕尼黑机场的监控录像拍到了他，这是能够确定的最后目击证据，没有出境记录。除非博士随身带着火箭喷射器，否则我们只能假设他使用了伪造的护照，这就让事情变得棘手了。我们暂时用鞭子把媒体抽得安静下来，但你明白这不能让他们永远闭嘴。”
“我不知道我能怎样帮你，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杰森了。”
弗格森琢磨着他的记事本，“你们是朋友。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的，但在我来的那地方，人们总是在有麻烦的时候去找他们的朋友。”
“就像我说的，我们没怎么联络了。”
探员看了他一眼，像只闻到血腥味的猎犬，“问题出在哪里，钱？性？有人没付啤酒账单？”
“他有什么麻烦？为什么中情局会对此感兴趣？”
“斯坦利先生，假如我们继续像扔香蕉皮一样互相投掷问题，这谈话的效率会低出历史记录，我可不希望浪费你的时间。回答这个问题：你确定你最近没有见过科尔曼博士吗？”
“没有。”
“花两分钟仔细想想，可疑的电话？来路不明的包裹？没有邮戳的信件？”
“没有，我很确定。”
弗格森盯着他，时间长得足以在脑海里把斯坦利拆开来又按原样安回去。他把小记事本塞回衣袋里，站起来，“你介意我到处转一转吗？”
斯坦利拒绝去想书架上的笔记本，“请便。”
弗格森在客厅里转了一圈，除了一块松动的地板之外，什么都没有碰。他走近书架的时候，斯坦利觉得街对面的邻居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了。探员凑近了些，似乎是在检查上面的灰尘，他对其中一本书发表了评论，斯坦利礼貌地敷衍了几句，后来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说了些什么。弗格森敲了敲木板，点点头，转过身来，回到沙发旁边。
“我的号码，”他把一张信用卡大小的硬纸片递给斯坦利，上面甚至没有姓名，只印着一串数字，“假如你碰巧想起什么线索，给我打电话，任何时候都可以。相信我，这是为了博士着想。”
“当然。”
外面狂风大作，弗格森竖起风衣领子，“我们会再和你联络的。”
斯坦利关上了门。
——
那辆布满涂鸦的深绿色货车不见踪影，但斯坦利还是时不时看一眼空无一人的大街，疑心重重地打量树丛和电线杆后面的阴影。只有零星几家媒体提到IntelGenes，在内页，很小的篇幅，谈论无人关心的研讨会进展，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科尔曼博士，仿佛有人给他们戴上了特制的嘴套。
他关上电脑，拉上所有窗帘，从书架上取下笔记本，翻开。杰森的字迹深浅不一，钢笔，铅笔，然后又是钢笔，有时候是整齐的斜体，经过深思熟虑的誊写，更多的时候是一团乱麻，夹杂着难以理解的缩写。斯坦利能辨认出关于神经递质药物和Apophis的内容，再往后都是他没能参与的新研究。
厨房窗户咔嗒一响，他差点把茶泼到笔记上，斯坦利匆忙把它塞到一叠报纸下面，小心翼翼地摸到厨房。侧门是锁着的，那种敲击声又传来了，有人站在缺乏打理的树篱和墙壁之间，影子映在百叶窗上。
“加斯帕，开门。”
他的动作比他想象中更快，充满怒气。访客往后踉跄了一步，差点被台阶绊倒。“谢谢，”杰森·科尔曼说，碰了碰挨了一拳的脸颊，皱起眉，“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10
10。
他不能久待，他只想取回笔记，然后马上离开，斯坦利最好也这么做，猎犬用不了多久就会追上来。他愿意解释一切，但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杰森的左眼下方有一道结痂的伤口，他时不时抬手去摸，半途又把手放下来，这个神经质的动作令他整个人都充满了一种惶惑不安的惊恐。斯坦利想起那只落进干涸水池里的老鼠，1981年初冬，那只可怜的动物抓挠着黏在池壁上的干泥块和水藻残骸，眼珠鼓凸，在积累了一个秋天的落叶里狂奔。学生们围在池边，冲它扔石头，直到园丁——一个沉默寡言的直布罗陀人——把他们统统赶走，跨进水池里，厚底工作靴踏住了老鼠的脑袋，像人们踩灭烟头那样使劲往下一拧，喀嚓一声，并不比踩碎枯叶的声音更大。
“除此之外，他需要一个休息的地方，‘只是一晚’，他说，我没有拒绝，我不能，不是吗？你必须非常残忍，才能把一个需要帮助的朋友赶出门外。他换了两本护照和五架飞机才来到我门前，两本□□，空白的157镑，有出入境记录的，350，进入地下世界的价格意外地低廉，我一直以为再高一些才对。‘拿上你的笔记本，别再在我面前出现’，第二天早上我这么说。我只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一个小小的让步，我同意送他去机场。”
“不行。”
“你必须说得具体一点，吉布森小姐。”
“关于护照的部分还可以，恰到好处的细节，但这个故事站不住脚，”吉布森在她的笔记本上画了一个方框，一条直线把它从中分成两半，“从这里开始，你和弗格森探员的证词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弗格森在报告里指出，拜访过你之后，他让监视小队撤出，只留了‘最低限度的人手’，他们记录了你的作息时间，访客，邮件，有没有扔出可疑的垃圾，诸如此类。假如博士在波士顿出现，你认为他们会毫无动作吗？”
“他可以在轮班间隙里出现。”
“这是七天二十四小时的监视，‘不管什么天气都不会漏水’，像我祖母常说的那样。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把你的证词搭建在弗格森的证词上面，只做些细枝末节的改动。再说，你的态度改变太快，上一秒如此生气，以至于要动手打人，下一秒又同意提供帮助，没有陪审团会相信这样的故事。我并不介意撒谎，斯坦利先生，但现在，最明智的举动是对你的律师说实话。”
一辆推车在门外经过，没有橡胶包边的金属轮子哐啷作响。
“斯坦利先生？”
“对，好吧，”当事人按了按鼻梁，“那个包裹，里面有一封信。”
吉布森往前翻了几页，查验之前的笔记，“是什么让你觉得有必要隐瞒这封信？”
“我担心这会让我听起来像个事先知情的同谋者。”
“还有什么是我该知道的吗？”
“只有这封信。”
吉布森打量着他，皱着眉头，就像人们用单片放大镜检查二手珠宝，在心里掂量瑕疵会不会影响价钱。在她身后，雨抽打着双层玻璃窗，云层的颜色像夹裹着碎石的泥水。
“我发誓，吉布森小姐。”
律师撕掉一页纸，揉成一团，塞进外套口袋里，钢笔尖愤怒地刮过纸张，划掉一行行笔记，“科尔曼从没在你门外出现。”
“没有，”斯坦利发出介于笑和咳嗽之间的声音，像是呛到了，“是我去找他，就像以往一样。”
——
我亲爱的朋友，信是这么开头的，自始至终没有提及这位亲爱的朋友的姓名。他用的是钢笔，墨水在劣质信纸上四处泅开，仿佛血迹新鲜的弹孔。明天的飞机，他接着写道，没有铺垫，也没有解释。我必须离开，他们无处不在，M。塔克下令关闭实验室，上周六深夜，一群穿着制服的豺狼带着搜查令闯进了研发中心西翼，她想要我的笔记，声称那是政府财产，这是一个附有巫术的字眼，我以前明白它的好处，现在我该见识它的坏处了。
婴儿尖厉的哭闹声犹如警笛，斯坦利猛地惊醒，下意识地摸了摸外套内袋，折起的信还放在里面。机舱里一片昏暗，他把遮光板往上推了六英寸，舷窗外的黑暗平滑而严密，犹如蚕茧。
诚实地说，我的朋友，钢笔在这里划破了纸，写信的人试图补救，反而弄得更糟了。在我们之间，我一直认为我是比较聪明的那一个，但事实上正好相反。你同时还是更果断的那一个，离开总是比留下更需要勇气的。这一段的末尾被涂掉了，完全无法辨认。写信人另起一行，字迹变得潦草起来。
现在是凌晨两点半，开了一瓶酒，让写信变得容易一些。我怀疑这么做的意义，也许包裹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也许再过一小时就会有人破门而入，用一个笼子把我运回伦敦，塔克会得到她想要的。阿勒颇事件过后蛇被关回铁箱里，扔进大海，这不是她想要的结果。‘既然你看守不住这些不会跑的药剂，’她说，‘MI6会代劳。交出一切’。
你可以想象我的回答。
婴儿还在哭嚎，前排的年轻父母极力安抚，一脸疲惫和困惑，似乎并不明白在毛毯里扭动着的是什么玩意。斯坦利关上遮光板，看了一眼手表，离降落还有五小时。邻座乘客在睡梦中发出含混的咕哝声。
当年的秘书长，现在的外交大臣，也许是明年的首相，塔克需要剪除以前留下的枝节，你，我，吉姆，还有莱恩，如果他跑得不够快的话。我很抱歉，我并不是故意要把你推进危险的境地里（又一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两个都从未离开过这个火坑。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我绝对不会离开IG，至少不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她不会让我活着，只有尸体才不会泄露秘密，或者把铁箱里的蛇卖给美国人。
他睡着，再次醒来，涡轮引擎的轰鸣像岩洞里的海浪。
我是从你母亲那里拿到地址的，她就像我记忆中一样优雅，坚持要送我一袋果仁饼干，对她儿子的小玩伴而言，这是一份再恰当不过的礼物。她很好，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母亲说自从‘滑雪事故’之后她就没再见过你了，关于这件事，我也很抱歉，我并不知情。
离降落还有二十分钟，稀疏的云层装点着一个苍白的早晨。
天亮之后我会先去邮局，即使他们在机场把我拦住，也得多花点时间才能找到笔记的下落。请代为保管，如果你更想把它烧掉，我也理解。现在我只希望我能顺利踏进邮局，它事实上就在街对面，但街道从未让我如此恐惧，一个空旷的狩猎场，走过去太漫长，跑起来太可疑。
海关官员翻开斯坦利的护照，扫一眼照片，再看一眼护照的主人，盖章，扬手让他过去了。熬过红眼航班的旅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