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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错过了一场雪。
她听到渺渺的歌声，看到人群聚拢，就也上前凑热闹。
走动的人比驻足的人多，围成了一个流动的半圆，半圆中央是一个没有腿的男孩儿在对着话筒唱歌。
丁吉花模糊地觉得，他不像个残疾人——其实，她没见过几个残疾人，只是觉得他不该这么好看，而且还有种很不羁的神情，像是电影海报里的人。
丁吉花看了很久。第二天，第三天，她又来到这个地方。
等到所有人都散去，只剩下他们两个，那男孩儿对她挥着手，说：“好啦好啦，赶快走啦。”
丁吉花十几年的生命里，从来没有和年龄相仿的男孩儿单独接触过，她脑海里是几年前在放映厅里看的爱情电影的片段。在生活里，她总是尽可能地减少和客人的对话，她不知道该怎样制造对话。
“天真冷啊。”丁吉花说，抱紧了双臂，脸却像发了烧一样，一直红到耳朵根。
“冷还不赶紧回去。”男孩儿的声音深沉而成熟。
“你送，我才回去。”她说。
的确天色已晚，一个女孩子独行不安全。男孩儿说：“你别看我没有腿，我打起架来也很厉害的。”他把木鞋子在空中抡着，嘴里发出“呼呼”的声音。
他坚持要自己背着吉他箱，丁吉花就帮他提着音响。热闹的街到了晚上几乎没有人，街灯也越来越稀少，有点儿寒森森的，像是街道以外的天地都已经消失，而他们却不知道，最后连街道也变成一种抽象的存在。
把丁吉花送到了宿舍楼下，她又要送那男孩儿，然而那男孩儿没有住处，两人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了一气，又折了回来。
“你不怕我是个坏人？”男孩儿说。
丁吉花低着头笑着摇头，把头发拂到耳后去，又觉得这个动作太羞答答，不够利落大方，就大声说：“不怕！”
男孩儿自嘲地一笑，说：“是啊，哪见过这样废物的坏人。”
丁吉花没说话，内心却很愤怒，不知道在生谁的气，可也无法反驳。
气氛有些尴尬，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然而沉默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像是谈话已经终结了，没有续起话题的必要。这时候，细雪霏霏，把一切声音都裹住了。
雪下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变得更大了。街上的人越发少，到了饭点儿，“维也纳风情”里只坐了一桌客人，服务员们都闲得在厨房打牌。丁吉花一个人坐在向着店门口的桌子，嘴里哼着男孩儿前一夜唱的歌。
远远地，一个短短的身影过来了，深一脚浅一脚，头发和肩膀上全覆盖着雪。丁吉花心里非常愉快，脸上泛起一层层笑意。
雪断断续续下了半个月，刚有了放晴的意思就又飘下雪花。男孩儿就在餐馆里待了半个月，从开门到关门。没客人的时候，他和丁吉花坐着说话，有客人的时候就笑眯眯地看着她忙。好像他们生来就是为了这样整日整日地交谈，彼此注视。
丁吉花买了一个电吹风机。她总是嫌自己的制服上有油渍，每晚都洗，水太冷手上冻出了疮，用吹风机把衣服一点点地吹干，热风吹在脸上如同喝了酒一样微醺。吹风机发出嗡嗡的声音，把其他人的只言片语也掩盖住了。
雪停的时候，男孩儿说自己要流浪到别处卖唱了，他站在餐馆门口，地上的雪与霜都在融化，慢慢化成一小摊污水，他就这样陷在一摊污烂里。
说是道别，他却久久地不走，屡屡欲言又止。她知道他在等着什么，她想的和他一样。
她想告诉他，从第一片雪花落在地上的时候，她心里就做了这个决定。
2
丁吉花坐在出租车上，摇开车窗，扑面而来一股热气。天一晴就暖和，她的保暖内衣贴在身上，往外蒸着汗。
“今年春天来得真早。”她对司机说。
“新闻里不是说了吗，全球变暖，北极熊都快灭绝了。”司机说。
街上的女孩儿穿得很轻很美，有的已经露出了大半截腿。早知道她也可以只穿一条针织的裙子。然而这个想法仅仅存在了几秒钟，丁吉花就觉得窘。不过三十多岁而已，她就觉得自己老态而孱弱。
她的手放在胸前，不住地去摸那金镯子。人胖了，原来镯子与手腕之间还有半指的空隙，如今全陷在了肉里，镯子上的小鱼游不动了，死了。为她戴上镯子的人，也死了。
丁吉花从餐馆宿舍里拎着一个箱子出来，一步一磕一碰地和田福福走的那一刻起，她就知道，不是他也会是另外一个男人，任她摆布，同时也让她身不由己。一个男人，把她从宿舍、家庭、工作的手中抢走，让她终身远离过去的生活，从此生死未卜、无人过问。
她跟着田福福辗转走过了十几个城市，他唱歌，原本应该她去拿着饭碗挨个朝人要，她只讨了一次，就觉得太丢人，并且，她不愿意去索要他用劳力与尊严换来的钱。后来，她就在不远处擦皮鞋，听着他的歌声，手下的活儿也轻快了许多。她在皮鞋上反复擦拭的动作，全是被一股意念支配着，平静而稳定。
他在大排档里捡吃剩的东西带给她，笑着说：他们就像原始动物一样，男人在外觅食，带回来喂饱自己的伴侣。
人处于极度的贫苦中，真就成了动物，睡觉有时在天桥下的门洞里，冬天在车站。田福福靠在墙壁上坐着睡，丁吉花在旁边躺着。长久以来，她都没有真正入眠，而是觉得沉在水底，得不断地舞着双臂才能挣扎着活下来——不知道是否是白天擦鞋动作的惯性。
她累得起不来也睡不着，全身像灌满了铅，意识却是清醒的。“冷……”她的鼻水流了出来，用手背擦掉。“这不是人过的生活。明天一早我要回家。”她对自己说。
“你回去吧。”过了好几分钟，她才听到田福福的声音，闷闷的。原来他也没睡着，而这句话又让她心软了。
生活的转折发生在丁吉花跟着他流浪的几个月之后。
电视台做一档歌手选秀的节目，一个编导恰好曾在街上听过田福福唱歌，就辗转地找到了他，让他去报名。
“太感人了！”在一家餐馆里，听完田福福叙述的故事，编导不住用筷子敲打着桌面。
而丁吉花，只记得自己很长时间没那么饱过，又是鱼又是肉吃得油都溢出嘴角，滴到下颌。吃得两耳嗡嗡的，没注意到田福福是她没见过的多话和神采飞扬。
电视台决定把田福福作为重点选手，派了摄像去拍他们俩的日常生活。跟着他们到街头，跟着他们到车站。
丁吉花从小常常设想上电视的场景，只是没想到是以这副样子，她一直躲避着镜头。
“跟镜头说两句吧，介绍一下你自己。”编导在机关枪口一样的摄像机后面说。
“不说了。”丁吉花用手捂住脸。
“就是要拍你们的爱情故事，你不说还拍啥？不拍了，走了走了……”交涉了几个回合，编导生气，让摄像收了机器。
丁吉花无助地望向田福福，他应该知道的，母亲上一次知道自己的消息还是在餐馆当服务员，如果被她看到自己现在跟着一个残疾人乞讨，该多么震惊和失望。
丁吉花希望他能替自己解释几句，没想到他也是一副愠怒的样子，脸冰冷冷的。
终于没有录成。那是两人第一次冷战，他们坐火车去了另外一座城市，在宾馆住着，一路无言。
宾馆房间里，两人分别躺在两张狭窄的床上，田福福睡得很熟，时而发出巨大的鼾声，时而喉头凝噎，时而又是尖利的磨牙声，如同一部恢宏的交响曲。而丁吉花又一次失眠了，微弱的气息如同一曲将尽的小提琴曲，已经没有旋律，只有弓与琴弦还恋恋不舍地摩擦着。
田福福很早就起床了，窸窸窣窣地穿衣洗漱。丁吉花悄声走进卫生间，看到他坐在浴缸里，身体周围浮着一圈灰色的肥皂沫。双臂撑在浴缸边缘，身体使劲向前撑着，想把自己撑出去，全身如落叶一样战栗着。
“我帮你。”丁吉花说。田福福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当作是答应。
她跪在浴缸旁边，抓着田福福的手臂，想把他拉住，同时说道：“我不想去录了，你跟他们去说，还是我自己去说？”
“不是特地交代了，一定要两个人一起上台。”
她感到他的肌肉一下子变得紧张。
“我身体不舒服。”她说。
田福福一下子发了脾气。“不舒服你就走啊！不要你帮，你走啊！”他大吼道，用蘸了水的毛巾去打丁吉花。她躲闪不及，被砸了一脸，半边脸都红了。
两人一直是互为父母的状态，全力维护和照顾对方，可那一整个早上，田福福极任性，滴水难渗，任何言语都入不了耳。
田福福被电视台的车接走，丁吉花在宾馆的床上躺着，看着窗外明亮又复黑暗，她的眼睛是房间里唯一亮着的灯。
他回来的时候，看到她恬静安详地躺在床上。他爬上她的床，全部身体的重量压在她的身上，粗硬的头发蹭着她的脸，有力的手去抓她的乳房。“你不知道你老公有多出风头！”他说，气息吐在她的耳郭里。
他进入她，木桩子似的进入她，一撞一撞，要把她撕扯成两半。
雷电风暴都已经结束，他全然忘记她曾经激怒他，忘了自己为什么生气，甚至忘了自己生过气，像孩子一样讲述自己精彩绝伦的一天。
3
“去哪儿？”火车售票员的声音透过话筒传出，像过了铁一样冰冷而坚硬。
丁吉花抬头看了下大屏幕上跳跃的列车时刻表，半晌，说：“武威。”
武威是田福福的老家，他在那里生活到十几岁。在两人流浪的日子里，有很多个极度困倦而睡不着的夜晚，他就给她讲他在老家的故事，讲祖父，讲还有腿的时候常常去爬的几棵树，讲谷和粟、苞米和草。
“等我们生活好了，我就带你回我们老家。”田福福说。
可生活永远没有“好”的时候。生活不好，便忙着让它好起来；等生活好了，又得让它维持着好，变得更好，人也更忙。
田福福第一次上电视，参加电视选秀，虽然没有得到冠军，可也走得足够远——足以让他不用流浪在各地的街头卖唱，而是被餐馆和酒吧请去当常驻歌手。丁吉花也在一个美甲店找了份工作，两人在美甲店附近的筒子楼里租了第一个家。
美甲店只有两个员工，丁吉花一天工作十个小时，饭是楼上的饺子馆送来的一盘半凉的猪肉白菜饺。看久了那粉色的墙壁，又吸了一天化工的香味，丁吉花嚼着卫生纸一样的白菜，直眩晕想吐。
美甲店开在大学附近，客人不断，她整日整日地低着头，猛地一抬头，看到墙上一个巨大的女人的手，鲜红的长指甲逼迫过来，像是要扼住自己的喉咙。
每天她回家的时候，田福福正准备出门唱歌，两人如两艘驶往相反方向的船，在交错时已有一瞬离得很近，可彼此却连挥手的工夫都没有。
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待着，她一盏挨一盏地打开所有的灯，又一盏盏灭掉。日子已经比几年前好多了，到底对什么不满，她自己也不知道。
“要惜福！”她在心里对自己说。
田福福回来的时候，她往往半睡半醒，有时连续在床上搜寻几个小时，才能摸到那熟悉的残余的肢体。
“我不想这样下去了，我想回家了